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剧照，IC Photo）

【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结义的底蕴：张昭的倔

东吴大航海，往西南去，下南洋，下西洋，到了印度。还有一路，往东北去，从东海出发，经过黄海，进入渤海，到了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这一路，是沿着勾践当年以制海权北上争霸的路线进行的。

从地缘政治来看，东吴往西南海，尚有交州、广州可依托，往东北海域，自建业出长江口，过了东海，即无可依，黄、渤沿海一带，属曹魏辖区。

不过，辽东半岛上，还有个割据政权，属公孙氏，已历三世，至公孙渊，实在忍不住了，就想就地称王。这就需要一个新靠山，于是他派使者到吴国，求吴封赐，得到孙吴的支持，孙权封他为“燕王”。

孙权此举，张昭带头反对，说：那公孙渊想背叛魏国，又怕被讨伐，所以，远来求援，并非真心。当你真的封他为燕王时，他若不敢接受，就会出卖吴国来为自己牟利，这样的话，我们派去的两位使者就回不来了——“两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

两人争执起来，不管孙权怎么解释，张昭就是不改己见，以至于“权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我是那么宽容你，对你的尊敬也算是到头了，可你总是在众人面前顶撞我，让我难堪，这恐怕对你也不好吧！张昭说，我之所以明知说了没用还要说，“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是你的母亲太后她老人家让我说呀！

他说着说着，不禁“涕泣横流”，孙权也“掷刀致地，与昭对泣”，这样的场面，虽然很感人，但孙权还是派人携金玉珍宝，率精兵万人，渡海辽东去册封“燕王”。

那张昭，眼见吴军扬帆而去，顿时泪崩，气得闭门不出，称病不朝，而孙权，也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他来辅佐的“江东小儿”，不再是那个力能搏虎却从谏如流的“孙仲谋”，而是割据江东，熬死“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的举世无二的孙权大帝。

可张昭那厮，竟敢倚老卖老。《三国志·张昭传》说孙权用“土塞其门”，也就是从外面用泥土封了张昭家门，那意思是说，既然不上朝，那就别出门，张昭不屈，反过来，“又于内以土封之”，即从里面用泥土封门。

结果，正如张昭所料，公孙渊变了脸，取了东吴使者的首级，向魏明帝邀赏，而东吴则是赔了财礼又折兵，那脸简直就没法要了，恨不得一把拽下来扔到海里。

孙权悔悟，连忙向张昭赔礼，昭却依然称病卧床，不受礼。孙权上门去，叫他一起上朝，他照样“辞疾笃”，以病重为由躺在那里。这样一来，他就不仅损了孙权大帝的面子，还让这位大帝下不来台了。

于是，“权烧其门，欲以恐之”，其实孙权是想以放火烧门逼他出来，谁知张昭把门闭得更严了，孙权只好“使人灭火”，自己在门口等着，终于等到张昭的几个儿子“共扶昭起”，一起出门来了，孙权赶忙过去迎接，用自己的车子，“载以还宫”，一路上，“权深自克责”，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张昭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样一个故事，成了我们认识孙吴政权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老臣张昭这个倔老头子的硬气，还看到了孙权的尴尬。

其实，张昭的倔，并非只是个性使然，还有制度安排的因素在里面。东吴创业，始于孙策，创业之初，策与周瑜、张昭共事，内事托张昭，外事委周瑜，正所谓“三人同心，其利断金”，有那么一种共和的精神。

按照中国历史的惯例，初创之制，多为共和制，这是因为民间起兵时，都是一群志向一致的伙伴，事业未成，亦无权可分。故创业者，欲成就帝业，当具共和初心，与天下英雄共事。无论组建军政团队，还是治理领地社会，创业初期，都只能在共和制的安排里进行合作。

组建团队，要与天下英雄为伍，组成英雄联盟。而治理社会，则要同所辖区域士人合作，形成共治政府，创业初期，莫不如是。一旦帝业有成，就会发生转变，张昭与孙权冲突，就发生在孙权称帝以后，看似个性表演，实则制度转型使然，孙权正在经历从开创时期带有民间草根气质的共和制向王朝制度转变。

开创时的“共和”局面，乃“结义”使之然，所谓“结义”，就是将个体政治伦理——“义气”，使之一体化，化为国家正义——“结义的政治”，而非立法的政治。

三国时期，“结义的政治”并非只有蜀汉刘、关、张，还有孙策、周瑜、张昭。然而，名闻天下者惟刘、关、张，而非孙策等，何也？蜀汉政治，不但以结义始，更以结义终也。蜀汉虽称帝而治，但帝制未成已崩，至诸葛亮作《出师表》，其欲与后主阿斗“结义”之心昭然，使兄弟情义上升为国家正义——忠义，却未推动蜀汉向王朝制转化，“结义”的政治贯穿始终，直至“死而后已”，故亦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也许，罗贯中就因为这“结义的政治”有始有终，才以蜀汉为正统来写他的《三国演义》，所谓“演义”，“演”的究竟是什么“义”？说到底就是“结义的政治”。而孙吴政权，则完成了从共和——“结义的政治”向王朝制转变，这一转变，由孙权本人完成，当时枭雄曹操、刘备、孙权，只有孙权一人，完成了这样的转变。

