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无情的情人》剧照    图片源于网络）

——访《无情的情人》导演陈国军

王小鲁/文

2020年10月下旬，笔者在一次学术放映上观看了陈国军导演的《无情的情人》（1986），这部影片的主演和制片人是刘晓庆。笔者以前做八十年代电影的研究，知道《无情的情人》是一个重要的片例，却一直无缘得见，因为这部影片在北京、上海等地放映（1986年）仅两天之后，迅速下架，所以后来一直没有观看机会。此番看过之后，又经刘冰鉴导演引荐认识陈国军先生，我们对此片做了深入交谈，了解了该片情况，也涉及他和刘晓庆女士的情感故事。

陈国军和刘晓庆的私密情感故事在1980年代一度被公开化，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当时街谈巷议，在冷媒体时代——主要依靠于报纸、出版和传统电视传播的时代，他们两人是不折不扣的流量明星，达到了当下热媒体微媒体时代的传播广度。这一切的发生，都有着时代的因缘，而他们的关系也促成了中国（至少是1950年代以来）第一部独立制作的影片的产生。

这在当时是开天辟地的事情。第一次的独立制片其实是时代激情的产物，而这与个人的爱情又有着紧密的关联。所以当笔者向陈国军询问其八十年代的罗曼蒂克往事，再次发现了这种情感在那个时代的意义——它和电影创作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爱情以及情感交往的方式在当时富有禁忌色彩，而他们共同制作的电影《无情的情人》也同样是在挑战固有体制和规范，我认为这部电影是他们之间爱情的产物，是八十年代的一个文化私生子，也因此它的出生异常艰难。笔者和陈导的对话，讲述了这一从爱情到电影的过程。

《无情的情人》拍摄于四川阿坝，一个类似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藏区，一对青年男女——多吉桑和娜梅琴错相爱，后来发现他们的父母原来是仇敌，然后彼此产生恨意，女方打死了男方，但女孩最终也被他者杀害。这个电影是根据1959年发表的徐怀中先生的同名剧本改编，但对原作进行了巨大改变，首先它削弱了原作中的阶级斗争，另外也将两位青年男女的爱情轨迹进行了修改，变得更为曲折，更为强调了爱情的永恒价值。另外，本片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暴力成分，虽然本片最终表达了对仇恨的否定，但仍然不可避免呈现了视觉上的刺激感。

在那个年代，电影仍然会被作为现实的再现来加以要求，所以审查十分严厉。完成片被剪25次，最后终于得以上映，但上映两天后，旋即停映。

陈国军导演的叙述里充满了1980年代的生活细节，但在笔者看来，每句话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意味。他讲述八十年代第一次在哈尔滨走穴，当时一起走穴的还有达式常、达奇、杨雅琴，当我们有充足的历史感，知道这些人是《春苗》、《吉鸿昌》、《地雷战》、《苦菜花》等影片的主演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社会转型的巨大波澜。

《无情的情人》作为六七十年以来国内的第一次电影民营化尝试，其中包含了个人主体性的艰难实践，其间的遭遇堪称离奇。关于这部影片的内涵，以及陈国军、刘晓庆的电影行动，在今天来看，其意味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深长。1984年秋天的一篇报道中说：“刘晓庆拟拍的《无情的情人》，是以过去没有过的组织形式出现的，这部片子，将由深圳市长粱湘、珠江电影制片厂厂长吴长城和香港南方影业公司老板徐敦乐出面资助，由刘晓庆个人对投资者直接负责，全权使用经费，选请导演与演员，组织班子，自任主角，陪唱插曲等，这也叫独立制片人，这个尝试，在我国的电影界可算是种新鲜的改革。”

刘晓庆在1988年出版的《我的苦恋》中说：“我作为独立制片人摄制的影片终于同广大观众见面了，虽然删去了‘独立制片人’的字幕，但独立制片这种形式确实存在过的事实却谁也不能否认。虽然独立制片并不是什么创造发明，但在建国以来的电影界确属首次。为此，我感到得意。”

可见，刘晓庆对于自己当年独立制片人的身份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而这种很多年后我们才熟悉的制片模式，却是由一个绯闻明星和她的绯闻男友（其实彼时他们已经结婚，但不曾对外公布）所创造的，笔者认为，这是一段中国电影史中特别需要强调的历史。

