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木儿像  图片来源：IC Photo）

沈祖新/文

我在试图寻找一个恰当的语词来概括《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这本书，但总是无法形容贴切，因为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部高水准的历史学著作都是难以被框定的。在历史观上，作者提出了“欧亚大陆”历史观，以此尝试打破“西方中心论”带来的历史偏见与事实简化；在时间跨度上，这本书的论述起点是1405年，终点是21世纪，如何处理相隔600年的时间距离是作者约翰·达尔文必须面对的考验；在史料考掘上，长达61页的参考文献已经证明了作者论从史出的严谨学风，细究到书中，每一个观点的背后都能找到脉络清晰、言之有据的历史素材；在历史眼光上，作者用综合性的大历史视角审视欧亚大陆，不仅将诸多国家纳入自己的叙事范畴，更是将各个国家背后所牵扯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传统问题以及地缘政治、自由贸易、航海发现、殖民扩张、科学发展等现代因素统统化归为写作资源，这也让此书既有历史学的严谨与考究，更兼具思想史的丰赡与深刻。

纵观全书，作者约翰·达尔文意在说明欧亚大陆的在历史中的“大分流”与“大合流”趋势。在“西方中心论”的视角下，欧洲与亚洲是两块截然迥异的地理版图，前者代表着先进、技术、富饶与文明，后者则是落后、贫瘠、蛮荒与愚昧的代名词。欧洲毫无疑问地处于先进方与胜利者的位置，并将之形容为“现代性”的必然。作者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欧亚大陆观”的崭新观点，提倡将欧洲与亚洲并置论述。作者并不回避，更不否认欧洲在人类现代文明史中充当的重要角色，但是作者更感兴趣于欧亚大陆的整体性发展，欧洲与亚洲的离合对于人类文明与全球进展的重要价值。这也成为作者在书中力图澄清的问题。在我看来，书中有三点问题值得一提：“帖木儿之后”这一历史起点的选择；作者对西方“现代性”的思考与反思以及对“帝国”概念的创造性利用。

“帖木儿之后”的历史起点

帖木儿是谁？他是一位旷世奇才，祖先是曾征服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但是到帖木儿的时代，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已经成为往昔的烟云，只能以传奇的方式提醒着后人，让他们不要忘记祖先曾经有过辉煌。终于，帝国的幽灵飘荡成帖木儿冲锋向前旗帜。他的梦想，是重塑祖先的威仪，“恢复这个业已瓦解的帝国”。

他确实建立起“帖木儿王朝”，“这一帝国的版图从今日的伊朗绵延至中国，向北最终抵达莫斯科”。但是最终，“帖木儿王朝”还是衰落了，最后一个统一欧亚大陆的帝国之梦也随之破灭。在约翰达尔文看来，“帖木儿之死”更大的价值在于“从几个方面标志着全球历史上一个漫长阶段的终结”，作者将其总结为“帖木儿之死”的四点全球价值。第一是它标志着欧亚大陆最后一次打破分立姿态的尝试的失败；第二是表明了权力走向：由游牧民族转向文明国家；第三，欧亚大陆的重心从中部移至东西两端，中亚内陆地区反而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衰落；第四，陆上贸易逐渐式微于海上贸易。而这四点，恰恰构成了今天对“文明”与“全球化”的最初想象。首先，在我们的印象中，欧洲与亚洲本身就是两块迥然相异的土地，他们之间的“分”的成分要远大于“合”的趋势；其次，欧洲历来以其“文明”而自居，并将其作为自己在亚洲各国面前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的底气和权力；再次，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发达的国家与地区基本都在东西两侧的沿海地区，这些区域依仗海洋优势得以发展，而内陆地区则日趋滞后。这些因素最终积淀为我们对于历史、现实、文明与现代的最基础观念，而这些观念的背后，是极具意识形态特性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

毋庸置疑的是，在一段历史时期中，欧洲的确以其技术优势与资金储备在人类文明中风头无两，他们的起家故事与发展经验被许多人视为“走向现代”的必经之路，并将其奉为“现代文明”的标杆。这种观点的偏误性在于极大地简化了历史现场的丰富细节，没有从根本上解释清楚欧洲与亚洲为何会形成如此迥异的发展格局，而这，恰恰是约翰达尔文试图回答的问题。选择“帖木儿之死”作为写作的起点，正是因为这一事件的背后暗含着“西方中心论”历史观所需要的种种解释，后来的历史发展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此种叙述。但是，当作者将笔端深入到“西方中心论”者引以为豪的“现代性”概念时，这种历史观的局限性也会因之逐渐显露。

反思西方的“现代性”

