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    CFP/供图）

柳红/文

“老体改”，特指那些参与并经历1980年代从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体改办）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再到体改办的老人。他们或急或缓地走入历史，走到人生边上，谢幕退场，四散凋零。即便是体改会门可罗雀，高尚全还是把自己活成了独特的存在——他的身上携带着1980年代改革“符号”，以90岁高龄，活跃于庙堂与民间，放言于论坛会议，调研于全国各地。

“老体改”有天天去办公室的习惯，无论是安志文（1919-2017）、杨启先（1927-），还是高尚全，都是如此。在他们身上，工作不仅是生命的一部分，工作甚至是生命本身。高尚全患病离世的消息，令熟悉他的人难以接受，不仅是它再次提示我们那个时代的远去，为之黯然；也因为他一向以健康的形象“出场”，是严于律已，坚持锻炼，保持身材的人。他会利用零碎时间，比如乘电梯时，以抬起后脚跟的姿势站立，久而久之，小腿健而有力。然而，病魔还是悄悄侵入了。生命的不可知再次警醒人们；可知的是，高尚全最大限度地把握了他的健康时刻，压缩了患病时间。

这位曾经的机械工业和老体改官员，给人的印象是和颜悦色，无官僚气；广交朋友，无江湖气；终生学习，尽力表达，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他不是锋芒毕露走极端和树敌的人，是力图化对立为合作，突破障碍往前走的人。不过，在温尔不愠下，他也尖锐提问，急切陈情，快速行动。接近他的人会看到，经过人生历炼的高尚全，还保存着认真和天真，在现实面前有理想，在困难面前不灰心，在无路处寻路。同时，他有他的慧黠，不露痕迹的分寸感。在经济问题之外，他也有理有据地谈论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关心民生、民营、制度、秩序；一而再、再而三向高层建言，包括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等各类关乎权利与权力的议题。

“1980年代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

出生于1929年的高尚全，1952年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去东北工业部机械工业局任职。彼时，新政权正雄心勃勃地要为建设工业国而奋斗，高尚全赶上了节奏，进入主流。作为接受教会学校经济学教育的大学生，投身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他此生遇到的第一次知识和思想转型；第二次，便是“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高尚全从第一机械工业部到国家机械委，再到国家体改委，又一次赶上节奏，进入主流，并很快跃升为承前启后的第二代人物中的佼佼者。

在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八年（1985-1993）里，高尚全先后与四任主任共事；作为“老体改”，则是经历了五位国务院总理。20年过后的2010年，高尚全说：“我始终认为，1980年代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引自2010年8月18日高尚全为柳红著《八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所作序言）

那时，第一代“老体改”还在。来自延安、根据地、白区的各路“士林”中的开明之士，熬过“文革”，痛定思痛，决心推动改革。他们建立机构、连接网络，提携青年，一时间，官学一气，上下一气掀起改革的社会风潮。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事业，“改革”迅速体制化地嵌入传统权力体系。先是从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下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体制组），到1980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的体改办，再到1982年由国务院总理担任主任的国家体改委。继而，通过“联络员会议”制度，使国务院各部委负责改革的司局领导成为“联络员会议”的成员，任何改革政策措施，先在此反复讨论，争议，达成一致后，提交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决策。

也就是说，1980年代的“改革”网络，既嵌入垂直的权力体系，也嵌入水平的社会生活，并且在两个方向伸展；可谓形成了改革的“广场与高塔”（尼尔·弗格森，2018）。高尚全幸运地获得这个网络的重要位置，从而增加了他的社会资本，得以在更大的舞台，参与影响全局的改革政策制定和观念、思想传播。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机会。

1979： 从吃糖说起

高尚全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9年，《经济管理》第一期创刊号上，题目是《怎样增加糖产量，使人民多吃些糖？》。乍看莫名奇妙，一个搞工业的如何要说“吃糖”？再看它的副题：“糖料生产必须专业化、机械化”，便可明白，高尚全还是从自己专业出发的，只不过将问题指向末端产品。他所在的一机部曾一度改组成农机部。开头一句写得挺有趣：“食糖，是人民生活中的必需品。糖多了，市场就可以活跃起来，城乡人民就会感到高兴。”接下来列出了令人咋舌统计数据：