访谈

王小鲁：如果做1980年代电影研究，《无情的情人》是一个不能忽略的片例。看片之后，我的第一感受是，如果没有充分的历史感，今天的人都会觉得非常奇怪，这个片子怎么就在当年遭受了那么多的波折并最终被禁映了呢？而且这部影片制作完成的年代已经是1980年代中期，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所以更是不会理解。《无情的情人》最早的剧本我也看了，作者是军旅作家徐怀中，他在西南藏区工作很多年，这部作品是在1959年发表的。我想了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制作这部电影的想法？这部50年代的剧本对于你们来说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陈国军：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也非常愿意谈我的导演处女作《无情的情人》。虽然过了这么多年，关于这部戏的事情历历在目，恍如隔日。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抓这个剧本？在文革后期，由于我跟晓庆同志参加了《心灵深处》的拍摄，在当中可能互相吸引，两个人有了好感，当时每个人的爱情观还是不一样，浪漫的成分比较多，还是普希金的那种情怀。另外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比如丹东的那次踩踏事件，在这里面，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军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虽然说也冒着风险，但还是把她从人群里——不要说救了出来——弄了出来，可能两个人通过这种接触之后呢，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说心里话，那时候晓庆已经离婚了，而我不光彩，因为我当时还有家庭。当时在长影，谣传说晓庆是某某领导人的儿媳妇。因为这个因素，厂里很重视，所以对我进行了“帮助”，当时有一种说法，可能我是要进监狱的，我当时的爱人看到这个情况，就同意和我协议离婚了。所以最后再开会的时候，我就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现在我已经单身了。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长影不把我整那么狠，可能大家走到一起的劲儿还不那么足，这种逆境恰恰激发了我和晓庆内心的一种反抗心情。

所以最后就找了个借口，把我借调到北京，让我离开了长影，我就成了一个北漂。我没有前途，那个时候正好赶上了改革，深圳有很多新鲜消息传过来，电影能不能有所突破呢？我虽然是演员，晓庆也知道我非常爱看书，我们共同写了几个剧本，她认为我可以在这方面有所发展。我当时也不甘心做演员，因为演员太被动。后来朋友介绍我们去了一趟广州。在广州见了很多好朋友，当时的拓荒牛梁湘市长，招商局袁庚，还有很多人，他们都谈到中国电影也要走出去，也要改革开放，路在哪儿呢？当时的电影厂都是国家体制，刚解放时的一些公私合营的电影厂已经没有了，那么能不能在电影中开拓出一条路？那时我记得很清楚，梁市长说在原来光明养牛厂的地方，也划出600亩地来搞中国的好莱坞，当时请我跟刘晓庆过去，投资各方面一路绿灯，唯一一点就是要我们两个从北影厂离职，下海嘛，但真心话，我们没敢，真的没敢。那时候不知道中国电影会改成现在这样。

所以先从一个实际的东西入手，后来我们打算拍个电影，找社会融资，离开这个电影厂之外去拍。大家想的第一个就是《无情的情人》，是几度要被搬上银幕的，这剧本是现成的，其中女主角娜梅琴错又和晓庆非常合适，另外我们喜欢高原雪山蓝天白云。其实这个电影讲的就是中国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两家世仇，最后他们相爱了，由于他们不能释怀，冤冤相报，最后被第三者黄雀在后，把他们都杀了，是个悲剧。

这个作品吸引我和刘晓庆的地方，主要是它写了一段青年的爱情故事。现在爱情对年轻人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但十年文革是不能谈爱情的，所以对爱的曲解、渴望、压抑都非常深重。我后来离开长影，也是因为爱情。

当时虽然很多人结婚生子，但是没有尝到爱情，爱情是奋不顾身，是可以冲破一切的，那种心花怒放的感觉才叫爱情，因为《无情的情人》是一个爱情的故事，爱情的悲剧，我觉得这一点吸引了我。对爱的崇敬和渴望，所以选择了这个电影，这点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当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王小鲁：您说得这些跟我的感受也非常一致，因为我很早看过那本《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1997年版），大家一般是把它当成八卦来看，后来我感觉它和王尔德写给情人道格拉斯的《狱中书简》十分相似，那是一本控诉爱人的书，但书里面其实充满了爱意，里面有一种激情澎湃的东西。今天你讲的印证了我当时读那本书留下的印象，其实是你们两个人的爱情把这部电影给发动了，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我觉得要研究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和明星，特别值得研究的一个是刘晓庆，一个是巩俐，她们可以看作时代精神的化身，她们所扮演的电影角色，以及在真实生活中都非常具有自己的个性和主体性。但是当年，刘晓庆的故事是和你共同碰撞出来的，包括后来的风波，这是一个带有一定禁忌和冒犯精神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行动和电影的关系值得研究，不是从纯粹的八卦和电影艺术的角度来研究它。

