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中国的海权抱负

刘刚2021-02-26 23:22

刘刚

“南越武帝”赵佗活了一百多岁。作为一个王者,活了一百多岁,对于历史来说,确实很重要,从秦皇活到汉武,活成了一部历史的宝典。他可以说是汉家天下里最重要的人物,可他并未享受到这样的历史荣耀,在以中原为正统的王朝史观里,他像南越国一样被历史边缘化,其实,他对于中国历史乃至于世界历史贡献甚巨,因为他在汉武通西域之前,率先从海路通了西域。

海路通西域,重在贸易,不以战争为目的,但历史却偏爱战争,所以,在通西域的世界历史中,忽略了那位以和平通西域的南越武帝,却突出了好战的汉武帝。汉武帝打败匈奴后,回过头来灭了南越国,那时赵佗已死。

汉初陆通与海通

赵佗的发展战略,依然是句践以来的传统,以港口立国,建都番禺,即今之广州,采取沿海与海外并行路线。

从考古发现的遗址遗物中,我们看到了南越国在海外活动的一些痕迹,位于地中海沿岸属于罗马帝国的庞贝古城,竟然会与中国南海边上南越国古都番禺有联系,从地中海到南海早就有了相通的一脉。

汉朝陆路通西域,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张骞通西域,目的是为了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第二阶段,是班超通西域,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也是为了夹击往来于欧亚大陆的匈奴,结果是,张骞使命虽达,却无功而返,甘英怯海,临渡而归,致使欧亚两端之帝国,明知对方存在,却无由往来,留下了一个历史的遗憾。

而海路则有所不同,汉时南越国的外越,已与罗马帝国有过接触。罗马帝国中叶弗罗鲁斯在其《罗马史纲》一书序言中,提到“赛里斯遣使罗马”,赛里斯,即指当时中国,他对“赛里斯”区域的定位是“太阳直垂之下”,这就告诉我们,那些来到罗马的赛里斯人,应该来自靠近赤道热带地区的人,从海上来。

那时,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奥古斯都,他有可能接见了那些赛里斯人,其中,还提到了赛里斯人的贡品,贡品有珍珠、宝石、大象,却没有丝绸,这似乎与赛里斯人的身份不符,没有令罗马人趋之如骛的丝绸,算什么赛里斯?那些赛里斯人,肯定不是南越国派出的使者,因为奥古斯都时期,南越国已经不在了,也肯定不是汉朝派来的,若是,《汉书》里就会有记载,史官没有记载,那就与朝廷无关。如此说来,那么跟谁有关?

古罗马百科全书式的老普林尼认为,赛里斯人是在森林里产羊毛,他在《自然史》中写道,有一种产羊毛的树,羊毛生在树叶上,取出,浸之于水,梳之成白色绒毛,然后,再纺线和织布……这样的羊毛树,其实就是棉花。罗马人认为,丝绸,是用棉花抽的丝织造出来的,而印度,则是最早种植棉花的地区,七千年前就开始了棉花种植,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棉纺织品行销于地中海沿岸,“羊毛树”便是当时游牧文化对棉花的一种解读。

罗马人对于丝绸的认识,就是从对棉花的认识中延伸出来的——将棉花抽丝,然后织造,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有一种叫做“蚕”的小虫子,会吐丝,吐丝作茧,由茧抽丝,丝织成绸。据说,印度人也曾有过野蚕丝,但人造丝,是从中国传入的。

黄赞雄《我国古代丝绸技术的外传》一文指出,据印度古书《治国安邦》的记载,公元前四世纪已有中国丝绸传到印度,当时的印度学者梯利亚所著《实例论》中,也提到支那国的丝织品,那些丝织品,由中国蜀地商队从南方内陆丝路带来。

