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言咏 毫无疑问，教培行业正经历一场监管风暴，这只是开始。

3月31日国新办发布会上，教育部表示，严禁中小学招生入学与任何形式的社会竞赛挂钩；对校外培训机构将从严审批。教育部考试中心当日发布公告称，即日起不再承办剑桥通用英语五级考试（MSE）。

这是个什么考试？听说过报考名额“秒光”的KET/PET吗？就是其中最初级的两个级别。近年来，大量小学生去考KET和PET,抢不到本地报考名额，就“打飞的”异地考试，哪儿能报上名去哪考。如此火爆是因为它在小升初中的高含金量。

此前，监管风声已起。今年全国两会上，关于“教育内卷”的话题热度频频，随后便是一系列整顿传言，教育中概股暴跌。

这不是教培行业第一次遭遇整顿风暴，中小学招生不得与任何形式的社会竞赛挂钩，也不是第一次明令。这一轮决心更大、措施更严的整顿，能否缓解教育焦虑，改写教育生态？

我并不乐观。很多教育改革最后都事与愿违。校外培训火爆，某种程度上是校内减负催生的。教育部门减负方案层出不穷，公立学校授课难度普遍下降，但升学压力并没减轻，这直接导致了教育主阵地从校内转向校外。如果仅仅从教培行业开刀，堵住了这头，又会衍生出新的渠道，只要需求还在——请老师上门补课，总管不了吧？剑桥英语考试停办后，家长的反应是：总得再跟另一家合作吧？要开启带娃去澳门考的路数吗？

这还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如问问需求为何这么大，家长为何这么焦虑。教育理念是一方面，严峻的现实是一个重要原因。大部分人都是功利理性的，脱离现实清谈理念未免空中楼阁。当下对教育最焦虑的是城市中产，是那些在大城市打拼立足后体会到阶层跃升红利，但根基又不特别深厚的群体。“家里有矿”人群相对佛系，的确，他们的孩子发展路径更广，也更有能力承担试错成本。那些在小城市安逸生活的人群，自己感受不到太大压力，也就少一些压力传递给孩子。农村人是体会不到城市人的“鸡娃”焦虑的，太矫情。

如果评价方式不改变，对教育资源竞争的需求就不会消失。评价方式包含两方面，一是考试，不能否认中考、高考对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两场考试。这个指挥棒横亘在前，家长孩子就围着它跑。拿北京为例，学区房热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幼升小”的选择是奔着9年后中考去的，小学本身差别不大，但上什么小学直接影响到上什么初中，后者又影响到能否考上优质高中，北京教育资源区域之间极不平衡，大家都往教育强区挤。家长带着孩子拼了命地上课外班，也是为了小升初不“流落”到派位，能早点“上岸”，在区内教育资源差异巨大的海淀尤其如此。一些推行快乐教育的区域，家长们最初很欢迎，快中考时突然傻眼了，和鸡出来的娃相比，佛系娃在考场上完全不具竞争力。

另一重评价方式来自社会。当下人才高消费的趋势愈演愈烈，随便一则招聘，学历都要研究生以上；有的“大厂”，非985院校毕业的简历根本就没机会；高考失利读了个二本，拼尽力气考上个好学校的研究生，但第一学历也是企业很重要的考量因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哪个家长敢拿未来做赌，不让孩子在高考这条路上拼一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好学历意味着好工作，好工作意味着好待遇，好待遇意味着在生活成本极高的当下，能活得体面一些，轻松一些。一些家长的说法很有代表性：迟早要面对激烈竞争，小时候不抓紧，相当于把压力后置了。

让家长焦虑的还有一个现实因素，普高录取率降低。北京2020年的普高率7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也意味着，三成中考考生被分流到职高，无缘高考。虽然这些年国家一直强调职高的重要性，但在社会评价标准中，它依然是败者的烙印。重要性不是靠宣传的，要让人们真切感受到其价值。有人说中国制造业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支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也从侧面反应了这一行业缺乏吸引力。

教育焦虑的背后，本质上还是资源不足，在均衡性和丰富性上都不足。这导致孩子的发展路径相对单一，社会评价标准也相对单一，所有人都在同一赛道拼命奔跑，停下来就担心阶层滑落，竞争不断前移，从幼年就开始。

把教育的蛋糕整体做大，把社会财富的蛋糕整体做大或许是去焦虑化的一个可能的路径。当有一天，好大学很多且各具特色，上哪个都差不多时，对教育的焦虑自然就减轻了。当有一天，整体财富增加，收入差距缩小，各行各业的人都足以体面生活时，评价标准自然就多元了，整个社会的心态也将更加平和。任重道远。但无论如何，现在畸形的教育生态亟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