三国政治路线，惟曹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没有“结义的政治”，刘备、孙策皆由民间起兵，不“结义”，则不能成一政治格局，但二者之“义”有别矣。

刘、关、张“结义”，出自草根社会，具有血盟性质，带着江湖习气；而孙策集团“结义”，以士林为基础，以名士为砥柱，而别有其政治文化风度，南朝风流即由此出，王导与司马氏同治于金陵，共和于三吴，便是走着当年孙策集团“结义的政治”老路，不仅周瑜成为了王谢风流的先导，张昭也成了捍卫“结义的政治”代表。

虽然都是捍卫“结义的政治”代表，但诸葛亮与张昭两人有所不同。

诸葛亮除了要捍卫“结义的政治”，还要推动“结义”的转型，即从在野的“结义”转向在朝的，从江湖“结义”转向士林“结义”，从英雄“结义”转向君臣“结义”。

而张昭面对的是另一种转型，从士人创业转向帝王霸业，从共和立国转向帝制霸权，从“结义的政治”转向“王朝的政治”，面临着“结义”的终结。

张昭的倔，就出现在这个紧要的时刻。而当时，也就张昭，还敢对孙权这么倔一下，而此前的孙权，哪敢放火烧张昭的家门？在“结义的政治”里，孙权面对张昭很有压力，他本是个雄才大略的人，这样的人，喜欢说大话，可他在张昭面前不敢说，他说“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

他称帝，要立个宰相来为自己辅政，这是王朝制的基本要求，本来，都以为论资历、论才干非张昭莫属，还有人当着他的面举荐张昭，可孙权早已有打算了。他说：“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

意指张昭个性太“刚”，不宜做宰相。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原因，还在制度里，制度要转型，宰相当然就要换人，原来的士人领袖，怎能做王朝的宰相？尽管他是张昭一手扶持起来的，他当然还记得兄长孙策临终时说过的话，那样的话，刘备在临终时对诸葛亮也同样说过，那就是：我把他托付给你了，能则辅之，不能就取而代之。

话说到这份上了，可见当时还是“结义的政治”，若为王朝制，就不会这么说，也不该这么说，这么说了，就会动摇国本，因为王权世袭，天经地义。

所以，张昭敢“倔”，而后生陆逊，由于时代不同了，却只能“忍”。

转型的代价：陆逊的忍

“倔”，是“结义”的政治遗产，是“结义”的政治资本进入帝制时代以贬值的方式兑现期权。陆逊没这“结义”的资本，当然也就不背“结义”的历史包袱，没有“结义”支撑，焉能“倔”得起来？他虽然也反对赐封公孙渊，但有“结义”老人在，他不能抢话，他属于孙权时代，是东吴新生代，历史正要翻过“结义”那一页，要等他来。

我们知道，东吴政治文化，有两个引领时代的代表，一个是周瑜，另一位就是陆逊。周瑜如鹤，以高蹈之势，曼妙之姿，而风流天下；陆逊如龟，以忍辱负重，不动如山，而稳操胜券。周瑜不再，因为他是“结义”的政治代表，而“结义的政治”已经到头，东吴已不再需要周瑜那样的人来引领了，帝制风骚要由新人起头。

通往王朝之路，从“结义”开始，而帝制的形成，并非“结义”的终结，而是“结义”失落的开始，周瑜之后，帝制的阻力主要来自张昭，不是因为张昭反对帝制，恰恰相反，张昭是东吴帝制的拥趸，但他身上仍有着“结义”的政治惯性，正是那惯性触碰了东吴政治底线，而与制度起冲突，此非其本意，却忍不住要发声。

一个时代的终结，也要找一个代表，张昭以其“倔”做了代表。

当“倔”老头闭门不出，变成看门老头，那个曾经属于他的时代便结束了，虽然他后来终于出门，但他已被风干，无话可说了。“结义的政治”以“美少年”开头——孙策和周瑜便是“美少年”的代表，终结于“倔老头”，那便是张昭，帝制新时代，不需要“美少年”，更不需要“倔”老头，而是需要“忍”少年。

帝制时代的精神标配，是要能忍辱负重，陆逊能“忍”，或与其出身有关，其祖陆康曾与孙策为敌，若查他政治成份，显然是一块需要改造的异料，这样一块料，要在东吴政治里出头，谈何容易？惟“忍”而已！可这“忍”字，刚好契合了帝制的要求，且可为帝制确立的奠基石。

若谓东吴立国乃凭着周郎赤壁一战，那么孙权称帝则有待于陆逊打败刘备，这位“忍”少年，除了以“忍”用兵，后发制人，还以“忍”从政，顾全大局。

孙权“欲遣偏师取夷州及朱崖”时，来问他，他上疏反对，说“万里袭取，风波难测”，这样做，只会“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很显然，他反对孙权的海洋经略。还说，“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认为海南不具有战略价值，而争夺中原，有江东本土就足够了，“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要“畜力而后动耳”。

