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濯

明史专家卜正民在《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中说：“瓷器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是青花却不是……对白底蓝纹的偏好最早起源于波斯。”其实烧制“青花”所用的颜料钴蓝在中国本土也并不出产，在历史上被称为“回青”，显然来自伊斯兰世界。典籍中也有称钴蓝为“苏麻离青”“苏渤泥青”，从译名看“回青”是从苏门答腊转运而来。“穆斯林商人提供钴蓝原料，进行造型设计，下达采购订单，预付定金包揽生意；而景德镇民窑接单烧制，中国海商负责突破海禁、远途运输，完成货物接驳后，穆斯林商人再将这些青花瓷转运欧洲市场销售”。

在《天下1：明清对外战略史事》一书中，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邓文初教授指出，即使在大明帝国最为严苛的海禁时期和此后葡萄牙人控制南中国海-印度洋贸易时，“回青-青花瓷”这条大明帝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物流线并未中断。在15至18世纪，“一个覆盖欧亚大陆的全球市场已经悄然形成”，而且中华帝国主动参与其中并起到某种龙头作用。

与世界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却引发了中华帝国在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的巨震，“不仅社会结构被整体改造，社会心理也发生了足以颠覆儒家信念的改变，帝国权威尤其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帝国面临着调整自己内外战略的抉择，而这种战略调整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帝国此后的命运。

虚幻的建构：大分流背后不断变迁的“中心-边缘”

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变局是如何形塑的，这种外交变局导致怎样的政治变动与文化变迁，国家以何种学理依据来认知、决策和应对这一变局，如果没有这场中西交往与冲突，依然长存的历史进程是否无法给中国这个古老的机体注入新的生命，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判定东方的历史是停滞的或者如卡尔·马克思所批判的“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样？

从传统史学角度来看，《天下》一书要处理的这一连串“老大难”问题，近似于探究“西方的崛起”与“中国的衰落”的东西分流说。就像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提出的那样，东西方在18世纪以前似乎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任何一方均没有任何明显的、独有的内生优势；但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

王国斌和罗森塔尔近年出版的《大分流之外》，也只是挑战了“人口-资源决定论”和“市场制度决定论”，认为促成欧洲和中国经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大分流”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各自草蛇灰线般掩藏在公元11至13世纪的历史之中的政治进程、政治制度和政权规模等政治性因素，将“大分流”时间节点推至忽必烈统一中国，并认为由蒙古人开创的“大国”式的超大规模政治体带来的广阔的国内市场、成熟的劳动分工以及政府对于社会的弱干预模式，是中华帝国早在西方之前就已经进入“斯密型增长”的原因。王国斌和罗森塔尔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远远先行于欧洲，导致中西分流的工业化路径很可能是历史的偶然。

邓文初指出，上述论断在方法论上可能存在巨大失误。其一、作为研究对象的东亚实体并非同质体，内部市场并非完整统一，多种文明并存甚至对峙，中央集权式的治理模式与等级化的官僚体系的覆盖面局限于汉文化区域，周边还并存着诸多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其二、这一东亚实体也会随着历史进程而变换面孔，“它既是一个国家、一个帝国，也是一个世界，一个华夷体系与多文明的互动系统”；其三、研究不应过早提出一套宏观性的结论，而应当关注经济活动背后的“人的主题”和权力的性质，包括人的意志、欲望、理想与行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相互比较与等级构造、群体塑造，以及由人之关系所代表的国与国之间关系和主体意识建构、利益诉求、区域组合与霸权争夺，等等；其四、在强化分析规模优势时，也不应忽视超大规模的困境所在，如“超大规模政治体与皇帝个人之治之间的矛盾，帝国对资源的集权配置与市场自身法则之间的冲突，华夷秩序内部的等级与平等诉求之间的紧张，天下主义对于外部世界的封闭造成的贸易梗阻与战争频发等引致帝国政治衰败的问题”。

可以说，“加州学派与其所批判的世界体系理论一样存在着方法论困境”，采用“中心-边缘”时，却忽视了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其内部仍存在着数个层级的、嵌套的“中心-边缘”结构，而且在这种层级结构中，“边界并非固定、清晰，而是始终处在变迁与替代之中，建构中的关系与关系的建构也许更应该是历史学关注的重心”。

正因如此，邓文初认为，如果历史研究要抓住真确的“中国问题”，并以真正的“本土化”话语展开阐述，首先要解决的并非西方中心主义遮蔽，而是要直面和修正某种现代人的以自我中心主义为基础的认知建构。

