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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相遇印度文化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航海，不但唐、宋、元、明各有其风采，在汉、唐之间还有过一次，那是在三国时期，东南半壁的吴国，不断地下海去。

那时，东吴已驻军海南，统筹交、广二州，海防已固，海权当立，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便是“南宣国化”，也就是向南海诸国，宣示中国式天下的海权。

孙吴水师远征海南，讨伐珠崖、儋耳，用兵至于琼州，一举惊动南海诸国，第二年，扶南王就派遣使者来了，史载其“献乐人及方物”，此见于《三国志?吴志》。扶南即今天柬埔寨，意为“山城”，是中南半岛上第一个被载入汉语的文明，中南半岛又被称作Indo-China即印度支那，也就是印度与中国文化的结合部。

扶南国王权来自印度，由印度文化圈移民入主，以印度教为国教，立国于中印两大国之间——印度支那，疆域涵盖今缅甸、泰国以及越南南部，其地利在于，北以周边山地，能屏蔽中印两大势力挤压，南以海路连接中印贸易，分享两大国红利。

那遣使来贡的，便是当时扶南国里篡权自立的范旃国王，他坐在政变的火山口上，野心烧得越来越旺，在周期性的季风变化中，他已习惯了看中国风向。不久，这位篡权的范旃国王就被复仇的王子杀了，而这位复仇王子同样也没有逃过范旃手下的复仇，这样杀来杀去，无论印度教还是佛教，都解脱不了。

那时，中国对于中南半岛，只握有以交趾为中心的北部湾西海岸地区，这地区，自秦汉以来，就属于中国交州，从地图上看，则在今日越南的北越部分。看来，中南半岛上中印文化互动，还是印度文化占了上风。

这主要是因为南越国被挫败，往南海势头受挫，而汉中央之于西南一隅，则以管控为主，不思进取，眼看着南越国当年进取的先手价值，因为失去了正当的国家理由的驱动而消失，并未意识到中国在中南半岛上已经失去了一个战略机遇期。

当印度文化以扶南国的面貌出现时，便在中南半岛上结了第一个政治文明的成果，这个果，在中南半岛上一步步繁衍起来，后来成长为一个帝国，叫做“高棉帝国”，还将它的势力范围，伸入我国西南边陲，在云南动手动脚，当然那已是后话。

范旃为什么要遣使入贡孙吴？那时，孙吴正向交州用兵。据《三国志·吴志》卷十五《吕岱传》说，吴国大将吕岱平定了交州，再深入征讨九真，所谓“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想想看，整个中南半岛能不为之震动？尤其是那个有着地缘政治野心的扶南国，岂能无动于衷？

那吕岱当然也非等闲之人，重新开启了南越国人对于中南半岛的进取精神，除兵临交趾外，他“又遣从事南宣国化”，去跟扶南、林邑诸王打招呼，要他们“遣使奉贡”。吕岱所遣“从事”何人？《吕岱传》里一笔带过，没有指名道姓，后来《梁书》卷五四《海南诸国传》中提到“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由此我们才知“南宣国化”的便是这两人，据说他们“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

又说他们两位是由于晋代以前海外来朝贡者很少见，所以，被史官忽略了，至晋以后的宋、齐两朝，海外有十余国来朝贡，史官才“始为之传”，而特别提起他们两人的则是梁朝，因为梁朝“航海岁至，逾于前代”，这才把他们当了先知。

《南齐书·扶南传》提到朱应、康泰在扶南国所见那位扶南王就是范旃，有关范旃篡权窃国的那一段历史，真腊和高棉文均无记载，唯一的记载就来自朱应、康泰，印度文化不太重视历史观念，印度文化在印度支那居于主导地位，却无历史记载，结果只能以汉人记载为历史先声。

应该说，熟悉范旃的，从历史上看，莫过于朱应、康泰。若非此二人记载，谁知扶南国还有范旃那么个历史的存在？今可考者，朱应有《扶南异物志》，原书已佚，在《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有著录，《南史·刘杳传》提到“朱建安《扶南以南记》”，冯承钧认为，朱建安疑为朱应，《扶南以南记》疑为《扶南异物志》；康泰所著书也失传，散见于各种书中，被冯承钧一一考据出来：《太平御览》作《吴时外国传》、《吴时外国志》、《扶南土俗》，《艺文类聚》作《吴时外国志》、《扶南记》，《通典》作《扶南传》，《水经注》作《康泰扶南记》、《扶南传》，它们是中国最早以扶南为中心记载海南诸国的史志。

