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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衣冠南渡的底气

谈起中国移民史，衣冠南渡，总是一个优先话题，一般来说，都会提到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那三次，那三次当然很重要，不然的话，它们也就不会在历史上一再被人提起，以至于普及为历史常识。可一旦成为常识，思想反而容易麻痹，历史上，还真就没人问一声：天下那么大，四面八方，四通八达，士人往哪儿去不行，为什么就要跑到江南去？为什么想当然就认为江南人接纳他们就如同天经地义，这是哪来的底气？

中国士人，都是用玉文化培养出来的，往远里说，我们可以说到文化中国的来源上去，说到国家起源入口处江南良渚玉文化上去，靠近一点，我们还可以讲一讲太伯奔吴起事于东南武王伐纣收成于西北的革命传说，说一说接踵而来的吴越春秋和楚人问鼎以及“三户亡秦”史话，从它们留下的政治文化遗产中，我们便可见中原与江南同根，因此，我们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原是中国心脏地核，而江南则是中国魂的根据地。

再近一点，我们就应该说到东汉末年那有点扑朔迷离的江南山越，山越成分，虽以本土山民为主，但也有外来者加入，当秦、汉乱世，中原士族和流民为避乱或逃难，迁徙而至，从大河上下到大江南北，择地而居，脱离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户籍管理，在山中隐逸，与山越同栖，成了后来客家人的先驱，并开启了中原官话与江南土语的磨合，六大方言区系的出现，就是官话和土语磨合的文化成果，有了这样的成果，才为后来三次衣冠南渡打好了底托。

其时，山越分布范围，东起于海，西抵湘江，北邻长江，南达交趾，覆盖了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包括吴语、赣语、客家语、湘语、闽语、粤语，这六大方言，都是在江南土语的基底上沉淀了各个时期的北方话以后形成的，那土语当然就是古越语。

山越之中，除了原有那些败入山中的古越遗民作为本土山越，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外来人，他们或逃难，或避乱，或占山为王，或聚族而居，成了后来客家人的先驱，有所不同的是，山越时期，还是本土山越占主导地位，到了客家时期，本土山越已被融入六大方言区系，不再是外来人被山越化，而本地人与外来人互动了。

我们认为，东吴山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原越民，因国破而入深山，还有一部分外来人，为避秦乱避汉末之乱，逃到江南，找个“三不管”的地方，隐居起来，跟衣冠南渡关系不大。衣冠南渡，总得有个南朝在，北方世家大族，随王朝迁徙到江南，一般不会走“三不管”的江西路线，而是往江东去，不是去山中避乱，而是往中心城市去，建立新政权，所以，大体而言，南京、杭州及其周边一带，才是他们投入的重点。

桃花源的方言老底子

易中天《大话方言》说“南方六大方言中，资格最老的是吴语”，始于泰伯奔吴的句吴时期，而“楚语和吴语曾被看作同一种方言”，这也就揭示了江南土语的一个老底子，那就是吴楚方言。此外，我们还要指出南方方言的另一个老底子，即从岭南到海南、从杭州湾到北部湾、从会稽到琅琊那曾经流行还在演变且与官话并行的吴越古语。

六大方言，就是北方官话与这两个老底子互动形成的。我们知道，中国北方其实没有方言，要说有，那也只有一种统一的方言，即北方方言，实际上，就是北方各地的人们用各种不同的声调说着同一种官话，从河北说到江南，从河洛说到江淮，说着说着，腔调就变了，变成了江淮官话，官话的标准也变了，从中原正音，变成了金陵雅音。

方言，是人行止于一方风土中，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自然形成的。

官话则不然，它是由国家通过行政权力颁布、靠政治和经济力量驱动的、以文字为依据可以书写的制度化语言，国家统一，要求语言也必须统一，官话就代表了这样的统一性，能在官话大一统中仍保留了本土方言，说明这方言中，有一种独立的故土情怀，向着统一显示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当我们向大一统的官话敬礼时，别忘了也要向独立的方言致敬。

由此方言造就的人文地理空间与自然山川同构，表达了一种独立性的追求，六朝人在越地“人与山川相映发”，说着江淮官话和吴越古语，语言里就有风骨，正是“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从庐山到会稽山，在赣语与吴越古语的互动中，形成了江南诗意流动的空间，当说着赣语的陶渊明，向我们讲述“桃花源”传奇时，那扑面而来的，便是山越文化理想。桃源中人，为避秦乱，隐于山野，竟然不知有汉，遑论魏晋了。但我们却不能说他们是非历史的存在，因为，他们只是不在王朝中国和王朝史观里存在，却在文化的江山里存在。

为什么赣鄱流域的江西这片风土会产生“桃花源”理想？我们可以尝试着从春秋以来的赣语的方言状况中去理解。易中天《大话方言》之“吴楚东南圻”，提到江南本来有个吴楚方言共同体，“然而一把刀子从吴楚之间插了进来”，“这把刀子就是赣语”。

