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一厢情愿的炼成

苏 琦2021-06-07 16:30

(宋美龄拿着刊登日本投降消息的报纸,美国记者在给她拍照    CFP/供图)

苏琦/文

美国人喜欢一厢情愿地为他人设计未来,将自己认为理想的模式“强加于人”,似已成为某种定论,就连不少美国学者也是这么认为的。至少《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的作者就认为那段时间美中关系中充满了美国人对中国人一厢情愿的误读与期许,所以也就注定会收获一地鸡毛和满腹怨怼,以及围绕“谁丢失了中国”这一伪命题的互相指责与伤害。而且在作者看来,这种一厢情愿及其破灭后的反弹,还大大延后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1931年到1949年这个时段大致涵盖了中日十五年战争和解放战争,也见证了中美关系的渐次升温直至蜜月而后又急转直下,在当下的语境中回头再看那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史,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而从美国人的一厢情愿这个视角切入,则更是饶有风味且别具启示意义。

关于何为美式一厢情愿,作者的定义是由于美国人过于想把中国变成其输出其观念、制度和投资的理想目的地,便不自觉地在观照中国现实的时候用了“美颜相机”,把中国的点滴进步都看成是美国影响所致,而且是奔着美国模式而去,而对国民党治下的种种不堪或视而不见,或百般开脱,或认为只是朝向美国式未来的过渡期现象。

这自然不是什么惊人的发现,在人们的印象中美国佬似乎一直这样“傻白甜”。比较有意思的是作者对美国式“美颜相机”的制造者或美式一厢情愿的推手们的分析。

传教士群体是大家都能想到的推手之一。他们想让改变中国人的心灵,让中国人皈依上帝,把中国变成美式基督教国家的激情尽人皆知。作者的敏锐在于点出了传教士使命在进入1930年代以前所经历的变迁,那就是将努力的重点从劝人皈依,转到推动或践行社会改革。

关于这一转折,《燕京大学与中西方关系》一书做出了更为详尽的阐述。燕京大学从几个原本比较“纯粹”的教会学校合并生成为综合性(越来越)偏世俗目标的大学的历程本身,就折射出了新老传教士团体不同的使命追求。而这种中国使命的转变,又反映了美国国内对宗教组织所应发挥的社会功能的认知与实践的变化,从而验证了一个社会对另一个社会的期许或误读,或多或少都是自我期许的映射的说法。

接下来,作为传教士后代的媒体大亨亨利·卢斯及其传媒帝国对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误读所发挥的作用,比如他通过选择性报道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正面形象的塑造,也是比较容易理解且大体在读者阅读预期里的部分。比较让人感到新鲜的是亨利·卢斯的“美国世纪”规划中为中国所预留的角色,看来相对于旧欧洲,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度确实更容易激起新生帝国的改造与携手合作的欲望。

《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中比较出彩的部分是对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为何能够如此令美国人着迷的解析。以前人们更多是从异域风情、因陌生而神秘等等有着萨义德东方学气息的角度去解读,而忽略了当时美国读者所身处的环境对其共鸣所产生的作用。在作者看来,赛珍珠的中国乡土风情,一方面让美国中西部有着强大民粹主义遗产的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其怀旧之情,那是他们的父兄辈不久前还沉浸其中的乡土生活气息,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的田园风光和农民的坚韧,让因过度开发而陷入沙尘暴和洪水频发困境的美国中西部和南部人士,产生了善待并重新扎根大地的共情感。

这的确是别开生面且颇令人信服的解读。类似的美国本土视角出发的分析框架也被用于解释宋美龄的大获成功上:不仅仅是因为她流利的英语、美国教育背景、身为基督教徒且成功让自己丈夫皈依基督教等等老生常谈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她一方面体现了成功独立女性的充满进步性色彩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她通过自己对丈夫的帮助以及身为全体中国战时孤儿母亲的角色设定,也符合那些担心女性地位崛起过快的右翼保守人群对女性传统角色的预期,让他们觉得心安,可以说是左右通吃了。

除了传教士、在华媒体等相关利益人群的主动形塑之外,美国政府也在有意无意间助推着对中国的误读,比如将中国拉抬到四强的地位,以及对围绕史迪威和蒋介石纷争所凸显的美中合作中不和谐一面的掩饰等等。著名美国学者邹谠在其名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中对这一点做出了更为深入和精彩的剖析:因为受制于欧洲优先大战略,美国政府确实无法做到像其宣称的那样对中国战区进行大规模援助,因此在“实不至”的情形下对媒体和其他相关群体对中国的“口惠”式赞美便多了几分宽容甚至鼓励,即使无法完全对冲来自各方面要求更多重视亚洲战线的压力,但两国民间蜜月般的热情,至少对两国政府间因为实际政经利益而产生的龃龉,可以起到相当程度的缓冲作用。

当真相大白——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那么民主进步,反而相当反动独裁,中国的实力也暂时无法当得起四强的称谓,美国也无法在不准备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形下扭转国共内战结局等等——的那一刻到来是,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民难免有上当受骗乃至被辜负的挫败感,进而对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产生了强烈反弹,而这一点迭加政党政治和冷战兴起,无疑为麦卡锡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虽然说到底来自美国一部分人群对中国一厢情愿的认知和预期的破产,对美中关系走向的影响,和冷战大格局及美国社会氛围的整体右转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否则三十年后美中关系的解冻就完全无法想象了。

这种紧扣美国当时国内社会背景和民众心理的解析路径给人们理解美式一厢情愿无疑提供了新的深刻视角,但人们必须牢记的是,所有的所谓一厢情愿式预期和误读,在很多时候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合谋,就像书里的一个细节所展示的那样: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时说她不仅说着美国人的语言,而且模仿美国人的说话方式,这让她有回家的感觉。这也符合中国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的老话里所体现的传统智慧。美方一部分人的选择性误读和中方相关群体的选择性呈现,是美式一厢情愿的一体两面,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中方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美方的一厢情愿式误读和不切实际的预期。恋爱中的人们总是喜欢选择性放大对方的优点,选择性忽视对方的缺点,并更多展示自身美好的一面,这是亘古不变的人性的弱点,不仅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说到底,这种一厢情愿不仅仅曾经发生在美中之间,也不仅仅是过去式。

此外,有时候所谓的解读和期待之所以成为一厢情愿,除了误读和不切实际的期待之外,更多时候是因为时势的剧烈变迁让曾经显得现实的愿景根本没有实现的机会。就像《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所总结的那样:燕京大学期望通过更世俗化,将更多决策权转移给中方管理人员,以及让学生更多参与乡建和其他社会改良运动来推动中国改革与进步,但是当学生和教职员以及整个社会都倾向于整体性革命性变革的时候,燕京大学的愿景就变成了美式一厢情愿的又一个例证,在后来的政治语境中还一度成为帝国主义“图谋”的证明。

但在剖析完美式一厢情愿是如何炼成及其尴尬遗产时,人们也不应忘记,这种一厢情愿式误读毕竟也蕴含着丰富的正能量,在动员美国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源支援中国的抗战事业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而在精神和物质层面给中国漫长和一度非常孤绝的抗战中提供了莫大的支持。一旦岁月变迁时移势转,人们决定再续前缘的时候,所有曾经的一厢情愿都会变成正面的回忆供人们打捞与记取,并成为再度出发的起点,虽然这并不能保证新一轮的一厢情愿不会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