通过朱、康二人的记载，我们可见范旃如何在中、印之间往来，《梁书·中天竺传》说，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使天竺国，从扶南出发，“逆水行舟七千里”才到达，天竺王对来者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仍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刚好朱应、康泰也到扶南国来，相遇陈、宋等人，“具问天竺土俗”，曰“佛道所兴国也”，当时，统治印度恒河流域的是贵霜帝国，同一时期，汉帝国已解体。

范旃是势利眼，倾向性明显，除了其政权本身来自印度文化，还有国运使之然，小国当然惟强是从，所以孙吴让他遣使朝贡，他倒不急，还在观望。然而，汉虽解体为三国，但国体犹在，国本依然，国威尚存。陆权方面，有曹魏安置匈奴；海权方面，则有孙吴巡海“南宣国化”。当孙吴水师远征海南，且进驻海南岛时，范旃就遣使来贡了。

还要寻找罗马

有了扶南国的示范效应及其引导作用，朱应、康泰“南宣国化”的活动范围便扩大了许多，他们究竟走了多远，到过哪些国家，书里应该有记载。

朱应书已佚，仅存书名，康泰书散见于群籍，辑录引文尚能观其“宣化”遗迹，原录100多国，辑得35国。这35国中，提到了天竺、大秦、安息，冯承钧引日本学者驹井义明《所谓孙权之南方遣使》之言，遣使曾“抵恒河口南下”，但冯本人却不这样认为，他断言，康泰等人足迹不会越过马六甲海峡，绝没有亲历天竺，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安息、大秦了。若以前面的《汉书·地理志》为参照，我们更愿意相信驹井义明的说法。

另外，还有一个理由，也让我们相信驹井义明的说法，那就是在朱、康等尚未“南宣国化”之前，已有大秦商人秦论航海来到交趾，并去建业朝见孙权。据《梁书》卷五四《中天竺传》的记载，孙权召见秦论，问大秦“方土谣俗”，秦论“具以事对”，其中还提到诸葛恪伐丹阳“获黝、歙短人”，或曰“黝、歙”即徽州黟、歙一带，“短人”，即侏儒，秦论说，在大秦很少见到这样可爱的小矮人。

那小矮人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在汉家上郡今之榆林，见一汉代青铜圆鼎，鼎足就是三个矮人，造型为矮人举鼎，鼎足之小矮人，虽非与“黝、歙短人”同类，但是可以拿来作为一个参考，亦可见那有着汉代风味的侏儒文化的精气神——大汉小矮人！

孙权一高兴，便赐了秦论“黝、歙短人”男女各十人，还派了会稽人刘咸，随他一道返回大秦，只可惜，刘咸半道而死，秦论“径还本国”后，亦无回音。

冯承钧认为，这件事，与康泰等奉使海南诸国至少有间接关系，他说“盖交州为东西人往来之要地，吕岱或因秦论之还本国，因而遣从事南宣国化欤”？

有此一问垫底，我们就可以接着问下去，刘咸之死孙吴如何得知？

孙吴只知他与秦论一去杳无音信，再也没有回头，就像秦时徐福东渡的故事，至于本人是死是活则很难说，也许刘咸之死本就是康泰等于“宣化”途中打听得来的。

《梁书》记载，多据康泰《吴时外国传》所言，其中，既未见有秦论将刘咸尸体下葬于异国他乡，亦未见有派人送回中国一说，只是含糊地说了一句：刘咸“于道物故”，秦论“乃径还本国”，没有提到安葬处，看来有弃尸于茫茫大海之嫌。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像徐福那样，带着一大笔浮财，从此匿踪，跑了。

总之，疑窦一开，问题就来。历史是个无底洞，可以一而再，再而三，连绵不断地问下去，但问题也要适可而止，无尽的追问，终归于历史虚无主义。

好了，有关刘咸之死的问题就此打住，让我们回到康泰等人的使命上来。如果其使命之一，就是要查找秦论、刘咸的下落，那么就不会在马六甲海峡停下追寻的脚步，因为秦论是从大秦——罗马帝国来的，故康泰等人预设的目的地应该是大秦。自从东汉甘英在大秦家门口错失那次握手罗马的机会后，好不容易有了秦论这条线索，可刘咸一死，秦论这条线索又断了，如何能找到这条线索，将中国与罗马联系起来？