更重要的是，这种认知偏差无所谓西方或东方，“没有比较，甚至连自我认知都不可能，遑论历史反思与文化重建”。当我们纠结于“欧洲中心论”的“东方主义”究竟是偏见还是事实时，或许也需要追问新的全球史与“中国中心观”是否又是一种颠倒了的“西方中心主义”。

正确的发问方式：“忽必烈的未竟事业”如何完成？

那么，应该如何以“本土化”话语提出真确的“中国问题”？邓文初在其个人学术生涯中一直持续关注某个独特的现象：在世界历史的巨大变迁中，中国似乎是唯一一个保持着帝国规模的统一国家，甚至在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其他帝国崩溃的同时，“仍旧维持着一定程度的规模与统一”。邓文初试图在明清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对此梳理起源、廓清历史惯性并提供初步回答，努力通过正确的发问方式，让“旧问题”获得“新生命”：如何在制度上消化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实体，以实现一体化进程？

对此，邓文初教授借用了日本学者檀上宽在《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一书中引入的“忽必烈的未竟事业”的概念：忽必烈的庞大帝国所开启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波全球化历史进程，并不因为元末反抗力量的冲击而分崩离析，“反而随着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明帝国的兴起，大一统记忆被激活并得到强化”，成为明清帝国乃至近代中国的“历史使命”。但是，由于元朝统治时间过短，未能完成中华一体化的制度与知识建构，未能完成帝国的政治整合任务，给后继者留下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难题：即“如何整合一个由元代遗留下来的超大规模的政治实体，以实现天下一体化、华夷秩序一体化，或者说实现帝国的南北大一统”。

可以说，中华帝国“先于西方世界且在几无知识准备的情况下过早进入全球化议题，从而造成‘消化不良’”。当明清帝国所面对的巨大政治困境无法从制度上“消化”这个“忽必烈的遗产”时，帝国的政治整合或者“天下的建构”也就难以完成，明清两代政治的重心也就注定要纠结于如何完成这个“忽必烈的未竟事业”，帝国也就有可能在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近代化过程中，引发巨大的“政治-社会”震荡。

更进一步来看，超大规模政治实体的一体化整合难题，也并非仅仅是中华帝国的内生困境，更是全球化过程中人类必然面对的共同困境。在邓文初教授的观察中，第一波全球化的标志，就是知识扩张的时代和帝国的全球扩张模式开启了人类的近代历史进程。人类历史因地理隔绝而曾有过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但历史在全球化开始后已经相互缠绕在一起，“每个帝国都是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获得自己的发展空间与历史意识的”，而对此“共时性”现象的意识，可以为我们重新认知原来各自独立书写的“国家历史”提供一个全球性框架。事实上，人类至今也不敢妄称已经找到了可以妥善推进“忽必烈的未竟事业”的理想制度，“历史并未终结，而是仍在探索之中”。

邓文初认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文化相对主义与本位自信所能存在的唯一前提条件，是彼此间的孤悬隔绝和老死不相往来。“帝国时代的降临，早已将这种道家乌托邦的存在基础摧毁殆尽”，终将通过比较的过程导向重建“一套共识、一套规则、一套交流与理解的语法、一套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的伦常，为人类社会之共存奠定基础”。

现代国际关系的确立以主权为核心，而“从根本上说，主权概念是一种相互承认的结果”。这一原则适应传统的帝国政治，也适应现代国际关系，“这也是大明取代元朝之后，朱元璋需要派出各路‘行者’向周边国家宣示的原因，也是大清能够与俄罗斯达成条约关系的原因”。

吊诡的是，中华帝国“天下主义”的世界秩序在理论上可以无限扩张，因此也就不需要“对外关系”这一现代国际政治事务及理论。“当这种自我中心主义获得了系统的理论建构与强大的帝国力量的支持时，它就会成为一种霸权”，无论是以道德的、礼仪的、宗教的或文化的，还是以赤裸裸的暴力方式表现出来，根子里其实都是“征服”。但这种内外不分的现实也必将导致国际冲突的内化、国内战争的外化，从而使得天下秩序永久性地处在动荡之中并因此失去控制，继而错失了平等人格和国格的相互尊重与确认，错失了人类整体感和自由意志的发现与张扬。

