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文  随着高考分数公布，湖北襄阳美团外卖的骑手小哥王威火了。他今年高考考出了623分的好成绩。面对关注与热议，王威依然每天忙碌在送外卖的途中。

这种淡定与其人生经历有关。18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入学后，性格内向的王威，有诸多不适应，上学期间就经常打工兼职。最终，在2017年，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他选择了退学。此后，他做过很多工作，给小学生做辅导老师、在制衣厂当搬运工等等。2020年春节，王威回老家过年，疫情阻碍了他返工，他便开始了送外卖。

有时候，人生的改变就源于突然的一个念头。送外卖3个多月后，王威觉得“知识和学历，对普通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份过硬的学历，人生也会有更多的选择”。于是，他重新开始复习备考。

重新考上大学，对王威来说是件好事，而个体经历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多层次、多元化的就业形态的社会意义。

1997年香港经济危机的时候，很多新闻就说，某某以前的富翁、或中产一夜之间破产，只好去开出租车。其实，换个角度，在人生低潮的时候，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也是一件好事。当时香港发达的就业市场，起到了缓冲作用。

在大陆市场，以前要当一个出租车司机，并不容易，很多地方要本地户籍、要审批、而且岗位有限，不过，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约车的出现，丰富了中国的就业形态，当个网约车司机变得容易了。不仅如此，随着移动互联网创造出的新业态的发展，骑手、快递等低门槛岗位，不但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就业形态。

美国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写了一本名叫《我在底层的生活》的书。书中真实的揭示了美国穷人的困境，他们很难攒钱、疲于奔命、无暇在生存之外，获得发展，并陷在这个循环中。

比如，一位女工凑不出第1个月的租金和押金，就只有住旅馆，而旅馆租金按天算、更高，几乎消耗掉每天大部分工资，这导致她无法存钱。就这样，这名女工陷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另外，工资低、时间少，她不得不做第二份、第三份工作，工作占满了全部时间，人在工作之间疲于奔命，缺乏时间与精力去提升技能，而低技能又导致她无法找到工资更高的工作，这又导致她只能找更多的低技能工作来维持生活。

一般来说，低门槛、低技能的职业，流动性大，也缺乏职业声誉作为背书，所以，往往伴随相对严格的管理。另外，管理成本相对高，就更倾向于获得更多的工作时长以摊平管理成本。这就是传统的富士康等制造类企业的长时间、固定合同模式。

网络与技术提供了一种新可能。随着网络、智能手机的出现，技术能够提供更高的管理效率，在严格管理低技能、低门槛的岗位的同时，也可以给从业者提供较大的自由度。

王威选择是的脱产学习，但如果他家境更差，或者没有积蓄，在骑手这种就业形态之下，他仍然可以选择一天工作4小时，一个月收入2000元左右维持生活，然后用剩下的8-10小时复习。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快递小哥、外卖小哥，都会在业余时间复习，但新的就业形态的确给了人更多的可能：一个年轻人进入一个大城市，先通过这种形态安顿下来，然后同时找另一个机会。最能感受到工作的特点的是从业者——近七成骑手因为时间灵活入行，其中，90后更看重时间灵活带来的自由感，80后则认为做骑手能更好地兼顾工作和家人。

所以，比起在工地搬砖、在电子厂打工、做营业员，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这样的分时的、高流动性、高自由性岗位，反而因为更自由而具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具有相同性质的岗位组成的社会就业安全网络，也就更富有弹性。

某种程度上，这成为了很多人的人生加油站、中转站、缓冲之网，让一些人可以歇一歇、缓口气、再积累、再出发。这既能给个体提供更多的机会，也有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

这当中，平台企业也有其社会责任，应该有针对性的给与王威这样的人以帮助。此次美团外卖也表示，将为王威提供1万元奖学金，同时将设立“骑手发展激励奖”。此外，在平台内部，可以也应该提供大量的培训机会。平台经济中还有无人机设计、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前沿岗位，这些岗位需要知识，但也离不开行业本身的经验。从这个角度，平台从骑手中培训、培养相关人才，是一个有利于平台、有利于骑手也有利于社会的三赢之举。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