罗马线索失踪

东汉时，甘英在陆路未做到的，朱应、康泰在海路也没能做到。

我们知道，甘英在陆路受阻于安息人，而朱、康等人在海路则受阻于印度人。其时印度，一直自认为是东西方海通中枢，东西方往来的海舶，均由印度中转，且为印度所垄断，而印度也像安息那样，生怕罗马与中国接触，甩了印度人，而罗马人需要的印度香料和中国丝绸，遂一并从印度输入，故当时东西方贸易，利润多被中间国截取。

以丝绸之路的丝绸为例。丝绸从中国出发，才到中亚，就被贵霜帝国控制，搜刮一遍后，丝绸进入安息。安息同罗马接壤，并与之为敌，罗马人往东方贸丝，难逃它榨取，尤其对于中国铁，安息则极力禁止，断绝与罗马的贸易，因此，罗马不得不另辟海路。

在海路上，罗马又碰到了印度，印度成为东西方文明的碰头处。

由于季风作用，从埃及到印度可以直航，那时，埃及属于罗马帝国，印度属于贵霜帝国，也就是说，这两大帝国通过海路能直接往来，贵霜帝国的优势在于，他不仅与罗马帝国直接往来，还与汉帝国海、陆两路都有直接往来，成为了地缘经济的世界岛。

中国和罗马，则必须经由印度往来，而且必须通过印度往来，在当时的海通条件下，这是最经济也是最安全的。就此而论，印度本来应该成为世界历史的中心。可惜，印度文化历史观念淡薄，对于此时此地发生的一切均无记载，只是在中国或罗马史籍的片言只语里显示其存在，而忽略了它在古代世界所处的中心地位。

当然，这也怪它“德不配位”，那些大月氏人，当年曾被匈奴灭国，却不敢向匈奴复仇，这就很让当时的汉人看不起，后来，虽然复兴，成长为跨有中亚阿姆河、南亚恒河和印度河三大流域的贵霜帝国，但其国体战力，若搁在四大帝国，只能叨陪末座。

印度北部同中国西域接壤，与汉西域都护府有过冲突，被班超阻击后，遣使中国以通友好，遂改以佛法入中国。汉末，西域都护撤离，其势力便乘虚而入，佉卢文与汉文木牍文书并存，汉佉二体钱共用，因其互动，导致了中国佛化，加深了西域汉化。

贵霜，处于东西方交通的十字路口，枢纽南北，控引海陆，兼容游牧、农耕、商贸三种文明，以香料和丝绸，连接中国与罗马，融合了印度、希腊和中国文化。

朱应、康泰在扶南所见陈、宋等人，应该就是贵霜人，而“佛道所兴国也”，当然是指贵霜帝国，但那时，贵霜帝国已经衰落，可佛教的影响反而加强了，就拿东吴来说，孙权一改其兄作风，善待佛道之人，广兴佛寺，供养高僧，开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先河，对此，朱、康等人焉然不知？所以知而行，往天竺之心，是有了充分准备的。

我们认为，朱、康等人不会囿于马六甲海峡而裹足不前。为国为佛，他们都应前往，若中国船难直达，亦可转乘扶南舶。

康泰书中，已有扶南舶往来天竺的记录，更何况印度文化本来就是扶南国的源头活水，当印度教为主流时，扶南国奉信印度教，当佛教兴起时，扶南国又改奉佛教，总之，扶南国虽然从印度文化出走，但最终还是未能走出印度文化。

有了印度文化做靠山，扶南国就能从海南诸国中脱颖而出，成为海南诸国以及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中心的引导。有了扶南这条线索，朱、康等人自然不会放过，所以，他们应该登上了印度半岛，到了天竺国，贵霜帝国虽然解体了，但印度文化还在，印度半岛作为世贸中心的地位还在，还在枢纽着东西方往来。

朱、康等人在印度半岛上听说了大秦——罗马、安息——波斯的情况，将其一一载入书中。当时的情形，也许就有如当年甘英之于安息，他们遥望大海，欲求大秦所在，结果却被当地人劝返。中介商的职业本能，转化为商业化的国家本能。不过，印度半岛的确是个货布贸丝的好地方，能够满足中国人对于“亶洲”的想象。

有了卫温、诸葛直第一次航海远征的教训，这一次，他们格外谨慎，各写一本书，作为他们航海成果的记录，给孙权做个交差，对中国也算有个交代。朱应的书，早已遗失，惟书名还在。康泰的书，散见于各种典籍中，有辑录本问世，元有陶宗仪辑录本《扶南传》，清有陈运溶辑录本《康泰吴时外国传》一卷，《康泰扶南土俗传》一卷，近世则有新加坡许云樵《康泰吴时外国传辑注》，这应该就是中国航海第一书。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六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