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梦龙

如果你对历史普及和史学趋势感兴趣，多半对蒋竹山这个名字有点印象。

他被看作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推手，创立的新文化史网站在史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当中很有影响；他常常出现在各种历史书籍的封面和导读中，为出版社主编新史学丛书，比如“全球视野与物质文化史”系列的《植物与帝国》《设计异国格调》《奢侈与逸乐》等；他也办了很多推广新史学的活动，比如动物史、情感史、概念史、医疗史、环境史、阅读史、食物史、海洋史、全球史、历史记忆、历史人类学、博物馆历史学，令人眼花缭乱。

2021年3月，蒋竹山出版新书《看电影，学历史》。这是本历史通识读物，源自他在大学开了近20年的课程“电影与社会”。蒋竹山觉得，电影像是一扇窗，希望通过电影引导读者思辨历史问题，培养分析与理解事物的技巧。“此外，还希望读者能认识到，看待历史不应用现代的观点，而是要回溯当时的脉络，立足于当时的经验与看法，采以‘神入’（即同理心，Empathy）方式。”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

于是，你可以从电影《荒野猎人》了解北美的毛皮贸易、白人与原住民的关联；随着《海洋深处》探寻人类第一个全球性产业——捕鲸业的历史；从《希特勒回来了》思考战后德国的历史记忆光谱；从《伊本·白图泰》看横跨亚洲世界的中世纪旅行者；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看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跟着《霸王别姬》从戏曲看近代中国，等等。

2021年4月，我和蒋竹山做了一次视频访谈，聊了聊他为公众普及历史的心得和想法；怎么看待历史学研究从社会史到新文化史，再到全球史的转向；他自身的研究又如何受到新文化史和全球史转向的影响。

在许多人眼中，蒋竹山在历史学界是个“前卫”的人，一是他穿着打扮时髦，头发挺有特色；二是他不愿受传统束缚，喜欢创新，热衷介绍学术前沿。但是，他也不赞同学者盲目追逐“前卫”：“我倒不会觉得新的东西就一定好，只是说它会让你在旧文献里找到一些新的关注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新史学家，所以不见得大家一定都要转到新，或者一定都继续做旧。”

让普通人对历史感兴趣

2003年秋天，当时还是大学讲师的蒋竹山想通过电影教历史，但担心学生对历史不感兴趣，所以把课程取名“电影与社会”，“先把学生‘骗’到课堂上来，再夹带一些东西”。第一年开设时，他只讲性别电影，并将每年12月的国际女性影展花莲巡回场列入课程活动，一百多位学生参与修课，反响热烈。

后来，这门课的课程设置调整过多次，除了性别，加入全球化、记忆与乡愁、战争与媒体、国家与社会、族群认同等议题。每部电影的课程内容定型为四部分，先是“电影本事”，讲述电影的基本故事；再是“电影里没说的历史”，探讨电影里的历史片段；然后是“像史家一样阅读”，援引和导读当代史家的作品或历史文献；最后是“用历想想”，启发学生讨论问题。

蒋竹山称，和十年前不一样，现在学生都是“手机世代”，影像不见得对他们有太大吸引力，所以老师不能只放电影，让学生自己看，要学会设计不同桥段。

除了《看电影，学历史》，蒋竹山还写过两本历史普及读物。一本是《裸体抗炮：你所不知道的暗黑明清史读本》，改写自他20年来所撰的明清文化史论文，探讨物、身体与社会文化的关联，包括裸体抗炮、过癞习俗、士人的身体书写、五通神、官员的拉萨之旅、清代奸情的社会文化史、缠足的修正史、物的十七世纪流通、植物猎人的茶盗之旅，呈现一场明清的感官世界之旅。

另一本是《岛屿浮世绘》。蒋竹山称，写这本书是想说服学者写一些给大众看的书，所以自己先做一个示范。在书中，他用41个关键词，如铜像、地震、服装、麻雀、咖啡店、写真馆、纳凉会、圆山动物园、台北铁道旅馆，书写和台湾地区民众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史（1895~1945）。