“双重身份”与知识体系停滞：

“天下主义”的挫折

邓文初认为，“双重三角关系”是制约大明帝国战略决策的结构性力量，其中“外三角”关系指的是大明帝国将战略重心锁定在与北部元帝国残余势力的角斗中，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的崛起并向印度洋与中亚的扩张；而两个平行的“内三角”关系，则分别是“南中国海-印度洋”区域内大明帝国、伊斯兰帝国与东来的西方势力的相互纠缠和博弈，以及东亚地缘格局中大明帝国与日本、朝鲜的复杂互动。大清帝国前期所面对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是俄罗斯帝国的东进形成了“俄罗斯-蒙古-大清”这一框架性的“外三角”，并演化出“准噶尔-东南部蒙古-大清”和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势力以及崛起中的日本与大清帝国这两个新的平行“内三角”。

地缘政治中的“双重三角关系”，表面看是对抗性的、多边的博弈关系，但在邓文初看来却是利益互生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有望由多边关系构成一种区域性的共同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脱离整体而独存，也没有一个民族可以真正做到闭关自守、自给自足”。无论从地缘政治、战略纵深还是制度构架上看，帝国都并非天然具有强固的结构。特别地，对超大规模的政治体而言，“必然意味着超大规模的接触频率、幅度与超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复杂性的存在”，除非实行全方位的封闭，否则帝国的稳固就必须直面外力干扰。

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明清帝国不以直接统治来维持天下秩序，而诉诸于“天下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想、文化宣示与话语表达，将帝国的内部统治结构在国际秩序中自我复制为华夷秩序的等级结构：天下夷狄是平等的，“中国”——作为天下共主的中原帝国——是立法者、监视者与仲裁者，天子和作为天子存身之所的“中国”都必须是高高在上的超然存在。这就要求“中国”必须脱离实体概念，不能以一个帝国的国家身份形式出现，而只能以一种建立在象征符号基础上的权威的功能出现，帝国所能动用的力量只能是道义的与象征的，而这正是明清帝国处理海外华侨事件时的姿态。

朝贡体制的形成，归根结底正是武力征服与威慑的结果。正如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所分析的那样，大清的内藩处于行政控制线之内，而所谓的朝贡体制实质就是处在大清军事打击半径范围之内的帝国体制，“大清对治朝贡诸国的政策，是建立在军事占有之效益成本估算基础上的，所谓的道德文教，只不过是其边际效用递减的替代罢了”。

不过，帝国一旦启用硬实力，选择纯粹军事征服的方式，就会引发对其天下共主的合法性身份的质疑与挑战，因此帝国往往以道德反思与自我审判的面目出现，以补救道义的丧失，这又与具有自我实质性利益的“帝国”实体产生矛盾，因为事实上“帝国”扩张本身是其维持天下共主身份的现实基础。

于是，帝国不得不在天下秩序之内、在“双重身份”之间摇摆，难以获得真正的平衡。无论是壬辰之战（又称万历朝鲜战争）中明帝国打击日本试图模仿华夷秩序建立由自己领导的小型“天下”的朝贡体系的野望，还是在平定准噶尔部战争中康熙“由自诩的天下共主、各部族的仲裁者转变为一方势力的保护者，再进一步转变为整个蒙古地区的统治者”，概莫能外。“天下主义的国际秩序，就成为一种囚禁帝国自身的道德牢笼，在这种自我束缚下，帝国反而失去了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与能力”。最为遗憾的是，明清帝国的战略重心既受控于多边国际关系所构造的客观形势，又被帝国意识形态与知识体系所制约。

由于并不存在超然性的知识共同体或独立的决策阶层，“因此无法发展出一整套基于政治实践的新的理论体系来，新的政治实践也就无法纳入新的认知之中”。制度与知识的双重缺失，使政治运作成为没有监控与评价体制的绝对权力，变成权力集团内部的循环。保守主义式的不作为或许是最安全同时也是最经济的态度，“决策者及官僚个人的理性成本考量，却由帝国付出的沉重代价来买单”。“对外的封锁在禁锢外来影响的同时，也禁锢了自我强大的机会”。邓文初敏锐地指出，帝国的知识体系这种根本性缺失，导致“没有面向事实的勇气，没有突破制约的勇气，没有对世界相互依存的承认”，从而无法从帝国困境中脱身而出、创造性地改变帝国的政治实践与格局，无法真正理解“相互依存”“有无相易”的国际关系事实，也错失了“在确认自己的同时也确认他者，主张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尊重他者的利益”的互动过程。可以说，东西方的兴衰、全球史上的“大分流”，其实在这样的知识分流中早已决出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