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先生,2013年  CFP/供图）  

赵军/文

伴我走入学术人生

富士无语望鹤去，长江悲戚传师恩。

2021年5月29日，侨居日本的我惊悉恩师章开沅先生仙逝消息，悲痛之情难以抑制。中国史学界失去了一位学思敏锐犀利、学养博大精深，又善于对青年学子循循善诱的开拓者和领航人，而我本人也失去了一位胜似父母的学术导师和人生楷模。

1978年秋，我进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师从章开沅先生，从他的硕士生一直读到博士生，所受教诲和启迪，不仅仅限于治学，还包括了人生的价值取向和如何做人的修养教养。他于我既是严师，又是慈父；他的言传身教是我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回想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沅师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工作，正值大学改革扩展之时，他每天忙于各种巨细事务，但是每周六下午一定会抽出时间为我和晚一年进校的马敏、桑兵、莫世祥、韩明五个人开办博士“基础训练”课。当时空调还未普及，武汉夏日炎热，师生六人围坐在章宅客厅里，每人一把大蒲扇，边扇边谈论近来的读书心得和正在思索的研究构想。在严师面前，弟子们谁都不敢偷懒，所以每周都需要带着新的素材和新的思索参加。每当恩师严厉教导之时，师母就会从厨房端来解暑的乌梅茶，以缓和紧张气氛。之后师兄弟们在国内外史学界能够展露头角，推出颇有影响的论文、专著，形成了日后“章门弟子”独自的学风，其研究思路大多源于在章宅客厅接受的基础训练。

博士课程毕业后，因机缘巧合，我们全家都来到日本工作和生活。到日本后应当如何治学和在异国开展学术研究，又是开沅师的引导和推动，让我一直走到了今天。开沅师曾多次谈到，“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国”。他认为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与日本有着很深的渊源，多次具体指导我深入挖掘资料，汲取日本史学界的研究方法，开拓研究思路视野。

作者与章开沅老师合影。2019年3月4日摄于章老师办公室

为中日史学交流引水开渠

章开沅先生自己就是国内最早同日本学术界建立交流关系的开拓者之一。在改革开放不久的1979年，开沅师应日本史学界泰斗井上清先生为代表的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的邀请访问日本，接受了许多日本学者的赠书，同时他还用节约下来的生活费购买了不少图书和缩微胶卷带回武汉。这些资料，就成为我迈进中日关系史研究大门的最基本的资料。我的硕士论文选题，也跟开沅师的这次出访密切相关。据说，大阪教育大学的北山康夫先生，在经过了“艰难的抉择”之后，还是决定将收藏多年的数期《革命评论》原件慨然赠予章老师（可以说其实是赠送给了中国学术界）。《革命评论》是1905年宫崎滔天等“日本友人”为声援中国同盟会而发行的期刊，残存至今的原件堪称宝贵文物。

正是开沅师带回的这些资料，让我选定并得以顺利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试论宫崎滔天与兴中会》。1983年，中国开创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课程，开沅师被选为第一批博士导师，我成为他的首届博士研究生。开沅师认为，研究日本历史，必须要真正了解日本社会和日本国民，它通过佛教大学教授、现代中国研究会代表的吉田富夫先生，实现了中日两校之间的学者交换计划，并把我派到京都研修学习。而在当时能够获得赴海外学习的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和宝贵。我也由此深深感受到了先生的关爱和期待。

当时，冰封多年的日中关系刚刚解冻，日本学者为什么对开沅师能够如此信任慷慨？之后问起日本学者，据他们说，是章先生的学者风范和人格魅力，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

