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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佛教中国滥觞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有认为，在秦汉之前，春秋战国之时。

王嘉《拾遗记》说，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国即印度，有术士来朝，“五年乃至燕都”，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三》说是“佛法入中国之始”。《列子﹒仲尼篇》有“丘闻西方有圣人焉”，唐人道宣便在《感应记》中得出“孔子深知佛为大圣”的结论，可经考证，今本《列子》是晋人的伪作。

据隋朝《历代三宝纪》记载，秦始皇四年，曾有沙门十八贤者携经来传教，被始皇囚禁，半夜，金刚破狱，十八沙门皆逃。貌似荒诞，但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中指出，秦始皇与阿育王同时，阿育王曾派遣宣教师到各地传教，那时，中印之间已有海路交通，所以派遣的教师也许有至中国的。不过，来者命运也不会比被坑之儒的好，唯有逃生而已。佛教于始皇时传入，有可能先在民间流传，秦因其蛊惑乱法而囚之以监狱，但囚不了佛法的种子。

佛法的种子，有可能就混迹于神仙术中生长，潜移默化，到了汉代，便悄悄发芽，汉武帝时，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但游仙之心常在，汉人对佛，大概多以神仙视之。佛像出现于希腊化之后，阿育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似乎未带佛像来，有可能是来自恒河流域的原始佛教，若从海上来，则为南传一路。

后来的汉传佛教，从西域来，为北传一路，由恒河北上，从南亚往中亚，从兴都库什山抵天山，从犍陀罗至敦煌，伴随佛教，将希腊化世界同中国式天下连接起来，以中国丝绸、印度佛教还有希腊化货币为纽带，维系着东西方横跨欧亚的一个世界格局，有全球一体化趋势，经过希腊化和中国化以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就用佛法表达。

中国引入佛法，就是对世界历史统一性的追求和表达，由天下观走向全球一体化，此固然与汉唐时期通西域的历史活动有关，带有明显的王朝地缘政治意图，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跟中国传统文化的抱负有关，对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有一种使命感和民族性的诉求推动。

中国文化对于佛法的追求，是从中国皇帝的一个梦开始的。

东汉永平年间的一天夜里，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金人。身高六丈，后脑发光，从空中飞来。明帝说给大臣们解梦，有人说：所梦者，即天竺圣人。明帝赶紧遣使，从洛阳出发，前往天竺，去求佛法。汉使过天山越葱岭，辗转至大月氏，遇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于是，白马驮经，与使者东返，在洛阳城正西门外，依据天竺旧式，建造白马寺。

此前，中国人与佛教虽也有过接触，如张骞通西域时，已知天竺与中国有交通，还有汉哀帝时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但这些，均非中国主动获取，而是被告知被传入，第一次西天取经，就从汉明帝开始，取来的第一部经书，便是《四十二章经》，此经，由摄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合作，在中国第一寺——白马寺译出。

为传教方便，二人从编译入手，选佛陀语录，以一段话为一章，共四十二段，即《佛说四十二章经》，然后描绘佛像供养，由是，东土佛法僧三宝具足。

中国佛教的历史由此开端，有了第一个寺院，第一部经书，二僧居中国，传佛法，住洛阳白马寺中，并逝于中土。

《佛说四十二章经》语录，形式上颇似《论语》，是二僧因势利导，面对儒生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儒佛相通？总之，梵文译成汉语，就被汉化了。

《佛说四十二章经》题目七个字，佛是人，四十二章经是法。佛说为经，“说”，悦也，即悦所怀也，就是将自己的心喜道出。

其实《佛说四十二章经》并非小乘家言，来自西域的佛法，无论其希腊化，还是中国化，都是但求统一，无分大小，因此，汉传佛教所谓“大”，是大乘与小乘合流，并非将二者区分开来。

王权分裂佛教

以汉传佛教为大乘者，是包含了小乘在内的。实际上，被认定为“小乘教”者，从来就不肯承认自己为“小乘”，单方面指定，是“大乘教”对其他派佛教的歧视和贬称。

正如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佛亦如此。佛陀时代，以佛为师，称为“根本佛教”，其律制，乃“尊上座而重大众”，以长老居上座，但开会时，则依大众决议。

佛寂后，大迦叶在王舍城集结，优婆离诵出律藏，阿难诵出经藏，而无法参与此次结集的大众，却在附近二十余里处，发起万人大结集，称为界外结集。

佛教各部派，都记载了佛教僧团的此次分裂，成为部派佛教的开端。若仅为僧团内部分裂，还好弥合，大迦叶号召“第一次结集”后，至佛灭百年，“第二次结集”时，佛教僧团已分为传承经法的阿难系僧团和传承律戒的优波离系僧团。阿难系僧团传传教于北方；优波离系僧团传教化于东方和西方。两大师承，三大僧团，共承佛陀教法与律戒。

王权介入，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参与进来，使得僧团“根本分裂”。当时，孔雀王朝首都华氏城，阿育王在城内建鸡园寺，供养十方僧众。

