瘟疫如何改变历史

徐瑾2020-12-14 15:28

(图片来源:IC Photo)

徐瑾/文

在历史上,一谈到西方在大航海时代的征服,大家很自然的想到的就是坚船利炮,也就是说,依靠技术的力量获胜。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1520年。当时的西班牙人科尔特斯,以600人的力量,征服美洲阿兹特克帝国。后者的文明程度已经不低,并不是传说的野蛮人,有自身的宗教传统。阿兹特克文明与印加文明、玛雅文明并称为中南美三大文明,而且人也不少,最少估计也有数百万。不仅如此,西班牙人除了在武力上击败了阿兹特克外,在信仰上,看起来也轻易征服了后者。

一个好的历史思考者,必须善于提出问题,在似乎没有疑问的地方提出疑问。问题来了,首先,当时欧洲枪炮或者战马的力量,其实也没有那么厉害,难以抵消上万倍的人力劣势,那么西班牙人怎么做到的?在今天,答案已经不新鲜了,那就是天花等病毒。这一“致命杀手”的存在,使得墨西哥城中疫情无处不在。后来的研究表明,瘟疫甚至在5年内杀死了八成的阿兹特克人。

问题是,为什么西班牙人自己不得病,阿兹特克人就几乎被团灭?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依赖瘟疫研究的成果。在过去,瘟疫研究是比较专门的历史门类,主流历史学家很少把目光投向小小的瘟疫。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 Neill),就看到了别人没注意的脉络。他从研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就发现瘟疫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写了《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5月)这本书。

回到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的对决。为何瘟疫只杀死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却毫发无损?这对于当时的人很难理解。你知道,对于很难用理性解释的事,人们往往会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显然,美洲人会认为,上帝站在西班牙人这边,而古老的印第安神灵,好像已经失去神力。

这一经验,在美洲历史上反复出现。每一场来自欧洲传染病的造访,几乎都出现一个结果,那就是传染病一边倒,只伤害美洲印第安人。所以,在17世纪,一位德国传教士这样说,“印第安人死得那么容易,以致只是看到或闻到(smell)一个西班牙人就会使他们魂飞魄散。”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对当地人的心理冲击何其之大。因此,西班牙不仅在军事上轻易征服美洲,而且在文化也征服了美洲。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答,为什么美洲土著没有属于自己的本土疫病,以对付入侵的西班牙人?背后的答案,就在隐藏人类与传染病的互动史中。

在地球上,疾病和寄生物无处不在。人类的生命存在于一个巨大的平衡体系。这种平衡系统,由微小寄生物和巨大寄生物构成。所谓巨大寄生物,主要是指同类中的其他人,比如贵族之于农民;微寄生物,是指微小生物体(病毒、细菌或多细胞生物),它们往往是引发瘟疫的根源。

人类和寄生物之间的平衡系统,很脆弱,也很容易被打破,气候、饮食习惯、人口密度和交通方式等多个因素,都会影响这种平衡系统。

人类的互动,不仅带来了战争与贸易,也带了病毒的流行。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最早的天花记录出现在大约3500年前,之后十字军东征把天花从亚洲带到欧洲,导致天花在欧洲肆虐多年。按照学者研究,欧洲最惨的时候,每百年,就有大约5亿人死于天花。据说,亡者包括俄罗斯沙皇彼得二世、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及奥地利的约瑟夫一世等君王。与天花的长期相处,逐步令欧洲人拥有了免疫力,因此,16世纪来到美洲的西班牙人,在天花免疫力方面,对当地人自然就有了很大的优势。

对比之下,美洲印第安人一直相对封闭,在历史上并没有遭受天花之类磨难。当他们16世纪加入亚欧大陆的流行疫病圈时,可谓措手不及。可以说,病毒来到一个新地方,往往意味着当地人的悲剧开始。甚至,旧大陆上传染性较轻的疫病,到了缺乏后天免疫力的新大陆,就变成了当地人致命的杀手。

可见,旧大陆或者西班牙人的免疫力,也是付出相当代价之后才获得。人类文明最早是农业文明。作者谈到,古代血吸虫病泛滥的地方,容易造成农民出现无力和疲怠的症状,使得农民不能长时间地在田里劳作,也无力胜任抵抗军事进攻或经济掠夺等任务。农民与农民的巨大寄生者,也就是为战争和征服而武装和组织起来的掠食者,人类同类之间也达到了平衡了。从这样的生态角度,来思考国家、征税和掠夺的问题,确实提供了比较有趣的思维。