赣语的出现，跟江西“吴头楚尾”的地理位置有关，原本就是个吴、越、楚交界处，按照易中天的说法，“是个‘三不管’的空子：楚不管、吴不管、越也不管”。“是空子，就有人钻”，要不，天师道怎么一头扎到龙虎山中？“桃花源”里的桃花，也只有在“三不管”的空子里才能“落英缤纷”……以方言为契机，我们不妨问一问：那桃花源人，他们说着什么语言？是那三合一而又三不靠的新兴赣语，还是在文化的江山流浪而来的客家话？此二者，皆有可能。

这个“三不管”的空子，不仅是本土赣语生长的摇篮，还是外来的说着中原话的客家人自由迁徙的走廊，他们从河北走到江南，从山西走到江西，说着他们固有的中原话——“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进入“三不管”的赣鄱大地，若继续往前走，那就从江南到岭南，从庐山到武夷山，客家人进入闽、粤山区，分别在闽、粤、赣三地隐居。

“水浒”是山越传奇

后人大多都在谈衣冠南渡，对于山越，则语焉不详，何也？王朝史观然。山越之路，由民间自发，衣冠南渡之途，是追随王朝的脚步，如果说“王谢风流”是随王朝而来的名士路线的风向标，那么“桃花源”则反映了民心所向的山越路线的追求。

群山之中，一切皆有可能，那里有宜于思想者开宗立派的山头，如道教的天师道就到了龙虎山；如禅宗走江湖，在江西湖南一带“一花开五叶”；还有宜于“小国寡民”试验的水土及其成长的摇篮，以及思想者与山贼相结合的“替天行道”的乐园。如果说“桃花源”表现了山越文化理想，那么“梁山泊”则表达了山越政治主张，正是山越作为社会存在，才为“桃花源”和“梁山泊”提供了文学的原型，还为山水诗的兴起，为山水画的出现，提供艺术源泉。

说着方言，行走山中，从岐山到井冈山，从吴太伯到毛泽东，那方言，就成了革命话语，唐晓峰在《南方为何多方言》中，这样说道：“在崇尚革命的年代，老革命，越老的革命者，就越讲四川话、江西话、湖南话，那种方言令人敬重，很多大首长都是那样讲话，首长越大，方言越重。讲普通话反而没有意思。举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口音），在天安门上用方言一念，很有气势，非常首长。如果用普通话念，就是广播员。”

连着岐山和井冈山，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水浒”，原本是岐山脚下的一条路，被“客家人”走着走着，就从中原延伸到吴楚方言区来了，所以，《水浒传》这样一本以山越为原型的从革命到招安的小说，有如瓜熟蒂落一般，在吴楚方言区里出现了。

说到《水浒传》，我们知道，它一开篇，就提起天师道，提到龙虎山，洪太尉从那里放走了天罡地煞，水泊梁山，便开始登场了！那山越气质，化作一百零八将形象呈现出来，非以山贼，而是各以其英雄面目掀天揭地的出场，那是一部山越史诗传奇，就连结局，也与山越相像，山越被东吴招安了，梁山泊亦这般下场，宿命如此，还能怎样？

话说山越散居山中，适逢孙策开辟江东，来与山越争地盘，也许那时的“客家人”就将中原坞壁移置吴楚山区，形成家族性武装组织，如今围屋，分布于赣南、岭南、闽南，便是从那时以来以迄于今的历史遗产，那时的山越，便以围屋捍卫其独立尊严。

为了拥有独立的空间，他们宁愿在群山环抱中寻个人迹罕至处安身，最好是能有个像桃花源那样隐秘的生存空间起居。没有隐蔽空间，就结坞壁，立山寨，聚族而居，宗法自治。但这要有个前提，那就是要能在经济上自给，江南山川富庶，冷暖可适，天时地利，宜于山居，只要能逃避赋税徭役，就不愁过上好日子。

可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会放过他们，都要把他们赶下山来，变为户口。

据史载，那个时期，江南人口稀少，其实不然，人都跑了，跑入山中，跑到海里，没能变成官方的统计人头，东吴需要他们，可他们不认同，好不容易从赋税徭役中跑出来，跑出属于自己的一方水土，他们宁愿活在“不知有汉”里，也不愿活成国家的编户齐民，几乎所有的政权，都会把他们当做“国贼”，采用两手，逆之则围剿，顺之则招安。

山越难逃王权

东吴孙策对山越就痛下杀手。而山越，却游击于深山，出没于丛林，如骨鲠卡着东吴咽喉，尤其丹阳山越，就在东吴政权卧榻侧，眼皮之下。若他们与北面的曹魏遥相呼应起来，那真是东吴的心头大患！孙权时，山越仍然“讨不从命”，范围主要还在丹阳、吴郡、会稽三地。