时至今日，“现代性”已经成为学界普遍使用的专业名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竭尽全力地将自己标榜为“现代性”的文明标杆，将自己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准。约翰·达尔文的写作便是在对历史细节的细致考掘与深刻思考中不断地重置和校正“现代性”的意涵，使之能够更为恰切地解释人类历史与文明。

约翰·达尔文从国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公民教育、自我认同等多个方面为“现代性”寻找坐标，最终将其总结为“在锐意革新以提升‘社会效率’的社会里，现代性的基调变成秩序、纪律、阶层、控制”。他也不忘提醒读者“这些检验标准大部分其实是在描述人们认为已在欧洲发生的情形”，并以此断定“欧洲成为现代的；非欧洲在被欧洲现代化致歉，则停留在前现代”。可以说，在达尔文的笔下，“现代性”成为对“欧洲”量身定做的形容词，以此标榜他在人类文明史中的优越地位。但是，这些衡量“现代性”的标准并未脱节于“传统”，是因其在世俗社会与资本经济中更具标志性与适应性而被人们所关注。追求效率，讲究勤奋的品质可以溯源到新教传统，公民识字率的提升离不开宗教解释权的下移，阶层也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概念，而是人类文明的必然产物，是金钱与世俗社会让此概念更为引人关注。尤为重要的是，欧洲引以为豪的“现代文明”与“现代性”的背后是扩张与劫掠，杀戮与殖民的残酷现实。

书中用极大地篇幅详尽介绍了欧洲的殖民史与现代发家史，这直接促成了欧洲与亚洲的发展差距，即达尔文所说的“大分流”。以本书第四章“欧亚革命”为例，这一章重点论述了欧洲与亚洲在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之间的发展史。一般来说，人们会将这段时间欧洲突飞猛进的发展归功于工业革命的强势推动，但是在达尔文看来，此种解释无疑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或许，工业革命是火山爆发时喷涌的岩浆与腾起的火焰，以其强悍的气势迅速夺人目光，但是，火山口下涌动的岩浆与地心的运动才是爆发的真正动力。工业革命固然意义深远，但是若没有新航路的开辟带来的市场扩大，若没有黑奴贸易带来的巨额资金，若没有殖民地印度棉对本地商品的挤压，工业革命恐怕会是另一种场景。

可以说，对于当时的欧洲与亚洲来说，“现代性”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将这两块区域分隔为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优越与鄙陋等二项对立。这让人们不得不接受、乃至认同这种历史叙述与思维逻辑，而这恰恰就是“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的精神实质——帝国主义——的目的所在；这也呼应着“欧亚大陆观”中的关键概念：帝国。

“帝国”与“帝国主义”

从帖木儿开始，发生在欧亚大陆的大型事件几乎都与“帝国”相关。帖木儿梦想建立统一的蒙古帝国，当时的明、清王朝以岿然不动的态势雄踞亚洲，被达尔文称为“中华帝国”，今日的土耳其在当时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鼎盛时期的英国更是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为何欧亚大陆如此钟情于“帝国”呢？

这与欧亚大陆广袤的土地面积、多元的民族人群、复杂的文化传统以及彼此间频繁的交流有关。在达尔文看来，帝国的最大特征是它“打破或无视种族、文化以及生态区分的势力体系或统治框架”。用今天的眼光看，帝国是一种抗争民族化的政治形态，一种打破分隔与离散的现实方式，尤为重要的是，帝国也是一种“全球化”的参考样板，只不过这一参照极易勾起人们普遍的厌恶心理与抵制情绪。而这种反应的背后就是“帝国主义”造成的噩梦效应。尤其是在“后殖民时代”中，帝国主义不仅没有烟消云散，曾经的殖民者依然要为其招魂。达尔文称其为“‘无形支配’的帝国”或“非正式帝国”。这种帝国的建设者是银行家、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等世俗社会中的普通人，他们的日常活动就是帝国运转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非正式帝国”的疆域版图正在依托于国际贸易、政治交往、文化沟通、信息传播等方式逐渐扩大。

人们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但历史与现实却无法完全摒弃“帝国”概念所具有的实际效用，“帝国”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似乎就是欧亚大陆复杂局势的明确表征。在民族化与全球化之间，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在摒弃前嫌与铭记历史之间，欧亚大陆将会继续上演“大分流”与“大合流”的循环，各个国家也将在这种趋势下不断校正自己在欧亚大陆中的实际位置。帖木儿曾经想一统欧亚大陆的梦想早已破灭，但是，他的教训或启示依然使今人受用，“那就是欧亚世界对单一制度、单一统治者或单一规范的抵制”。由此看，我们确实生活在帖木儿的阴影之下，并需要时时反顾，遥望这块已经风化却依然屹立的历史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