开沅师对以野泽丰为中心的日本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团体非常重视。他曾经回忆：“我与野泽丰先生最初相识于东京”，时间是1979年的11月10日（章开沅：《环宇岂无真知己，海外偏流文字缘》）。这天下午，开沅师应邀参加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每月一次的“例会”，“到会者有市古宙三、野泽丰、石田米子、藤井升三、久保田文次、小岛淑男、菊池贵晴等”，无一不是战后日本开拓和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第一、第二代学人。东京的这个辛亥革命研究会，是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日本学者们自发组织、自费运作的民间学术团体。正因为是“纯粹的”学术团体，这些学者们更重视同中国学术界的交流和互动。野泽丰教授也认为，该研究会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坚持了“以中国为中心”和“以国际交流为中心”两个活动重点：“从国际上看，研究会主要以中国为中心，一方面从海外邀请学者来日，召开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另一方面，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也应邀积极参加在中国主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他们的报告内容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有基于此，以辛亥革命研究会为平台，培育出了许多优秀的研究者，在国际上获得很高的评价，并受到众多关注”（野泽丰：《章开沅教授和日本的辛亥革命研究会》）。

辛亥革命研究会的日本学者们固然重视会议室里郑重其事的学术发表和讨论，但真正的重头戏，却是会后大家在“居酒屋”或者小餐馆里两杯酒下肚后不拘一格的“畅谈”和言出无忌的“交流”。章先生讲演这天的聚餐场所，据说是和式餐馆“江知圣”。所有的学者们亲密地绕成环状“席地而坐”，开沅师“报告中国辛亥革命研究情况后，争论颇为激烈，无非三派意见：工农为主体、资产阶级革命、绅士运动，各不相让，但加深彼此理解，可谓和而不同。一直到晚上9时始散，前后共讨论6小时（包括边吃边谈），为此行前所未有。”这种马拉松式的会议长却不腻，章先生由于跟野泽丰和菊池贵晴两位大师级学者共叙，而且他们在学术上也不约而同地认为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此我（章先生）与野泽丰先生开始了整整30年的亲密交往。”

我到日本之后，开沅师就时常书信嘱咐我要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研究会的活动，尤其要注意多多向野泽丰教授等日本学者请教。所以我坚持每月参加研究会的“例会”，并将研究心得与日本学术同行们分享。开沅师曾总结：通过辛亥革命研究会的活动，“展开了两国辛亥革命研究者长达20余年的频繁交流合作。或相互参加对方举办的国际研讨会，或互相邀请访问讲学，或交换珍贵历史文献与最新论著，或共同合作进行研究乃至培养青年学者。我们之间关系的密切与成效的显著，已经不仅限于辛亥革命研究本身，而且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极其美好的一页。”（章开沅：《笔墨情缘永相忆——我与辛亥革命研究会》）对此，我可以说是亲临其间，体会至深。

但是，东京的辛亥革命研究会在2005年由于世代的交替、学术研究领域的更新和活动场所等原因，决定停止活动，予以解散。这在我们中国学者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问题：一个成绩卓著而且正常活动的学术团体，为什么要突然自我宣布解散呢？野泽丰先生觉得也有必要向中国学者们做些解释工作，于是在杂志《近邻》（这是野泽丰先生个人出资创办的学术刊物）第47号（2005年春季号）预计设立‘惜别辛亥革命研究会’的专栏，请开沅先生赐稿。为此，开沅师以《笔墨情缘永相忆——我与辛亥革命研究会》一文给野泽先生回复。“世界上没有任何‘万寿无疆’的人和事，日本的辛亥革命研究会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能够持续发展40年，而且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惜别不是永别！我深信中日两国年轻一代的历史学者，必定会在新的起点上与新的条件下发扬光大我们这一代人所已做过的学术交流事业”。不但对野泽丰先生等日本学者的决定深表理解，而且高度评价了该研究会的成就，并为后来的学人们提出了更高的学术目标。野泽丰先生对于章老师的回信深感欣慰，请我到他家中口译给他，并且一再确认其内容，一再念叨着：“太好了，太好了”。他从此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培养中日两国青年学者的事情上。

