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苏小张 尽管互联网人对突如其来的反垄断风潮仍心有不解，但反思必须开始了。互联网改变了工作的性质和意义，重置了人与社会的关系，结果是复杂而持久的，其影响超出了工作之外。人们围绕着屏幕背后程序的需求来安排生活。程序的时间需求、程序的精准需求、程序的一些违悖人性的需求。

1月11日，一名外卖骑手在江苏泰州海陵区某饿了么蜂鸟配送店前自焚“讨薪”。网上说，这名骑手因薪资问题要辞职，但蜂鸟配送由于年底较忙，人手不够，想通过扣单的方式留住员工，当事人遂自焚抗议。不到一个月前，北京一名43岁饿了么骑手在送餐途中猝死离世。这一天他一共接了36单，但倒在了第33单的路上。这个案例进一步引发争议的是，事发后家属被饿了么告知，该骑手与平台并无任何关系，平台出于人道主义，愿给家属提供2000元，其他则以保险公司理赔为主。

这是互联网在带给人们极大的便利背后，所展示的残酷一面。这条无辜的信息高速公路的确极度压缩了物理空间，时常会让你产生东莞比河北更近的快递到达感。但被它压缩的不仅仅是空间与时间，还有劳工关系、个体保障、心理健康、家庭生活，甚至道德秩序。律师们也很清楚这些，但却无计可施。这是平台型互联网公司另一个被长久忽略的成本外部性，尤其是当社会保障网络仍脆弱不堪时，其残酷便会越发明显。

数据显示，仅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平台上的骑手就已经超过700万（2019年）。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外卖总体订单量将达到171.2亿单，外卖用户规模已接近5亿人，新增外卖相关企业超过67万，同比增长1487%。2020年2月，“网约配送员”已成为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

这些数据所体现的就业硕果，其实是毫无保障的伪契约就业。在互联网平台模式之前，类似这样的就业或失业也普遍存在，甚至更无保障。但若科技向善还是所有商业创新的起点，包括政府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就应该思考在与技术和资本的相处中，如何让生命更有尊严。而不是与之相反，只是让人成为系统里的另一种代码，找一个创新的借口，把传统的契约成本纷纷抛弃一旁。事实上，被裹挟进平台型公司的大多数就业者，丝毫没有知识和创新可言，剥去互联网和资本的外衣后，剩下的只是流量规模的虚弱骨架。

反垄断还在继续。即便是那些没有被精准打击的公司也已经闻风而动，主动纠偏修补。但如果这是一张漏洞百出的网，反垄断绝不是最后的修补。

互联网是人类在信息传输科学与技术领域的胜利产物，起初人们满怀期待与好奇涌向它，现在它已经深嵌到现代社会运行的体系中。在自焚烧伤后，那位讨薪的饿了么骑手之女通过互联网发起众筹来救治父亲。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伤害和救治，都已经离不开互联网。

这些年，人们习惯了对互联网的热切畅想，但对相应的技术伦理、秩序配套却鲜有反思。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狂飙突进后，中国互联网行业正进入它的震荡期。那些猝死的非传统契约员工、那些眼花缭乱的模式创新所引发的强力监管、以及那些无孔不入的数据追踪，都是这振荡的回响。

工业化早期曾给很多人带来不适，人们用了几十年才慢慢平息它所带来的混乱，同时保持了它的益处，学会与机器建立起新的人际系统与社会保障系统。互联网带给人们的益处一定是长远的。只不过，对它的反思和修补所需的时间也一定是长久的。

互联网世界瞬息万变，形态百出。人们对全棉时代丑化女性事件尚未搞清原委，又已经开始感受“大连卢书记”的特权官威。1月14日，火了“大连卢书记”。民众对此事反应的微妙之处在于，若是普通居民遇到此事，可能会有人觉得防控者不近人情。人们需要安全网，但却又对一些僵化、重复、不可理喻的防控手段感到不满，这张防控网原本可以由技术打通，为何却要被行政网格划分至各种不同的程序和表格？同时，人们也担心个人信息和流动轨迹的外泄。但若面对的是特权人员，民众则是另一番态度。这态度里既有对特权的天然憎恶，也隐含着对僵化防控手段一丝难以言说的心理。

我们生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细节轨迹的迭加之中。正是这些细节与网络世界的互动，在形塑我们当下与未来的观念。需要承认的是，尽管我们对当下抱怨良多，但其实没人真想回到过去。最终，那些阻碍技术进步的人和因素都会失败。人们愿意相信，在经历了教训后，会迈入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