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片仔癀一药难求，已成“药中茅台”。在一些城市的零售药店，居民须提前排队购药，且每人被限购两粒；在一些医药电商平台，价格被炒作到1600元一粒。一些“黄牛”更是到线下门店批量扫货，囤积居奇，以期牟取暴利。

片仔癀的价格乱象为网售处方药的规范性敲响警钟。片仔癀是一款处方药。按照1999年原国家药监局《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处方药必须凭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才可调配、购买和使用。

然而，多家医药电商将处方权从规范运作的医疗机构内具备资质的主诊医师转移到其他医疗机构（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将处方审核权从医院药师转移到背负销售指标的（线上）药店合作药师。于是，有媒体记者在医药电商平台的下拉菜单选择“慢性病毒性肝炎”，几秒钟内便获得了可用于购买片仔癀的电子处方——形同虚设的处方开具与审核给黄牛炒作药价留下巨大的制度漏洞。

从需求侧讲，在我国健康素养有待明显提高的部分地区、阶层，一些民众因长期的地域民俗，因被医药代表或黄牛蛊惑，将片仔癀视为包治百病的“神药”，在疾病出现征兆时，往往不去正规医疗机构就诊，而是依赖“野医生”推荐民间偏方。他们超出特定类型肝病而超适应症用药，甚至在没病情况下将片仔癀错误用作预防保健功能。按照有关中医专家的说法，中医药讲求辨证施治，滥用药物反而会起反作用。

从供给侧讲，片仔癀炒作药价还凸显出我国药品价格管理痛点。在原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暴发腐败窝案之后，2015年，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绝大部分药品价格全面放开，取消原政府制定的药品价格。即便是国家医保局承接了药品医保定价职能（如：带量采购药品中标价、目录内药品医保支付价），也更多是通过调控医保“水闸”来影响患者的需求曲线，而不会直接干预面向患者的药品零售价。

近年来，随着一些用于治疗恶性肿瘤、罕见病的进口原研药价格远超过国际参考价，要求政府进一步管控药价的社会呼声日益高涨。实际上，对我国医药产业链而言，由于研发、生产环节已经完全市场化、资本化，仅靠流通、使用环节进行价格管制，治标不治本，还可能催生制度寻租问题。比如：在国家医保局成立之前，各省成立的省级招标采购平台，由于并未在药品的终端使用环节实施“保临床用量”“保医保垫付”的相关医院、医保中心考核措施，药企或者抱怨中标后“有价无量”销售困难，或者为放大销量而与招采办官员合谋腐败。

如果说“政府失灵”是避免药品定价重回计划经济时代的根本原因，那么“市场失灵”则是政府对常用药、平价药进行市场干预的核心要义。近年来，由于生产、配送、零售企业均无利可图，一些临床急需、缺乏替代品种的平价药出现断供，严重危及患者安全，先后出现：用于心脏外科手术的“鱼精蛋白”、用于治疗甲亢的“他巴唑”，用于治疗罕见病重症肌无力的“溴吡斯的明片”，等等。

2017年，原国家卫计委、国家发改委等8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综合临床必需、用量小或交易价格偏低、企业生产动力不足等因素，遴选定点生产品种，通过政府定价、价格谈判、市场撮合等多种方式确定统一采购价格，招标确定定点生产企业，直接挂网采购。同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价格行为指南》。

笔者认为，上述文件有效遏制了药品的生产、流通企业的遏制违法涨价、恶意控销等行为。然而，对作为药品消费者及其亲友的自然人因牟利或恐慌而囤积短缺药，以及医药电商平台不合规经营带来黄牛炒作处方药/非处方药的风险，有关部门仍需要进一步强化执法力量、明确处置细则，形成对医药流通全主体、全链条的闭环式管理。

药品零售价格也包含了上游研发、生产、流通环节每一个环节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此，医药企业的有关监管部门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近期，我们需要对以下现象足够警惕：某省药监局发文要求本省企业购买价格上千元的带打印功能的台秤，一些地区的药品流通企业需要“走关系”才能获得区域内的中标品种定点配送资格，有的医药企业围绕上市准入、医院准入、医保准入（“三准入”）需要向不同监管部门重复提供数据，且数据标准并不统一。只有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才能确保作为公共产品的短缺药合理定价。

最终，在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堵点之后，笔者建议，医药企业可以通过自营或股权投资方式，回归上世纪90年代一度流行的“产供销一体化”模式，确保厂家自主掌握货源，服务终端患者，避免在经销商外包模式下，给黄牛（包括：药企内部黄牛、市场外部黄牛）提供可趁之机。同时，在国家带量集中采购大幅压缩流通环节利润率，并将影响力延伸到生产环节，“产供销一体化”模式可创造全产业链、跨行业生态的综合利润，对冲单一市场、单一环节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作者系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