虽然已经有许多人意识到公众了解历史的必要，甚至诞生了大众史学（PublicHistory，又译为“公众史学”、“公共史学”）这一派别。但是，由于学术评价和观念偏见等原因，真正践行大众史学的学者还是少数。

皮国立称蒋竹山是老师辈，自己年轻时因新文化史网站知道他，后来和他常有通信和学术交流。受其影响，现在皮国立运营了一个网站“历史学X医疗史新时代”，也和蒋竹山成为同事，在“中央大学”任教。

他对我说，像蒋竹山这样愿意向公众推广历史的学者在学界比较少见。“我们现在一直讲大众史学，可是传统历史系跟那些比较有名望的教授，他们不管历史学大众化，觉得历史是高深研究的学问，有很强的学术脉络。但是，在这个时代，对于大部分不是历史系的民众，你怎么让他接触更多历史，让他喜欢历史，不可能给他看一篇很硬的学术文章，要用其他方式。”

2003年，蒋竹山写过一篇对南开大学教授余新忠著作《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的评论，“有鼓励赞扬的话，也有不少批评性意见”，余新忠说，“虽然我不完全同意他的批评意见，但一些批评意见对我有帮助，甚至有触动，所以我主动写了一封邮件，向他表示感谢”。两人因此结识，成为相交十多年的好友。

在余新忠印象中，蒋竹山对信息传播的公益工作很热心。他敬重大众史学这类工作，对我说：“这样的工作做得好比我们这些站在象牙塔的人对社会的影响更有直接效应。当然，没有象牙塔真正的知识生产，推广也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也觉得，蒋竹山在大众史学、前沿追踪、举办活动、外出讲学上面花了太多时间，可能多少也会影响他在具体研究中扎实和深入程度。

关于大众史学，不同国家有不同发展，远比学者普及历史的单一维度丰富。

蒋竹山在《看电影，学历史》中就介绍了英国大众史学的最新趋势，包括越来越多著名学者从学院进入影视、出版、媒体等公共领域，接触社会大众，典型代表为西蒙·沙玛的《艺术的力量》、尼尔·弗格森的《帝国》等；地方史受到欢迎，地方档案需求增加，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化遗产方案等；大众考古活动流行，“寻宝”的金属探测构成兴趣社群；越来越多人热衷跳蚤市场、古物交易、拍卖。“收藏”成为大众建立自我认同的关键之一，西方有25%至30%的成年人认为自己是收藏者，其中三分之一住在英国；历史角色扮演活动、历史纪录片、数字历史兴起，等等。

“在这个人人都是史家的年代，历史已成为商品，历史消费者可以通过物质媒介接触历史。大众不仅可以通过学院史家掌握历史知识，也可以借由大众文化发展趋势下的虚拟转向（virtualturn）与视觉转向（visualturn）接触历史，并以此为起点发展他们自己的叙事、故事及历史经验，这种趋势在英国尤其明显。”蒋竹山写道。

在接受采访时，蒋竹山称，英国的趋势是历史成为商品，这对美国史家来讲，忧心忡忡，觉得可能流于通俗。美国的大众史学比较倾向于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看，关注博物馆怎么扮演历史教育的重要平台，史家如何参与地方社区发展等，这方面内容可以参看浙江大学教授李娜的《公众史学研究入门》。

“我不见得特别喜欢美国，或者特别喜欢英国，尤其在我们这边，你同时要去关注。有一块，现在年轻人的历史知识是打电玩打出来的，所以游戏本身变成值得探究。像中国人民大学姜萌教授在编《中国公共史学集刊》，里面就提到‘游戏史学’。”蒋竹山说。

他觉得，有些学者对商业这一块嗤之以鼻，但对另一些学者来讲，你越不理它，就越不了解它，觉得是旁门左道，但其实社会非常大一块的人在通过这种方式接触历史，需要史学里的人特别关注和研究。如果史家要保护大众的历史意识，他们首先就必须要了解民众是如何被告知且拥有历史资源的。

从经世济民到声色犬马

除了大众史学，蒋竹山另一重要工作是介绍国际学术前沿。正如余新忠所言：“他对前沿学术的关注和追踪，在整个大陆和台湾史学界，都是很突出的，特别对我们医疗史研究来讲，更是如此。”