对应在人类历史上,可以看到这种平衡探索的迹象。很多史料都记载过各类瘟疫,留存至今的关于传染病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圣经》中,往往借助瘟疫来昭示上天的旨意,比如在亚述军营中杀死18500人的天谴,直接导致亚述国王西拿立即丢下耶路撒冷,从犹太王国撤走。这类事件,被披上“神的天谴”的外衣,其实本就是瘟疫,也明确地记录了人类对于灾难的记忆。

古代中东,作为文明的摇篮,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区和最大的人口集聚区。因此,它出现传染病的记录也最早,而传染病与人类宿主达到平衡的时间,也更早。在公元前500年,也就是经历最早瘟疫记录1500后,中东瘟疫稳定了。也就说,微型和巨型寄生平衡,得到充足时间和机遇,最终在农村和城市生活中稳定下来。

此刻,中东外围的文明圈对应着三类不同的自然环境,分别是黄河流域的冲积平原、恒河流域的季风地区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作者认为,他们在中东之后很久才支撑起文明的社会结构。到了公元前500年,这些地区的生态平衡仍不够稳固。

在原有系统中的人群经历过多次疾病之后,往往具备某种免疫力,一旦这样的人到了新的大陆,也许就会带来新的伤害。类似西班牙人这样,一旦他们远渡重洋来到美洲,就是印第安人的厄运的开始。麦克尼尔指出,每一个文明区内都存在不断变异的微寄生关系——到公元纪年开始时,至少有四个不同的文明疾病圈已经形成。这意味着,每一个疾病圈内的传染病,一旦越出固有的边界,都可能造成极端破坏。

中国文明发展,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北方人对于南方的发展。麦克尼尔也注意到这一趋势。他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南方那么好,农业生态利于定居,气候也好。那么,中国人在移居南方方面,为何如此迟缓?作者认为,阻碍并不是因为政治、军事障碍,而在于疫情因素。在黄河流域,寒冷干燥的气候,杀死了那些无法借助冬眠抵御漫长严寒的寄生物。如此情况下,南方来的寄生物难以幸免。对比之下,秦岭以南的长江流域却没有这样的条件。因此,习惯于北方疾病环境的人们,在适应南方的疾病环境时,不得不面临着可怕的问题。

除了西班牙的案例,类似的情况还很多。比如早在公元前,雅典大战斯巴达,当时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使得雅典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最终影响了地中海世界的走向。再比如,1870年普法战争,因为天花病毒,两万法军丧失作战能力,而普鲁士这边,则因为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因为黑死病暴发,英国军队退出了对法国和凯尔特人的侵扰,类似扩张直到16世纪下半叶的伊丽莎白时代,才开始恢复。而日本人也经历了黑死病的侵扰,直到13世纪以后,人口从黑死病中恢复,对在岛内虾夷人和朝鲜的扩展,才开始再度频繁。

这种视角去看历史,自然会折射出不同的颜色。我们今天谈起瘟疫,无论流感还是天花还是霍乱,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因为毕竟没有在我们身边出现很大的破坏。事实上,在历史中,这些病毒一度影响却非常大,大于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或者过去的非典。

为什么不少历史学家在看历史时候没有深刻意识到瘟疫的重要性?原因在于缺乏对于瘟疫经验的感同身受。现代人在经历多次瘟疫之后,对于不少瘟疫已经有强大免疫力。历史学家也是人,他们习惯性从自身经验出发,因此他们往往认为,古人的对瘟疫描写存在夸张。

事实上,现代医药以及医疗系统的出现,才改写了人类命运。技术和疾病之间的竞赛中,人类终于不再那么被动,甚至喊出了消灭瘟疫的口号。不过,麦克尼尔指出,这类竞赛绝不会出现一边倒的结局。也许新冠肺炎疫情,正是提醒我们这一点。

从生态学而言,相互依赖的物种会对气候和物质环境的变化做出不同反应。麦克尼尔提醒我们,人类因为进化,以胜利者的姿态取得新的生态地位,位于生态食物链顶端。但总体来说,人类并没有改变生态系统本身。更不用说,对疾病、食物、人口密度、居住方式等相互关系与致病机制,其实还存在很多未解之谜。《瘟疫与人》出版于1970年代,很多史料和方法也许不新鲜了。但是经典的意义,除了观点,更在方法论。麦克尼尔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那就是从长时段全球视野审视瘟疫的视角。正如《纽约书评》所言,这本书从此扭转了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历史还是那些事,诠释的角度不同,世界可能就不同了,这就是认知迭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