三大僧团共居一寺，产生分歧，优波离系僧团大天，升座说戒，诋毁阿罗汉，与阿难系僧团起了争执，阿育王闻之，问大天：孰非？谁是？我等今者当何选择？大天回答：听大多数僧人的意见，就会消弭争端。阿育王遂分二部，令众僧自选，分别居住，年高位高者择居一处，人数少，是为上座部；年少者位卑，但人数多。

阿育王听从大天的建议，论是非，断对错，从众不从贤，倒有那么点少数服从多数的意思。然而，在一个需要思想与信仰的领域，是追随贤者，还是发动群众？值得一问。

追随贤者，说明你对真理还有谦卑的意愿，对宗教应不乏信仰，反之，走群众路线，则是王权的一种本能，而阿育王正是这样。王权对于宗教，往往别有怀抱，总不离政教合一，他派人去数了数人头，就像裁判那样做出决定，宣判孰是孰非谁对谁错。

贤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群众成为英雄，群众背后，王权才是赢家，先是作为调停人，继而作为仲裁者，他把那说多长就有多长的手腕伸到人性的薄弱处，去揣摩宗教的命门和软肋，有时也会在历史的幽暗处抛下权力之锚，让宗教的破船行驶血账。

阿育王竟然真这样做了。诸贤被群众反对，便要离开鸡园寺，阿育王便下旨：要将贤者们引到恒河边，用破船载他们，中流坠溺，来检验贤者们究竟是圣人还是凡人。

果然船沉，贤者们在大河中央，各起神通，竟然也有种种奇迹发生……据说，阿育王深生愧悔，气闷而绝，昏倒在地，被水泼后，才苏醒过来，赶紧派人去寻诸贤所在，使者还报，说诸贤已至迦湿弥罗，即犍陀罗。

阿育王想请他们回来，被他们回绝了，这故事，出自《大毗婆沙论》卷九十九。什么叫“毗婆沙”？佛学中，对于经的注释称优婆提舍，对于律及论的注释称毘婆沙。在迦腻色迦王时，结集造《大毗婆沙论》的，是五百罗汉。

在恒河流域崛起的孔雀王朝，对于佛教，有一种民族性的乡愁。它在同希腊化世界的对抗中兴起，所以，没让佛教跟着希腊化走。

它让佛教说着摩揭陀国的方言——巴利语，散发出恒河流域那一方水土固有的乡愁，那是亚历山大大帝从未能征服过的乡愁，那是未被希腊化污染过的乡愁，它曾经用武力把佛教带到那个缤纷的希腊化世界，却不肯使之脱离原始佛教的恒河乡愁。

阿育王没被希腊化，所以，他倡导的佛教很难进入希腊化世界，因而将传教的重点，从中亚转向东南亚，开辟出南传佛教一路，这一路，最远来到了中国。秦始皇帝时，有关佛教传教士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但传教士很快就从中原匿迹了，只留了个受迫害的传说在那边，最后落脚处，就在滇傣间，未能发展出来。

为什么南传佛教在中国未能进入汉传佛教的主流？根源就在阿育王第三次结集时，那一场未遂的谋杀。北归的阿难系僧团的幸存者，对此念念不忘，以至于过了三百多年以后，到迦腻色迦第四次结集时，还将此次罹难写入《大毗婆沙论》中，而此时的孔雀王朝，早已灰飞烟灭，退出了历史舞台，与之对立者，唯有南传佛教，故不往来。

佛教世界观——大乘

新的王权又介入了佛教，那是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鼎盛期与汉朝、罗马、安息并称四大帝国。

迦腻色伽王使贵霜帝国达到鼎盛期，他第四次结集，对上座部佛教作了总结，确立了一切有部对于佛教的主导地位。但新王权的目标未止于此，对于佛法和世界历史有更高的追求，正是这一追求，推动了大乘佛教的兴起，形成了第一个以思想观念连接世界的世界性组织和世界观体系。而此前，东西方分离，天各一方，中国思想和希腊思想分别发展，孔子和苏格拉底，还有佛陀，他们各说各的，谁也不知道谁，柏拉图学园与稷下学宫，各自存在，互不影响。

可第四次结集以后，世界就改变了，希腊化世界和中国式天下通过佛教世界观走到一起来了，希腊思想以佛法的形式，希腊艺术以佛像的样式，潜移默化，都进入了中国，对中国的思想和艺术产生影响。如果说丝绸以物质文明的样式把世界联系起来，那么佛教则以精神文明的思想的方式把世界统一起来，形成新的佛教世界观和世界体系。

对于世界历史统一性的追求，或者叫全球一体化，东西方早就开始了，在西方是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东方是中国的秦始皇帝，他们都是靠着武力征服，各自征服了半个世界。

亚历山大大帝，自西往东，所向披靡，但终究未能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东亚，甚至连恒河流域也未到达，就在人心思归的怨声中，调转马头回去了，亚历山大大帝一死，帝国便解体，留下个四分五裂的希腊化世界。秦始皇帝也如此，他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也是自西往东，再往东，到了渤海边，就到天尽头了，于是，也调转马头，也死在回去的路上。他一死，帝国也崩溃了。但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并未解体，秦朝很快就被汉朝取代。