“目前，世界上平均每人每年消耗的食糖平均约22公斤，最高的达50-60公斤，而我国只有2.3公斤。……一年进口食糖所需的外汇，用它进口国外先进的成套农业机械，可以装备四百个像黑龙江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那样的现代化农场，可以使近1200万亩耕地实现全盘机械化。”

这篇小文，以“食糖量”及其国际比较，生动地记录了改革起步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经济状况。文中涉及的三个问题，一是民生；二是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三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恰恰是高尚全日后从事改革研究的关切所在。

1980年，高尚全在《经济管理》上又发表了三篇文章。《经济管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刊物，主编蒋一苇（1920-1993）是高尚全1950年代在一机部政策研究室的主任，高尚全称他“我的老师”。而蒋一苇在1979年发表的《企业本位论》已经引起了理论界和政策研究机构的关注，据时任体制组组长张劲夫说，蒋一苇的观点对他们当时做《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有重要贡献。

蒋一苇、工经所及其刊物平台，给了高尚全从机械工业，部门视角转向宽广的工业经济和经济改革领域一个机会。而工经所所长马洪（1920-2007），1950年代初曾任东北局副秘书长，东北局委员；副所长陆斐文（1918-2005）曾在沈阳市委工业部。也就是说，1952年大学生高尚全去东北工业部工作时，陆斐文和马洪是他的上级领导。1953年陆斐文调入国家计委机械局，后任副局长，是与一机部业务对口机关；马洪则升任计委委员兼秘书长，直接联系各个工业部。虽然那时高尚全与他们地位悬殊，但是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代际界线不仅被打破，历史渊源成为建立信任与合作的“暗线”。在诸多人与事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暗线”的作用。工经所老科研处长记得他受所领导委派，多与所外人士联络与合作，高尚全便是其中一位。1981年初，马洪主持成立由中日两国政、经两界高层人士组成“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高尚全自1987年开始参与；1988年，马洪和蒋一苇等创建深圳（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高尚全则是从一开始便参与了意见。这些是后话。

1980年2月，薄一波组建国家机械委，担任主任；马洪被任命为副主任；高尚全也被调入。1982年，薄一波又受命组建国家体改委，原机械委部分人员成为体改委人员的一部分。这是改变高尚全人生轨迹的一次调动。他在机械工业口干了整整三十年，长期从事政策研究，熟悉企业，有理论偏好，尤其是对计划体制弊端门儿清，这是他成为“老体改”的资本和动力。而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曾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是高尚全的老上级。他被安排在调研组，1983年由副主任升为调研室主任。

1984：给马洪的信

关于1984年将“商品经济”提法写入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历史过程，已多有记述。在此只提及未曾披露的高尚全9月22日给马洪的信——

马洪同志：

送上一个座谈会的材料，请参阅。

我曾多次建议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写进《决定》中去，但由于有不同看法，一直未能写上……

信中所提“座谈会的材料”，是指“对经济体制改革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一九八四年九月七日）”。该座谈会是9月1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召开的理论问题座谈会，邀请了20余位经济学家就有关改革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由于起草组内意见分歧，临近全会召开，还迟迟不能抛弃“计划经济”接受“商品经济”的提法。情急之下，时任起草小组成员的高尚全等，想了一个办法，向经济学家求援。他们征得领导同意召开座谈会，集思广益，以增强理论说服力。会后，高尚全将座谈会上的意见综合而又简要成文上报。他强调：“大家认为，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在理论上有一个关键性突破，这就是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现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9月17日，总理在高尚全上报的“看法”上批注“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此前，高尚全并不知道起草组外，还有一条线也在做着同一方向的努力。所谓马洪的意见至少体现于两篇文字上：一是指1984年7月，马洪向高层提交的两万字长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二是指9月15日马洪致信总理。马洪在信中写道: “你给常委的报告中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论点，我建议，应当明确地写入决议中。”而这里的“你给常委的报告……”则是指总理在9月9日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的信，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