蒋竹山称，20世纪的欧美史学发展有两次重大转变。一是1960年代以来，社会史挑战传统史学，成为史学研究主流。学者远离精英的历史，转向自下而上审视历史，关注普通人、被边缘化或被压迫的人的经历。

二是1980年代发生语言学转向，新文化史取代社会史成为学界宠儿。他援引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说法：“新文化史的史家们大多认为，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影响历史的发展。新文化史的最新发展方向是在文化里包含了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主题。”

欧美史学这些变化逐渐扩散，身处其间的蒋竹山，学术关怀重点随之发生变化。

1987年，蒋竹山考入“政治大学”历史系。他回忆，那时台湾高校的历史教育处于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外交史转到社会史的阶段，所以比较强调断代史、国别史。不过，虽然学院大部分是老教授，但少数从美国回来的老师给他们带来新的研究趋势，包括介绍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何炳棣的《明清的社会史论》，冲击很大。

“我看书有一个习惯，会看一些不是传统史学的东西。那时候台湾在流行年鉴学派，我后来的老师梁其姿，在我大学的时候已经编了一些书，把年鉴学派的一些重要论文翻译进来。台湾出现一个刊物叫《新史学》，代表从传统走到比较西方史学训练。我大概大四时接触这些东西。”蒋竹山说。

1991年，蒋竹山进入台湾“清华大学”念思想文化史。当时，许多西方汉学家会到学校讲学，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A.Elman）。艾尔曼开设的课叫“十一至十九世纪中国的教育与社会”，主题虽是“教育”，但重点强调“社会”。蒋竹山在这门课上阅读了许多欧美社会史的重要著作。

他说：“第一代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最早从沿海城市看中国问题，有冲击才有回应。但是，到艾尔曼这一代，他们从比较社会史的方式研究中国，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在研究士绅、宗族、庙宇等。这其实代表《在中国发现历史》那本书里一个大的方向。艾尔曼的思想史也开始转向社会史，看起来还在研究思想，但背后在谈思想在某个时代怎么跟社会结合，变成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关键。比如谈宋明理学，朱熹的思想怎么变成地方社会运作非常重要的支柱。那时最常被提到大概是孔飞力的《叫魂》。”

受艾尔曼启发，蒋竹山的硕士论文看起来在做宗教史，但是从社会脉络去做宗教，谈地方社会跟宗教之间的关联。当时，学界关于上层文化跟通俗文化之间有一场论辩。他恰好读了论文集《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inLateImperialChina），里面讲了很多民间信仰，所以最后做的是“五通神”研究。

1990年代初，蒋竹山参加一个“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的读书会，开启他日后对医疗史的研究兴趣。不过，他关注的医疗史以文化史取向居多，第一篇医疗史研究明清华南地区麻风病，就是从该读书会的报告发展而来。

博士期间，蒋竹山转向医疗史，开始从身体史的角度研究医疗，于是有了阴门阵、晚明祁彪佳家族的医病关系等研究。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想做明清身体史研究，但最终研究的是“物”的历史，也就是东北人参的历史，成书为《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

他回忆：“有一本书对我影响蛮大，叫《历代医师笔记》。它把所有笔记里跟医疗有关的资料全部摘录出来。我慢慢摸索出来，笔记里怎么那么多人参？我就问老师（注：蒋竹山的硕博导师都是梁其姿，现任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历史讲座教授），这个题目可不可以做？她说，可以。”

“刚开始觉得这是个医疗的课题，后来发现这跟清朝内务府息息相关，因为它是专卖制度。它怎么开发东北，怎样透过内务府专卖，然后卖到江南，所以跳脱医疗史范畴，有政治、经济、社会蛮多不同层面。整个环节接起来，你会看到在做人参的社会生命史，物的背后有一些制度或者人在影响物的流通、发展。”