这就涉及孙吴政权的发展战略，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吴人路线，另一条是越人路线，吴人路线以陆逊为代表，越人路线以孙权为代表，吴人路线，宜于守望江南底线，而越人路线则利于向岭南、海南发展，仅以江南一线，似难与曹魏抗衡，若以岭南为后援，或能与之相争，而岭南以海南为门户，若门户不固，不但岭南流失，且海寇窜入。

就此而言，孙权真不愧为一代雄主，其大略，陆逊之流不可及也，非如史志所谓“权遂征夷州，得不补失”，若不“征夷州”以安海南，岂能定交州以取岭南？

然其失足于辽东，则是一次动摇国本的大失败，何以深沉如孙权者，竟会如此轻信而冒进？因其欲以辽东制约曹魏之心跃如也，故略一牵引，即蠢动不已。或曰，孙权亦曾经略中原，盖因战马短缺，被曹魏阻击于江淮之间，合肥之战，乃东吴国体上一道抹不掉的伤痕，孙权心头上挥之不去的遗憾，东吴水师胜曹魏，乃船胜也，而陆战，尤其平原作战，要靠车马，辽东出战马，孙权欲取之逐鹿天下。

当孙权因公孙渊背盟，而欲渡海远征辽东时，张昭已经闭嘴。

于是，陆逊开口了。他说陛下“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若“乘桴远征”而被敌趁机，到那时，便“戚至而忧，悔之无及”，何以要为了“辽东众之与马”，而“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此言一出，孙权也就不得不“忍”了，史载“权用纳焉”。

孙权何以要“忍”？因为帝国的扩张，要服从王朝国家的利益需求，而帝制时代的核心，是世袭制，其根本，则是立太子。所以，论国之轻重，帝国为轻，帝制为重，外患为轻，内忧为重。而重之重者，便是于深宫之中，择立太子，辅佐太子，完成世袭。于是，孙权开始“收放心”，收缩海权扩张，转向帝制建设，聚焦于太子。

太子之重，重如泰山，谁能负此重任？当然是陆逊，孙权将太子交给陆逊，那是期望太子也像陆逊那样，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忍”少年。

太子如漩涡，是福也是祸，福因中心而立，祸由争夺而起，帝王之家难“齐”，生在帝王家，命入漩涡里，兄弟相残，父子相忌，陆逊辅太子，也被卷入漩涡。

太子如出头鸟，立在明处，不但被人当作政治风向标，还成为不知何来的所有野心家的对手以及深藏不露的阴谋家暗中算计的冤大头。

陆逊再怎么善于防守，也防不住！其时，“二宫”，太子宫和鲁王宫，朝里朝外的官员们，都想让自家子弟参与进去，他们请了个德高望重又是孙权女婿的全琮，来向陆逊要求，结果，却被陆逊拒绝了。

陆逊以为，“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更何况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为大忌。

全琮儿子阿寄，果然投靠鲁王，与太子为敌，陆逊致书全琮曰“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可全琮“不纳”，反而“致隙”，分歧更大了，以至于出现了“太子有不安之议”，于是，陆逊上疏，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可怜啊！连“叩头流血”都用上了。

可孙权却没有回音，陆逊也不气馁，“书三四上”，还请求面见孙权，“欲口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谁知那孙权竟然不见，何以变卦？那便是帝王的心事啊！

孙权在想什么呢？这回他想，那太子呀是我的命根子，当然要合我的心思，可他越来越有自己的主意了，不来合我的意了，这样下去，还靠得住吗？还有那陆逊，既是宰相，又是大将军，还掌握着我的太子，我能不为自己留一手，做个后备吗？

太子的后备有鲁王，陆逊的后备有全琮，留了这么个心眼后，斗争哲学就开始了，别看陆逊在千军万马之中可以不动如山，但他却在孙权的心眼里坐不住了。他没看透孙权的心思，没给自己留后路，而是不改初心，一味的护着太子，却没有站在孙权的立场上来考虑，那一颗“忠于”的心，已悄然从孙权转向太子。

所以，孙权也就不想见他，更不会听他的进言了，可对其他人，孙权却不肯放过，陆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还有太子太傅吾粲，因与陆逊有那么几次书信往来，而“下狱死”，还“累遣中使责让逊”，将陆逊活活气死。

陆逊之死，是一场政治转型的代价，宣告了东吴世袭制转型的失败。如果说辽东之辱仅仅伤了东吴的国家体面，那么转型失败，则伤了东吴国体内在的五脏六腑，后来孙权有所悔悟，对陆逊之子陆抗说：“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

孙权没有气死张昭，却气死了陆逊，张昭敢于抗争，而陆逊不能，此非独个性使之然，亦时代使之然，东吴士人精神品格的下降，反映了从“结义的政治”向帝制时代转向过程中，东吴士族政治地位的变迁。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六卷本，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