解读高尚全这封短信，可以窥见时代风云。起草组内外，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互动、试探，理论论证与政治运作；也可以看到在促成“商品经济”这一提法被接受上，众多的人各自不同的作用和共同的努力。他们彼此缺一不可，只是因为个人资历和位置的不同，有的人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和责任，其作用更加不可替代。

1986 ：匈南考察

体改所由中青年学人组成。1985年，高尚全升任体改委副主任，不再担任体改所所长，但还是作为体改委领导联系体改所。

1986年3月，国务院成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其任务是研究制订1987、1988年的改革方案和主要措施。领导小组由田纪云负责，下设办公室（简称“方案办”）和各专业小组（价格组、财税组、投资组、金融组、工资组、外贸组）。高尚全是主要负责人。

国家体改委认为有必要对匈、南再做一次综合考察，重点是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匈、南两国面临的矛盾、问题、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方向。

于是，以体改所的名义，由高尚全率团前往匈牙利、南斯拉夫，时间从5月初到6月上旬。考察团成员以中青年为主，除了体改所人员外，还有中组部副秘书长刘泽彭，国家体改委规划组副组长郑洪庆，北京市物价局局长马凯。

这是一次密度、强度很大的考察，最终完成十份报告。结论性的意见是：改革是一个复杂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抓住有利时机迈出实质性步伐，形成不可逆之势，注重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配套改革，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能否坚持下去并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国务院总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在布达佩斯，中国驻匈使馆有过一次宴请，曾任匈共中央书记、中央改革委员会主席的涅尔什自己开车赴宴，这令高尚全心生感慨。15年后的2001年，高尚全再访匈牙利，与涅尔什还有一场意味深长的谈话。

匈南考察对于接下来的中国改革方案制订和高层决策起了何种直接作用，参与者有不同看法。其中张少杰认为：“这次考察的最重要贡献是阻击了国家领导人‘价税财联动’的决策，避免了萨克斯式的‘休克疗法’可能给中国造成的动荡。”

1987：四国五方会议

计划和市场究竟怎么有机结合，实现顺利转轨，始终是个问题。

1986年，世界银行驻北京首任代表林重庚向国务院总理提出可以借鉴韩国经验的建议。于是，国务院总理指派国家体改委与韩国接触。这项任务落在高尚全身上。彼时，中韩尚未建交，过不去进不来，怎么办？高尚全提议去第三国会谈。第三国选在泰国。1987年6月4日，高尚全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赴曼谷参加计划与市场国际研讨会。泰国接待方是朱拉隆功大学。泰国财政部长，韩国刚卸任的副总理金满堤，韩国发展研究院领导，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辛格，以及世界银行副行长参加研讨会——四国五方会议。各国介绍自己的经验教训。韩国是把计划建立在市场经济上。他们的中期计划也无实物性指标。此外，韩国有一套高效执行机构，最重要的是经济企划院。他们不仅听取经济专家的意见，也听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各种商会、联合会代表的意见。此次四国五方会谈的成果受到高层重视。

1987： “星期天，北京街头二万人对话改革”

5月10日，北大、清华、人大的学生来到王府井、西单、火车站和过往行人对话改革。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挂着横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咨询”。这是在国家体改委等机构指导下，共计500多名学生参加的咨询。从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两千多人提问，两万多人驻足旁听。有感于现场的热烈，有学者呼吁建立正常渠道，使学者、政府、群众能经常对话，搞对话日、对话办公室，使之制度化。