在印度，与秦朝大约同时，孔雀王朝也统一了印度，并从恒河流域出发，通过弘扬佛法，开始了对世界历史统一性的追求，可阿育王死后，孔雀王朝就分裂了。

看来，真正能表达世界历史统一性的，不是这三大帝国中的哪一个帝国，而是从恒河流域兴起的佛教，三大帝国消亡后，佛教还在，婆罗门在印度本土教复辟了，佛教就往南去，向北走，形成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两条路线，彻底走向世界了。对于佛教而言，这两条路线都是成功的，但相比之下，北传一路，由于希腊化世界与中国式天下的加持，而有了更为深邃而辽阔的世界性，要将这世界性表达出来，传统佛教无论上座部还是大众部，都显得捉襟见肘，均落入小乘范畴，要使一切有部化有为空，世界历史的统一性惟大乘可求。

大乘，是对世界历史统一性的表达，它对于人类的担当，要有菩萨。而菩萨就是能够成佛，可以解脱，却偏要留在人间以担当人类的罪与罚而普度众生者。

衡量菩萨，要用历史观，而不是宇宙观，要以历史尺度，从历史的进程中去寻找真人，而不是用宇宙尺度，从华严大数和无量大数中去推算轮回与转世的劫数。

王者迦腻色伽，就是佛教思想转型的推动者，他从自己的历史活动中，找到了一位菩萨，就是那位对一切有部经藏作了总结，并执笔综述由五百罗汉集思的《大毗婆沙论》，且从有入空写了《大乘起信论》的佛教诗人、思想者马鸣菩萨，这位菩萨，是王权之间交易的产物，是战胜国贵霜王朝向战败国印度勒索的战利品。

那时的马鸣，以辩才比丘闻名，据说，他运思如电，辩舌如剑，辩风所及，无不披靡。可有一天，来了一位胁尊者，仅用了一句话，便将他击倒。

尊者说了什么？他说：应该让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国土丰乐，无灾无患。放在入世的中国文化里，这句话其实很平常，无非家国天下，儒家老这么说，道家也这么讲，可在印度就不太一样，对于习惯于出世想法的印度人来说，那是一种新思维。

印度人活在世上，却充满了出世思想，用宇宙观表现神性思维。而中国思想，则以历史观出场，于通古今之变中表现家国情怀，对此，马鸣居然无言以对。

这话是个契机！习惯于出家的印度思想，怎会有家国情怀？以出世为归依，追求长寿还有何意义？这是个中国问题，却要佛教来解答，佛教的中国化，以此一问缘起。

马鸣从此追随胁尊者，由外道入佛教，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与其说他是来传教的，毋宁说是来搞宗教改革的，而改革的契机，是因为中国，中国需要佛教，佛教也需要中国，汉传佛教，成为了佛教发展的新目标。

新目标，决定了新方向，新方向产生新佛教，以中国为参考，对佛教有了一个新的划分，能回答中国问题、使佛教中国化的是大乘教，不能回答的便是小乘。他的新思维，要有个新世界来怀抱，在原教旨的大本营里，根本用不着点燃新思维的火苗。

刚好，贵霜王带着军队到恒河流域来了，将中天竺王城围住，要求三个亿的战争赔偿。天啦！我们哪有三个亿的金钱？可你们有两件宝贝，可以抵两亿。问：哪两件？曰：佛钵与马鸣，各抵一亿。就这样，马鸣作为战利品，被带回贵霜王朝。

凭这两件佛宝，迦腻色伽搞定了佛教，一件是佛祖遗物佛钵，为各派所宗。另一件是个活人，能继往——为佛教集大成，能开来——开创世界历史性的新佛教。

所以，当第四次结集时，马鸣出手了。据说，《大毗婆沙论》就由马鸣执笔而成，因为《大毗婆沙论》中的偈颂，多与马鸣之诗《佛索行赞》相同。

若谓《大毗婆沙论》还是继往，那么《大乘起信论》就是开来。“起信”，是建立信仰，“大乘起信”，就是建立“大乘”信仰。信仰的源头，当然还是在佛陀那里，要像佛那样为了全人类的命运而思考。

马鸣的思想，就是回到佛的思想起点上，从头开始讲，不是作为传教者来讲，而是作为开创者来讲，发出大宗师关注人类命运的光芒。

他要像佛陀那样，在自我的觉悟中，把个体性与人类性统一起来，经由普度众生，达到自我解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于是，在丝绸之路上，在世界历史的统一性里，出现了与佛教有关的两个最世俗化的形象，一个是在希腊化世界的金币的两面上出现的佛陀与迦腻色迦王的形象，还有一个就是在丝绸之路上被中国民众奉为蚕神的马鸣的形象，它们体现了佛教对于世界历史统一性的的担当。

（作者近作《文化的江山》第五卷（与李冬君合著），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