为了回馈章开沅先生的理解和支持，吸引更多的中国青年学者参加中日史学研究，野泽丰先生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他毕生积累的大量学术著作和资料等，日文部分全部捐献给开沅师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辛亥革命史研究室（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文部分则捐献给他另一个海外学术挚友——闵斗基先生所在的韩国首尔大学。这些书籍、资料，要分装几十个纸箱，从编目、分类到装箱、联系托运等等，几乎都是野泽先生亲自动手完成的。当时还没有电脑之类文字处理利器，一部部的图书目录都是野泽先生亲手抄写。野泽先生赠送的书籍到后，在开沅师指示下，专门开辟了“野泽丰书库”，供中外学者们查阅利用。此后不久，野泽先生又将退休金拿出一部分捐赠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作为“野泽丰奖学基金”的原资，奖掖攻读学位的中国学子们。前不久我又找到了帮助野泽先生邮寄这笔资金的收据，感慨良深。

对弟子永恒的关爱

在治学态度上，开沅师对弟子们宽中有严，循循善诱。不但引导我们自身一步步成才，也教会了我们怎样为人师表，做青年学子的知心人和称职导师。即使我们已经在国外工作和生活，也时常能够得到他的关爱和支持。

2005年12月，通过我的企划，NPO中日学术交流中心和日本华人教授会在东京举办了“日中关系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00多位学者与会。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最早的全国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1905年诞生于日本东京，在中日关系面临种种不安定因素的当时，举办这样一场研讨会，不但会推动辛亥革命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同时也具有以史为鉴的现实意义。开沅师为此专程从武汉来到千叶商科大学，在开幕式上做了《百年以后看同盟会》的主题演讲。他用“组党——孙中山举步维艰”，“建党——在日本水到渠成”两个部分概述和重新评估了同盟会成立前后的历史，而后指出“一些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并非当时或近期就被世人所认知”，“同盟会的情况也有点类似”；“只有在历经百年的沧桑，积累大量正面与负面的经验，而至今国人犹在不断念叨‘走向共和’的时候，我们才能更为深切地认知同盟会成立的丰富内涵”。

2011年11月，我们又在东京举办“亚洲主义、近代民族主义的再审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际，开沅师由于身体状况和时间安排，未能亲自莅会，但还是给会议寄来了书面讲演《纵观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这篇论文认为，对于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需要以“100年历史背景，100年的历史本身，还有未来100年的历史展望”的“巨视”眼光加以通盘研究，辛亥革命既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也存在着负面因素；历史的连续性和复杂性需要揭示，更需要“扩大视野，把中国置于全球化及至整个人类文明走向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未来的100年”。开沅师最后还强调：我们“一方面珍惜中山学说的前瞻性，如有关民生主义、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等有关思路。另一方面更要勇于面对当今及今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面临的新问题，特别是在多极化国际新格局中的和平发展与大国责任，环保问题、能源问题，都涉及到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是自我毁灭，还是自我救赎。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都是世界的问题，而面临每个世界重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因此，更需要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以全球大局为重，从共同利害抉择中，求同存异，或曰寻求易于导致趋同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这些话语，现在读来似乎更能感受到开沅师作为一个智者、哲人所具有的深邃洞察力，为他在十余年前对世界大势走向的精准推断而折服。

2019年，我基于当年博士学位论文所撰写的专著《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决定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修订版。由于30年前出版该书时没有时间联系到开沅师为我作序，成为我最大的憾事之一。此次当我向开沅师表明这一意愿时，93岁高龄的他立刻爽快应允，并很快寄来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作者离国多年，但仍极为热爱祖国，更为关心母校，经常为华师提供许多助力。特别重要的是，在他的热心联络下，我们不仅与宫崎家族保持将近30年的密切交往，而且还与梅屋庄吉的后裔也成为海外知交，共同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宫崎滔天家藏文献》及时出版，梅屋庄吉遗存文物在武汉举办展览，都是我们共同营造的硕果。”自己的些许努力能够得到这样的首肯，感奋的同时我也感受到了恩师更多的期待。我愿把这篇序言当作开沅师给我的遗言，鞭策自己今后的学人生涯。

赢得学界敬重的学术“泰斗”