海上丝路的国家行为,从南越国就开始了,民间行为似乎更远,但因民间行为,缺乏史官文化的记载,文献依据不足,有待于考古学的发现,先秦诸子中,虽可见只言片语的传说,但也只能是作为起个话头的头绪而已,不能作为海上丝路的凭证和依据。

汉初,南越国因秦亡而复活,虽不能像当年句践那样北上争霸,但划南岭而治,濒海而居,到可以自成一王土。又因秦灭诸越,驱使越人只好下海,从沿海走向海外,由内越转为外越,掀起一波波南海移民浪潮。

楚汉相争时,诸越趁机兴起了复国运动,重立东瓯国、闽越国、东越国、南越国,重启以“珠贝、舟楫、纹身”为特征的海洋人文,区别于汉家农耕族群以“金玉、车马、衣冠”为特征的陆地人文,当年陆贾受命出使南越国时,还提醒赵佗别丢了华夏身份。

诸越国,以南越国为最强大,那时南越国都城番禺已经取代琅琊,成为新越势力的地标,开启百越复兴的第二个历史周期,其发展战略,不再是北上争霸,而是南下开发。

秦、汉边患,北有匈奴,南有百越,匈奴是个草原帝国,南越则搞海洋开发,搞出个海洋帝国,不光开发海南,号令北部湾,还能号召散居东南亚的外越。

百越之人,受秦、汉压迫,从江南退到岭南,战国时期,在江南之地,兴起了那个著名的越国,秦、汉之际,退到岭南的越人,起而复兴,复兴了个南越国。

江南越国的发展,是沿海北上,以琅琊为龙头,往东北亚去,而岭南越国的发展,则未北上中原争夺天下,而是守住岭南关山,从番禺往东南亚发展。

于是,南越国的长臂,从南海一角的番禺伸向马来半岛那里。

其时,南越海船南海航行,行至马来半岛南端为止,由此西出马六甲海峡,则另以他国船只续航,由于航行定位还要靠岛屿和陆地标记,所以,海船只能沿海岸航行,从南往北,由东向西,有时海陆并进,拐了一个大弯,才来到印度半岛集市。

中国丝绸与钢铁

来这里赶集的,除了从东方来的越商,还有来自西方的秦贾。

据《岛夷志略》指出“罗马船于公元前一、二世纪间,已自其红海根据地航至印度贸易”,同时“中国船将其航线向南展至南中国海之南,当在公元以前”。可见,至少在汉初,中国船就已进入东南亚海域,到了马来半岛一带,但“西出马六甲海峡以入印度洋,则为时较后”,当然,这是指国家行为,是针对那次武帝遣使出海至印度而返来说的,那是王朝中国第一次出海,但不是中国首次。

南越国有没有搞过国家行为的大航海?古史未有记载,但南越王墓里出土的那只船纹铜提筒,却向我们展示了南越国的海权抱负,还有南越王的帝国梦想。船纹显示,那是一艘羽人船,船上五位羽人,头戴羽冠,上身赤裸,下身穿羽毛裙。古之所谓羽人,多为神人,而纹于提筒上者,则为南越先民,或坐于一物之上,似在奏乐,或一手持匕,一手抓俘虏之发,欲割其首级,或正操作某种行船工具。

有人认为,如图所示,乃海战凯旋之场景;也有人认为,是在祭祀海神;还有人说是越人海战得胜,载歌载舞,祭祀神灵……围绕提筒一圈,一连有四艘船,船上共有20位羽人,皆非凡人,或为英雄,或为祭士,或为巫师,显示了帝国海权意志。看船头,下方挂一物体,像似船锚,还有船体,水密舱结构,是用木板分隔的船舱,形成一个个独立分区,以增加船体构造的横向刚度,增强甲板承压的重量,避免船舱一进水就整船倾覆;船尾纹,则有羽人摇橹。《越绝书》记载了古越人造船,船体如鸟,头窄尾宽,桨、橹从后部发力,推动船行,以水鸟浮游和滑行姿态,作为船体仿生学对象,因基于古越人对鸟的信仰,而被称作“了鸟舟”,那提筒上的船纹形状,就向我们展示了“了鸟舟”的式样。“了鸟舟”出自《太平寰宇记》“泉州风俗条”,描述泉州的船,“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送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舟。”以之来对照那提筒船纹,真是惟妙惟肖。

