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文 农民要落户了。

国家发改委刚刚发布了《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其中最打眼的是，城区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将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实行积分落户的城市，须以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为主要比例。

细读这份文件会发现，其首要的目标，就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换句话说，让漂在的城里的农民尽快落户，文件特别划出了几类重点人群：进城工作生活5年以上的、通过升学和参军进城的、有稳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

近几年，户籍拆墙的改革路线日渐明朗，这份文件可视作对既往政策的进一步细化，细化到划出重点人群，给出操作路径。其中还特别强调，对租购房者同等对待，允许租房常住人口在公共户口落户。

创造条件让农民落户的政策导向，似乎已经小步快跑急急如律令，颇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暌违几十年的城市梦，好像——触手可及了。

上述几类漂在城里的农民，会踊跃地在城里落户吗？不尽然！

户籍改革的顶层设计之后，对这一新政的落实道阻且长，不同城市的财力不同，基础条件不同，落实情况可能千差万别。对单一城市来说，是否能真正吸引农民踊跃落户，要看户口新政能带给他们多少实惠。

上世纪80年代，根据作家路遥小说拍摄的电影《人生》，曾风靡中国社会。那个渴望进城的农村青年高加林，让一代人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他是那么渴望着城里的体面生活，为此不惜抛弃情深意笃的未婚妻……城里人的身份、城里的工作，怎么就那么诱人。

“农转非”：农民变市民，这曾经是更为通行的说法，从行政意义上转换身份、变为市民。上世纪80年代，农村青年通过考学和参军跳出农门，好比鲤鱼跳龙门，是十里八村的大新闻。

一本薄薄的户口本，怎会有这样的神力？那是因为附着在户口上的福利待遇，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食品、医疗、教育……统统与户口挂钩，形成了事实上的城乡歧视和身份歧视。

星移斗转40年，中国的人口与城乡面貌沧海桑田。对于很多城市来说，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压力下，对外来人口的管理焦虑，已经被后继乏人的前景焦虑所替代。农民作为体量巨大的消费人群，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实际上，我们刚刚经历了一轮迅疾猛烈的城市扩张运动，很多城市郊区的农民，已经对此做出过明确选择。他们早已没有了身份焦虑，落不落城市户口，要看有没有实惠。

有这个担忧，也是因为有充分现实背景。从近几年中国几个城市的“抢人大战”来看，口惠而实不至的抢人落户，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反噬。很多抢了人的城市，在后续的教育同权上，不同程度打了折扣。

可见，当我们全力推进农民落户，重点不在于操作路径，而在于诸多城市能否真正落实公平的公共服务原则——重中之重是子女的受教育权。对很多农民来说，选择落一个并没有实惠的城市户口，倒不如拿着农村户口更为踏实。

户籍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从根本上消除城乡歧视，恢复户口登记的本来功能。遗憾的是，在一些城市，这种附着在户口上的福利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日益强化。

近些年，一些城市在购房、购车以及教育上，以户籍门槛来绑定公共服务。这种导向，其实是对这一改革目标的背离，为后续的户籍改革设置了障碍。如果户口不能摆脱这些隐形福利的羁绊，那所谓的“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便会沦为新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