蒋竹山称，曾有学者认为，当代台湾明清史研究的走向可以概括为“从经世济民到声色犬马”。他觉得这话一点都不夸张，体现了“文化转向”。

在大陆，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转向同样影响到研究者，比如“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如刘志伟、科大为、郑振满；南开大学成立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推动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王笛提倡微观史、新文化史，写出《街头文化》《茶馆》《袍哥》等作品；赵世瑜、孙江、杨念群、张仲民等学者都采用了新文化史的研究方式；新史学相关的刊物和书籍不断涌现，罗伯特·达恩顿、彼得·伯克、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林·亨特等新文化史家的作品都有大量中译，等等。

有关新文化史导致史学破碎化的担忧，蒋竹山认同王笛的看法，觉得这是个假议题。新文化史的量远远不够，根本没有冲击传统史学。但是，在台湾，由于史学工作者数量有限，传统史学非常担忧新文化史的冲击。

皮国立称，像他的老师吕芳上对此就有很深的危机感。“医疗，有意思！情感，好新奇！动物，好快乐！这些历史都很有趣。但我的老师吕芳上先生认为，历史的主干是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不能偏废。大陆人数多，学术呈现百花齐放是很好的发展。可在台湾，研究历史的人没那么多，所以当新文化史很红时，另外一派的人很紧张，觉得他们的话语权可能会消失。”

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热

蒋竹山称，21世纪初，新文化史在美国获得空前胜利，没有人再去标榜自己做的东西是新文化史，内化到所有研究。但是，新文化史因为过于关注虚构、表象、符号，热衷探讨什么被建构、发明，导致传统史学社会、实体的层面被丢弃。大概在2010年，另外一波变化发生，全球史跑出来。

“你如果去找全球史的源头，更早会有一些关键词跑出来，但它有一些是外在的东西。所谓外在，‘9·11’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9·11’之后，美国史学家开始跳脱西方中心观看其他世界，了解历史里西方文化跟其他文化之间接触的关联性。比如，2010之前就有一些重要著作跑出来，彭慕兰的《大分流》是非常重要的作品，看起来是中国史，但是后来变成研究18世纪前后世界史的参考读物。在他之前，也有一些相关研究，比如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

彭慕兰认为，1800年之前，中国与欧洲在经济发展方向大致相同，此后才有了“大分流”。“大分流”最主要的关键不在于过去说的技术创新等，而是一种偶然因素，也就是所谓地理上的好运带来的能源革命，以及海外人力资源的特权。这一历史变迁和白银密不可分。缺少白银，16世纪后期及17世纪初期中国商品的全球出口就不可能出现。

蒋竹山觉得，这些论点影响了后来的卜正民、欧阳泰、包乐史等汉学家，引发关于大分流的各种争论，诞生了一系列全球史著作，包括《维米尔的帽子》《塞尔登的中国地图》《从丹药到枪炮》《看得见的城市》等。他们认为，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中心是在亚洲，尤其在中国。

“他们写的明清史是把明清放在世界框架里去看，所以老外会觉得他们不是在写中国史，而是在写世界史，只是所有写的课题都导向中国在那时的重要性。这个时代他们的主流看法就是这样，转向看亚洲，看中国。”

受此影响，蒋竹山的研究也转向全球视野，最近正在做味精的全球史，主要关注它在东亚的流变，讲述一个物的社会生命史。

比如，味精是一项化学工业发明，开始被认为是现代性的科学产物，但在1980年代变成具有负面意味，为什么人们的看法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味精如何塑造亚洲乃至世界的味觉？

味精刚发明时，打入日本市场是靠改变年轻女性的看法。因为日本在1920年代有所谓新女性的诞生，所有女性都要走入职场时，不太有时间待在厨房。这种科学发明宣称让女性可以快速做出现代的健康料理。

到了民国时期，上海兴起国货运动，所以味精的故事变成爱国企业家如何创造出中国自己的味精，然后与日本竞争。

“通过探讨味精在东亚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我们可以认识到受日本影响的几个东亚地区如何接受这项新商品，并且获得一场感官与味觉的新体验。这里头有化学工业技术史与产业发展史的关联，有株式会社铃木商店的企业史和经济史问题，有海外推广的广告与消费文化的文化史重点，也涉及与20世纪饮食文化变迁有关的感觉史课题。此外，在战时体制下，更涉及了殖民体制的政治史课题。因而，通过味精的全球视野研究，我们更能理解一种商品的全球化特色。”蒋竹山在《看电影，学历史》中写道。