在这里,东西方相会,不是两个帝国的国家行为,而是两种文化的民间行为,中国丝绸与罗马细布握手了,中国钢铁同罗马玻璃拥抱了。如果说中国丝是罗马女人不争的至爱,那么中国铁则是罗马男人欲求的法宝,丝是奢侈品,钢铁是战略物质。

老普林尼在书中,对罗马女人追求中国丝绸表示不满,认为不仅浪费了金钱,还败坏了道德,但他对于中国铁却称赞不已,说“在所有的各种铁之中,以中国铁为最好”,按照当时情况,罗马在内陆交通上受阻于敌国帕提亚,帕提亚,就是汉人所说的安息,它位于中国和罗马之间,以其地利之便,隔断了罗马与中国直接往来。

虽然中国已知有罗马,称之为大秦,并且想与之联手夹击匈奴,罗马也知有中国,并因丝绸的缘故,称中国为赛里斯,也有联合中国共同对付帕提亚的企图,所以,帕提亚慎之又慎,想方设法,使两国“到老死不相往来”,就此而言,帕提亚成功了。对于丝绸,帕提亚人加价十倍以后转售于罗马,对于中国铁则绝不放过,属于禁运物质。

中国铁是中国战胜匈奴的法宝,帕提亚也用中国铁来对付罗马,罗马想要获得中国铁,通过陆路肯定是不行的,只能走海路,而中国的海路,在武帝平南越之前,一直被南越国垄断,由南越国代表赛里斯同罗马交往,孙机《从汉代看罗马》说,“汉与罗马的海上运输能力也只能从东、西两个方向到达印度,进一步地往来就要靠间接转运了”。

也就是说,即便走海路,按当时东西方的海运能力,中国与罗马很难有直接联系,须经由转口贸易,在中介地,由中间商来完成,那时中间商,莫过于掌握了大半个印度的贵霜帝国,帝国原主人,便是张骞通西域时要找的大月氏人,大月氏人吃丝绸之路,海陆通吃,把一个颠沛流离差点要灭亡的国家,吃成了希腊化的佛教新帝国,一个黄金帝国。

罗马与中国,处于丝绸之路的两端,两端未能直达,皆需中转,陆路中转,需经由希腊化世界的西亚和中亚,海路中转,则转舶于航路中段之印度半岛,罗马商船出红海,西亚诸国出波斯湾,中国商船出北部湾,分别驶入印度洋,进行东西方贸易。

那些做丝绸贸易的中间商,都自称为“赛里斯人”,因此,在老普林尼的笔下,就出现了雅利安人种的“赛里斯人”,可见,那时赛里斯,非指一国,亦非指一族,那些“贸丝”之人,皆曰“赛里斯人”。

赛里斯人,陆上有,海上也有,中国人有,中间商也有,海上赛里斯人,多半跟漂泊海外的外越之人有关。南越国被汉武帝取缔后,越已不再以国家形态出现,而是被汉朝纳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管理,那些不愿作为编户齐民纳入汉家户口的越人,或上山为“山客”,或下海为“海人”,南越国人从沿海到海外,走南洋,下西洋,跑去海外了。

汉武帝下南洋

汉武帝时,由王朝主导的中国海洋时代开始了,王朝中国下南洋,开通海上丝路,就从北部湾起航,《汉书·地理志》提到了这次大航海,汉家船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这“大州”,就是今天的海南岛。