因为这个剧本在最早发表之后是被批判的，文革后北影要上马，但几次下马，证明这里面在当时仍然有一些比较先锋和禁忌的东西，但是你们仍然敢于去尝试这个剧本，而且刘晓庆去独立融资，也有为了爱情和热爱电影的原因，她因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独立制片人。因为我后来研究独立电影，所以对于您书中所描述的第一独立制片人这个情节，我一直记着，并且经常跟别人说，我觉得大家都半信半疑。但这是真实的。另外，刚才您说到的“丹东踩踏事故“，能否再具体讲一下？

陈国军：我第一次在长春电影制片厂见刘晓庆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她已经拍了很多戏。《南海长城》、《同志，感谢你》、《瞧这一家子》，她比我年龄大，她到厂里之后，长影导演通知我们去组里集合，我第一次见到她就有种莫名其妙的兴奋，一下子就觉得我这辈子会和这个人有很多事情，只是这么一种感觉，但后来拍《心灵深处》，大家就熟悉了。后来拍戏在丹东，因为常远导演的《保密局的枪声》全国票房第一，所以丹东市的放映公司就想尽一下地主之谊。

刘晓庆在这里吃饭的事传出去了，很多丹东的观众就围在门前等着见她，大家就想些主意，因为这个饭店有前门后门。我们的化妆老师跟晓庆个子差不多，她穿上军大衣围上围脖出去，试图把人引开，然后挑了我们几个年轻的八个人负责把晓庆同志从后门送出去，车不远。我们从后门出去，走了没几步就看着人潮一下子涌过来了，还没走几步就完全被人海包围，我们仗着八个小伙子往外突围，这时让人给推倒了满地自行车，人也全部都倒下了，第三次涌来的时候，我就想站起来，正好和刘晓庆脸对脸，非常近，她当时脸色惨白，已经不会说话了，人群再涌上来就该踩踏到我们了，所以这个时候也不知道从哪来了一股劲儿，一下子把刘晓庆抱起来，然后用后背拱，居然拱出一条路来。我就夹着她往那个汽车上跑后，人们看你们跑，都来追。

我还记得那是一辆黑色伏尔加，我把后门拉开，把她扔进去，我自己也栽进去的时候，这个车被抬起来了，那个空军的战士司机很厉害，他把车门关死之后不开门，外面也打不开……当车把我和刘晓庆拉到组里的时候，我浑身湿透没有一处干的地方。

我后来想她怎么也100多斤呢，所以我居然一个胳膊把它夹起来，而且跑了将近100米吧，哪来那么大力量？到现在我也说不上。但是我知道那天晚上刘晓庆的眼光变了。如果没有那件事，可能我们现在就始终是个好朋友，但由于那个事情，作为一个女孩子，恐惧后的那种庆幸，可能让她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另外看法。

说句心里话，我本来是从部队下来的，政治前途也很好，但是为什么这些都舍弃了？就是觉得当时遇到了爱情。你知道我这个爱情很尴尬，所有人都反对，我的所有朋友都反对，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你们有这种情感就怎样，都觉得你们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一种大逆不道。就像当时批判会说，陈国军同志，党培养这么多年，怎么可以这么资产阶级呢。

爱情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好像除了家庭、抚育后代，爱情这些都是很飘渺不实际的，所以当时大家很震惊，这么一个红色苗子怎么一下子就被资产阶级小姐给俘虏了，不顾一切，前途家庭都不要了，就义无反顾地跟着人跑了，这个当时很多人不理解。