他们上上下下，在山越、海越之间转化，只要政府不来管制，他们可以非暴力，也没有夺取政权的野心，所以，赤壁之战时，东吴吃紧，无暇顾及他们，他们反倒安定，没来与曹魏呼应，反而是孙权北伐受阻，转帆而归，反戈相向，要来对付他们。

他们对东吴的威胁，不是他们要来夺取政权，而是他们不认同东吴政权，不愿意做东吴臣民。那么，东吴难道就不能让他们自治并与他们和平共处？这一问，问向王朝中国完全是多余的，没有哪一个政权会这样做，因为王权的傲慢丝毫不可冒犯。

但这不妨碍王权调整政策，由围剿转向安抚、招安，孙权用诸葛恪之策，对丹阳山越，围而不剿，断其水源、食源，逼他们下山出山，再加以收编，纳入户籍，编成户口，以扩充兵源税源，增强东吴国力，仅丹阳一郡，招安的山越有十余万户，东吴得甲士四万。

海越，也可以说是外越，针对“山越”而言时，就叫“海越”。若用王朝的眼光来看，就会把他们看作山贼，看成海盗，这里面，当然有一种地缘政治的歧视。

汉武帝时，以大汉之国力及其才略，解决了这两个地缘政治难题，不光把北胡匈奴人赶进了大漠，还把南越赶下了大海，将山越、海越的历史问题，遗留了下来。到了三国时期，“北胡”的历史遗留问题已被曹操解决了，而“南越”遗留问题——山越和海越，还得由孙权来解决，他们是国家资源，也是历史包袱。

东吴，在古越国地域兴起，可以说是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联合的产物，其政治文化当为汉属，然其地缘政治，则不离越土，故可视为汉越合一的国度。

孙氏先祖，为春秋时由齐入吴作《孙子兵法》的孙武，子孙世居江南，《三国志》曰，孙坚“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果不其然，他有着兵家的血统。年方十七，他曾与父亲一道，载舟往钱塘，船行江中，遇海盗掠人财物，在岸上正分赃，同行人等皆欲止步，过往船只不肯向前，时孙坚对父说“此贼可击”！遂操刀上岸，以手指东指西，发号施令，贼观之，以为官兵来捕，扔下财物，一哄而逃。孙坚追去，斩一贼而还，其父惊喜，没想到孙家数世为吏而能有此兵家虎子。

适逢会稽人许昌在句章起义，号称其父为越王，自称阳明皇帝，据说附近诸县，有万数之众追随。孙坚募勇千余人，一举灭了“阳明皇帝”，这大概是越人复国运动的最后一声哀鸣吧，此后山越海越起义，就不再自称为越王之后，也不再采取复国运动的方式。

东吴汉越政治一体化

可在此地兴起的东吴政权，是否还有着古越国的回光返照呢？

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其政治认同而言，当然不会自认为是古越政权的延续与变更，理所当然以汉家天下的一部分自居；另一方面，毕竟立国于古越旧地，古越之土与民决定了政权的基本面，由此而言，也可认为新兴的东吴政权为古越国的复兴和重现。虽然其军政势力由北而南，来自淮泗集团，但其社会基础却扎根本土，基于江东大族，而孙氏家族不但江东世系，况又淮泗领袖，故能成其政权枢纽。

汉与越，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汉人与越人文化上的共性，应该大于差异，地缘政治的冲突，会夸大差异性，上升到文明的冲突，以服从于政治目的。严格说来，汉非一种族，乃一文明之样式，为一文化共同体。“汉”之原初，本为地名，乃汉中简称，刘邦以汉中王立汉朝，故又为一代王朝之国名，进而为一国族之总称，以至于我们今日填表，在民族一栏，都要填写个“汉”字，表明汉族身份。

汉非文明源头，亦非文明母体，太史公《五帝本纪》追根溯源，觅得共同祖先——炎黄二帝，以此血缘谱系，形成汉民族共同体，凡汉民，皆为炎黄子孙。

溯源至此，可见汉越一体。不必说炎黄时期，吴越已有良渚礼玉文化北上，由东南而西北，契合了有关尧、舜、禹传说，且自有史以来，便以越人为夏禹之子少康的后代，《越绝书》中，越王勾践怀之念之在斯，其从夷不从周，即以越禹为根柢。

此源甚远，近言之，则有越灭吴，楚并越，秦亡楚，而楚怀恨，誓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其时，楚行越随，越已认同于楚，故楚诛暴秦，诸越从之，楚人项羽起兵江东，率吴越子弟八千北伐，刘邦所在沛县，也是吴越旧地，后归楚，虽以汉中立汉朝，但归根到底还是楚地人文，所以，楚人汉人本为一体，而楚人中已包含了吴越。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政治一体化进程，先是吴越一体，接着楚越一体，这两个进程，有文化认同为前提，还算顺利。接下来，秦灭楚，楚人不屈，有亡秦之志，故而历史大翻盘，楚人奋起，灭秦兴汉，开启楚汉一体化进程，以此而有汉民族形成。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