听到章开沅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日本历史学界许多知名学者、中青年学术俊秀也表示震撼和哀悼。一些人纷纷发来邮件或打来电话，向我们表示对章先生的怀念和仰慕之情。

久保亨教授（信州大学特任教授，历史学研究会委员长，日本学术会议会员）得知章先生逝世消息的当晚，就给笔者发来邮件：章先生是一个“巨大的、巨大的存在。自己曾经得到过多方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哀悼！另外还会将这一消息通知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各位学者。”与章开沅教授有着40多年以上交谊的日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久保田文次先生和夫人，跟我通电话时表示，他们对章教授的去世深感震惊和悲痛，并希望我代表他们向黄师母和章先生家人表示衷心的慰问！他们说章先生是“最令人尊敬的学者，我们也受过诸多关照”。他们开展的宫崎滔天和梅屋庄吉家藏史料的整理工作，就是基于章先生的提议启动的。他们目前正在整理与章先生有关的照片、文字等，近期内准备汇总起来颁布中日学界、友人，以纪念章教授对中日学术交流的功劳与贡献。大阪大学名誉教授、神户孙文纪念馆副馆长西村成雄教授，则发来中日文双语的唁电：“接章开沅教授逝世噩耗，不胜震惊，謹致衷心哀悼。隔海遥祈导师冥福。敬请各位遗属千万珍重。”

此外，日本花园大学名誉教授小野信尔先生和夫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小野和子，中央大学深町英夫教授，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日本大学小滨正子教授，骏河台大学名誉教授井上久士先生以及孙中山先生挚友梅屋庄吉后裔、日比谷松本楼总经理小坂文乃女士等，也纷纷发来邮件，对章先生的逝世表示衷心的哀悼。

开沅师以自己的学识与人格，在海外也赢得了众多学者和友人的信赖与敬重。

在中国历史上，史学家自古就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身负对时代负责、对历史负责双重重任的历史的“监视者”和“干预者”。惟其明了历史，必须正视历史；惟其理解历史，更应参与历史。这就是以“秉笔直书”为美德的史学家的“历史使命感”。章开沅先生有言：“没有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了自己的格言。

记得2000年冬季，正是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借“新历史教科书编篡会”势力异军突起时机，全面否认东京审判以来国际社会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略亚洲邻国罪行的历史结论，企图借历史教科书、随军慰安妇等认知纠纷向中国、韩国等邻国在“历史责任”问题上反攻倒算甚嚣尘上的时候，开沅师应日本民间团体的邀请，前来日本参加有深受日军暴行迫害的“中国慰安妇”参加的控诉和反对日本否认战争罪行的和平活动。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甚嚣尘上，参与这次会议的所有中日人员都面临着人身安全的重大威胁。记得那天我和夫人沈洁驾车前往冈山市拜访开沅师，历经多重警戒手续之后见到的开沅师却是那样的镇定、坦然！在右翼分子伺机扰乱情境之下，他不仅在学会上演讲，还冒着风险参加了夜晚的街头提灯游行。

开沅师勇敢行为的背后，其实有着洞察局势的缜密。他自己不惜在危险的场合同日本右翼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对于在日本定居的在日华人，他无论是写序文还是参与活动，都注意尽力保护在日华人利益不受其危害。

2014年4月16日，章开沅先生“请辞”“资深教授”的称号，用自身行动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的束缚和诱惑。开沅师再辞请报告中写道：“年迈退休，应属当然，荣誉可能终生，工作自有了时。现今学校、学科形势大好，后继有人，英才辈出，实乃敝人急流勇退，圆满谢幕之良机，庶免挂名装点尸位素餐之过失。”我为开沅师豁达的心胸和学者风骨深感敬佩，归国参加荣退仪式，并代表章门弟子向开沅师深鞠一躬。翌日的《楚天都市报》以《深情鞠躬，弟子回国见证恩师身退》为题报道了此事。相信我的致礼，也代表了所有受到过开沅师教诲的弟子们对恩师共通的景仰与致敬。

仅以此文奉于尊敬的章开沅老师灵前。

（作者系日本千叶商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