高尚全参加了咨询，他被人群团团围住，学生们搭着桌子。还有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市委常委汪家缪、团市委副书记蒋效愚也走上街头。随后，媒体报道：《街头问答听心声——首都大学生围绕经济发展和改革开展上街咨询活动》（《人民日报》），《星期天，北京街头二万人对话改革》（《世界经济导报》）。记者阮江宁回忆，“当时领导上街回答问题在建国史上前所未有, 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很多社会矛盾, 使改革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6月3日下午，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司长郑洪庆、理论宣传司司长宋廷明以体改所特约研究员身份和体改所的李峻、张少杰、曹远征一起去和北大、清华、人大、北航的70多名研究生、本科生做了一场改革对话。《人民日报》4-5日连载《首都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同大学生对话录》。

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求，高尚全主编，50多位学者参与，写出《中国经济改革200问》，由人民日报出版社9月出版，首印就10万册。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在序言中写道：“这种对话方式过去就有，但后来不知不觉地就废弛了。这种方式本来是同群众、同党外人士平等协商、对话的极好方式。现在把它在新情况下恢复起来，可以说是十分有益的。”

高尚全认为，群众对改革的理解、支持程度是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要深化改革，必须进行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的宣传教育，必须进行改革符合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教育。通过社会调查、协商对话等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有针对性地宣传改革，做到入耳入脑，使群众自觉地投身改革，使广大干部群众建立起参与感、责任感和献身感。有了这种精神，就可以使改革立于不败之地。

1987：在十三大中外记者招待会上

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召开。期间，高尚全接受了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在10月26日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与杜润生一起回答提问。中共体改高官直面世界各国记者，这还是第一次。境外的新闻机构有路透社、法新社、英国广播公司、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日本《每日新闻》、西德《明镜》周刊、美国《华尔街日报》、香港《文汇报》、《悉尼晨报》。高尚全就如下一些问题做了回答：改革的时间安排，企业法、破产法将在什么时候实行？是否开放股票市场？雇工是不是剥削？要建立什么经济模式？为什么价格改革拖延？要取消外汇券吗？如何加速改革？工资怎么改？私人企业的法律是什么？在政治意义上说，通货膨胀的限度是多少？价格改革会不会社会动乱？等等。

其中，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问题比较尖锐：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是什么，是基层的还是高层的？高尚全回答得比较简略：“我们绝大部分同志都是支持和赞成改革的。阻力有没有呢？不能说没有。阻力来自长期的习惯势力。”　

高尚全认为十三大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是两种管理体制、两种运行机制、两种管理方式并存，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过渡的阶段；二是由放权让利为主转向理顺基本经济关系，调整各方面经济利益的深层次改革阶段；三是进入了由单项改革转向配套改革阶段，既要处理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又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套、共同发展。

在改革潮起时，站立潮头的人被高高托起，是有成就感的光荣；潮落时，身影则不免孤单，声音徒然飘在空中，或成为某种装点。世异时移，高尚全痴心不改，不懈地宣讲他的观点和主张。他依然受欢迎，被礼遇，只是同声相应者少了八十年代那般真诚，彼此砥砺，如同他与马洪等人在1984年的作为。改革是那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思想、观念、政策、设想，有充分的公共空间争论，对话碰撞，可以听得见实实在在的落地声响。

1993年，纪念孙冶方（1908-1983）逝世十周年时，高尚全说：“我之所以崇敬他，是因为他的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精神鼓舞着我。他坚持真理，不唯上、不唯书，他既反对‘用大帽子来吓唬人’，又反对凭‘风’办事。他说过：‘我憎恨文化专制主义，及其卵翼下的恶霸、恶棍，我也讨厌那种闻风而动的‘风派’人物。”高尚全以自己的方式坚持自认为对的事，并坚持到底。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幸运的。

高尚全在年富力强的时候遇到了机会，位居改革网络中的有利位置，成为首任体改所所长；1988年又成为北京中青年经济学会理事长。除了1980年代与第一代前辈、第二代同辈、第三代中青年辈共事，由于他谦逊平易的为人，开放的头脑，对社会改革的执着，得以与1960、1970、1980年代出生的晚辈保持互动，而这又反过来增进了他生命的活力。但是终究，他这一生是深嵌于高塔之中的。

（本文刊发时删去注释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