王小鲁：您说的这些场景让我如临其境，八十年代初的那种激情是今天的人难以理解的。人为什么那么狂热？当然与时代有关，也是一种历史的偿还。但是那种激情不是没有意义的，我曾经研究1980年代电影，当时看到那种激情其实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动力。比如说伤痕文学和电影，并不是像后来人说的，是一种可笑的滥情和完全被动的情况下制造的东西，因为那时候国家只是宣布文革结束，并没有彻底否定文革，那些作品将人内心澎湃的伤心和情感非常直接地呈现了出来，这是一种重要的表态，这种情感力量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推动社会往前走。

我看过很多当年的资料，80年代初出现了大量的爱情片，大约仅仅一年之间，爱情片就从稀缺到泛滥，我觉得这肯定是对于人的情感生活有着翻天覆地的影响。你们的爱情也是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其实80年代中期弗洛伊德开始在学校里流行，性本能和潜意识、欲望等等，这些概念的流行其实和你们拍摄《无情的情人》的时间差不多同时期。这就是当年的风气，之前压抑太厉害，使得反弹非常剧烈。这种荷尔蒙的超常挥发，炽烈的感情，它可能会造成一种爱的奇观，像你和刘晓庆老师的这个故事，已经不是私密情感，而是已经公共化，成为当年社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我觉得包括影片《无情的情人》，还有中国第一独立制片人这种超越常规的现象，都是当年独特的激情的产物。

陈国军：我觉得你说这个是对的，当时我们因为爱走到了一起，因为爱要去奔前程，我们是做电影的，那我们的前程就是去做电影，也是因为爱，我们选择了《无情的情人》这个剧本，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爱真的是至高无上的。现在想起来，还是感觉当年很罗曼蒂克，今天为当年的感情冲动和选择，无怨无悔。

当时作为电影制片厂，不像现在每天都要到厂里去读报，没有自由职业者这一说，你到哪里去呢？去哪里都要经过请假汇报，那时国家也没有打工这一说，大家都很安定，一切都按照户籍。但是大家都很穷，后来就去走穴，私演私分。那时候工资大概才40多块钱，我跟刘晓庆一场演出，可能每个人是5块钱，所以后来演戏结束之后，我就经常跟她去演出，当时我们演出队一天8到9场，一天就能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赚回来，你想早晨起来7点半第一场演到晚上12点钟，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干劲十足，因为你私演私分，还瞒着单位，单位派人在下面看，然后拿证据来处理。那是我们挣的第一笔钱。

王小鲁：你们开始走穴是哪一年？我研究独立电影，觉得中国电影表达空间的获得以及独立电影的发生，第一跟脱离单位体制有关，第二个条件就是私人资本的发展和发达，就是不再用过去计划经济内部的那种资金。你们是比较早建立了单位之外的个人经济来源的，这当然只是限定在个人生活方面。而拍片子也是这样，你想更自由地去创作，在当时你不可能使用传统的资金和管理方式。

陈国军：我记得第一次走穴《心灵深处》还没拍完，中间搭景有几天时间，去哈尔滨一个体育场走穴，有达式常、达奇、杨雅琴。那个时候晓庆说，国军，你跟我来，这个演戏有小品有诗朗诵，有《原野》的片段，需要有人帮着搭戏。那也是个体经济资本的开始。

那时候单位是要抓走穴的，文化部有明令禁止私演私分。当时因为晓庆很红，请他去演出的人很多，我们就有个走穴队，我在台上和她唱二重唱，在一起演片段，我还当了个穴头儿，负责给大家分钱。就是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吧，想生活更富裕一点。

当年在北京，我们这个队演出场次最多，黑豹乐队是我们的伴奏队。王菲当时想来参加，我们都没要。还有那个唱“你从哪里来”的毛阿敏我们也都没要，因为时间太长了，一天安排不了那么多场次。但是我不满足，我觉得正业还是要拍电影，所以劝晓庆：哎呀，干正事，不要贪图这个小钱。但当时刘晓庆和我们这个走穴队绝对是北京最棒的。那时候产生了私有经济，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挣到钱，我觉得这一点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

最后当我们被厂里发现，让我回去做检讨的时候，我已经攒了1万多块钱了。当时我走的时候，晓庆送我，我还跟她说，可能这次厂里材料证据确凿了，我回去不见得再能回来，刘晓庆说，国军这1万多块钱怎么处理啊，我给你分多少，我说跟我分什么，一分钱我也不要，你留着吧，以后用钱的时候还多。就这么告别了，但是后来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