除了味精的全球史，蒋竹山还在做《燕行录》里的中朝医药交流、透过10本日记写1941年的全球史、东亚生活史四部曲等写作项目。

因为全球史比较新，对学者的要求也比较高，台湾和大陆真正做全球史的人很少。像在大陆，蒋竹山注意到李伯重、葛兆光等学者在用比较全球史的方式处理问题，采取跨文化、跨区域视角。

不过，由于全球史在西方的兴起，和新文化史的传播路径一样，先是大量作品被引进中文世界。这四五年以来，中文出版市场掀起一股全球史图书热潮。“两岸三地大概都是出这种书，因为它是一个趋势，西方现在很红。”蒋竹山说。

他将这些书大致分为四类，一类是物的交流，比如《维米尔的帽子》《茶叶大盗》《青花瓷的故事》；一类是环境与历史，比如《枪炮、病菌与钢铁》《哥伦布大交换》《瘟疫与人》《1493》；一类是大历史、比较史、全球化，比如《人类简史》《西方将主宰多久》《世界是平的》《大分流》；最后一类是帝国，比如《文明》《全球帝国史》《世界帝国史》《未终结的帝国》。

蒋竹山认为，全球史出版热背后，实质讨论的是东西方大分流的问题——近代以来，为什么西方占优势？所以人们会用全球比较的眼光看待和解释。粗略划分，传统一派强调制度，如《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新的一派则强调环境，如彭慕兰、卜正民、戴蒙德、麦克尼尔。

这种出版热也带来一些问题。他担心可能太“一窝蜂”，议题需要平衡。“你看中信做全球史，后浪、社科文献也做全球史，大家差异、区隔越来越小，但是还有很多书没被介绍，而且有不同议题。读者的嗜好有时是被养大的，他会忽略掉史学其他重要作品，像军事史、教育史、家族史都各自有相当不错的作品。”

对于全球史热，皮国立觉得，这股热潮只停留在出版市场，对中国历史学界所起的影响有限，有待观察。他说：“西方人写那种历史，大而化之，一下到亚洲，一下到欧洲，跳来跳去。他们允许这么做，但在传统中国历史论述和评价体系，似乎不太支持。”而且，“有些学者笑笑说，你目前看到的全球史著作，没办法探讨古代史。一是没办法掌握古代资料，二是古代也没有那么多跨区物质交换，贸易或文化交流比较少”。

即使停留在出版市场的热，台湾和大陆也有一些区别，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余新忠对背后思潮的观察：

“我们原来的叙事，中国是落后国家，西方是先进文明。在这种认知之下，西方很早就很厉害，中国很早就落后，至少明清以来是这样。这种认知自然值得反省，无疑我们需要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不过有必要注意，反省与批评西方中心主义也是从西方兴起，西方全球史研究兴起也与此密切相关。但中国社会欢迎这样的思潮，并积极跟进，相当一部分原因跟民族自豪感有关，希望表明我们曾经强大，到近代因为一些偶然因素才导致落后，现在要重新崛起。”

“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期，这样的心理和认知可以理解，这样的思潮也具有意义。但是，作为学者，对于这样一种潮流，我觉得应保持清醒头脑。我们不能因为要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就认为我们的落后是偶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固然理应让我们拥有文化自信，但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盲目地认为我们一直都很好，如果这样，中国近代又怎么会经历那段屈辱历史呢？”

“做全球史的意义，不是让我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自我满足，而是要通过引入全球视野，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不再总把自己想象成世界中心，破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要避免东方中心主义，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中国还是美国，显然都只是人类世界中的一份子。”

关于全球史对公众的当下意义，葛兆光曾说，它可以达成历史学的一个崇高理想，即培养世界公民。蒋竹山觉得，作为世界公民，我们不仅要跳脱传统的民族国家史观，将自身历史放在世界史的脉络下来看待，更要多加接触全球史著作，以了解世界历史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