武帝在岛上设了儋耳、珠崖两郡,岛民虽非汉衣冠,但也男耕女织,种稻、植桑、养蚕,本来是个和平宁静的小岛,自从大汉在此设置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所以数年造一次反,海南岛也得了王朝中国病,一病就造反。《地理志》记载了海上丝路的行程,它告诉我们,船行可五月,就到了印尼苏门答腊岛以及马来西亚一带,那里有个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就进入缅甸,但缅甸不是目的地,目的地是黄支国。黄支国在哪里呢?从缅甸境内出发,沿着孟加拉湾海岸西行,船行约二月余,就到了黄支国,原来,它就在印度半岛东海岸上,《地理志》说它“民俗略与珠厓相类”。这就怪了,黄支国民俗怎会与海南岛民相似呢?

导致相似性,有两种可能:一者,出于民间自发行为,岛民虽亦耕织,但因水土所限,未能自给,故以通商、移民,克服短缺,获取资源,此为岛民本能。其二,或为有组织的国家行为,不妨一问,会不会是汉初南越国在海外的政治遗产呢?《地理志》对黄支国的描述,有南越国的影子,“其州广大”,“州”指海岛,黄支国里,有一个大岛,那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这样的情形,颇似南越国“遥领”的海南岛。黄支国对于国民,采取户口式管理,这样的管理方式,看上去,是不是很“中国”?

印度是个没有历史记载的国家,跟印度有关的历史,几乎都要从唐三藏的《大唐西域记》开始,既然黄支国在印度半岛上出现,那就去《大唐西域记》里检索一番,看看它在玄奘笔下的模样,域外学者藤田丰八和费琅等,先就这样做了。

但我们的问题有所不同,不是问黄支国在哪里,而是问黄支国民俗何以“略与珠厓相类”?这一问,就问向了黄支国人的来历,他们从哪来?汉使节所见的黄支国人,究竟是达罗毗荼原住民,还是来自岭南和海南的南越移民?而这是藤田和费琅等人所忽略的,当然,也包括中国学者,同样忽视了班固笔下的“相类”提示。

让我们回到奥古斯都接见赛里斯人的场景中,再问一问那些赛里斯人,你们究竟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他们显然不是来自那个名叫汉朝的中国,因为汉史无载,也不是来自南海边上的那个南越国,因为汉武帝后,那个南越国就不存在了。那么,很有可能,他们就来自印度半岛东海岸的黄支国,自称“赛里斯”,跟着印度——贵霜帝国使者一起来到罗马。

那时的黄支国,也有可能是贵霜帝国的一个属国,就如同当年的南越国为汉朝之属国,它包含了南越国的政治遗产,同时,也受了印度文化的感染。

王朝中国第一次出海,就把黄支国作为目的地,可见其地位非同一般,最起码,应是海上丝路的地标国,除了能沟通东洋与西洋的地利条件外,还要能传译东西方文化,还必须能同时得到中国、罗马、贵霜三大帝国认可,且与此行的目标有关。

王朝出海,政治挂帅,贸易为政治服务,变成了朝贡贸易,由原来民间的市场行为转变为王朝国家的政治行为,贸易商们纷纷改变其商人身份,改由国家身份出现,转换其市场地位的交易角色,扮演朝贡国的角色,其目的,乃追求利益最大化。

商人以利润为目标,武帝放舟入海,他要追求什么?当然不是为了王朝所好的那些奇珍异宝,而是另有其政治目标。

目标何在?首先,就要将南越国的航线接管过来,重新打理其曾经放舟所至的海域,对南越国政治遗产的外越部分做盘点,使之再度归汉,至于朝贡中王朝对珍宝的需要,并非一代王朝的刚性需求,而毋宁说是王朝放长线以钓南海的政治诱饵,给外越之人一个怦然的财富心跳,一个令人神往的国家理由,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还是华侨,欲将他们所在的沿海各国,都变成中央集权的侨置郡县……但海洋的本质跟土地不一样,土地能被占领,可以变成王朝的一部分,海洋无法占领,拒绝赋予王权属性。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