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历史,就这么被疾病改变了

林建刚2021-08-29 11:51

林建刚/文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每个人都深刻的感受到了疾病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每个人都亲身见证并经历了一段历史。

在这样的时刻,很多人都想了解人类过去是如何抵御瘟疫的。于是,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再次成为畅销书,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也一版再版。不过,《瘟疫与人》是从全球史的角度来探讨瘟疫与人类的关系,涉及中国的内容很少。与之相比,于赓哲的《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集中关注中国历史上的疾病与人的故事,读起来更感亲切。在这本书中,作者既探讨了疾病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又讨论了中国传统医学的优点与缺陷,还论述了蛊毒传播对弱势群体的压迫。

一、替罪羊

在蛊毒这一章节中,作者谈到了蛊毒的地域变迁史。关于蛊毒的传说,源于中原地区。不过,随着文明的进步,传说的蛊毒所涵盖的地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先从中原转移到了江南,又从江南转移到岭南,最后从岭南转移到中国的西南地区,这一地域变迁史恰恰也是以汉族为主的华夏文明的扩张史。因此,关于蛊毒的传说,亦可谓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歧视。关键是,不仅有地域歧视,还有性别歧视。当北方人染上疟疾、血吸虫病等不常见、且找不到病因的疾病时,人们就会开启巫蛊想象模式,归罪于“施蛊者”,而被安上莫须有罪名的施蛊者大都是女性,被称为药婆,说白了就是偏远山区的贫穷女性。

也就是说,当人们面对未知疾病时,总会习惯性地找替罪羊,他们往往是更弱势的女性。这不仅让人想到西方的猎巫运动。中世纪的欧洲,在黑死病肆虐时,由于完全找不到抵抗黑死病的方法,寻找替罪羊的模式同样开启,弱势女性同样成为替罪羔羊。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这种替罪羊思维,还体现在传染病的“他者”想象上。当一种疾病肆虐,备受折磨的人们总会说疾病来自远方的“他者”。众所周知,西班牙流感并不源于西班牙,却被命名为了西班牙流感。而关于黑死病的起源,西方人认为来自东方,而东方人则认为源自中亚的草原世界。由此可见,在传染病的历史上,人类似乎总是习惯性的指责“远方的他者”。

这一“远方的他者”到来之后,急剧改变了人们的文化心理与思想观念,迅速引发了历史的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大瘟疫”这一章中,作者详细叙述了汉末瘟疫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这一时代的建安七子,有四位死于瘟疫。生命的急速陨灭,让人产生生命无常的焦虑感,自然而然派生了秉烛夜游纵情享乐的人生观。

蒙古与金朝的战争,曾持续了二十四年,而让金朝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发生在1234年的汴京大疫。与金朝相类似,明朝的崇祯帝好像并非昏君,然而明朝终究灭亡在他手里。究其原因,在满族入侵、倭寇骚扰和农民起义等众多因素之外,大鼠疫也是重要因素。可以说,瘟疫极大程度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与文化心理,导致了无共识、无真相、谣言满天飞的不确定性时代来临,在这种时候,改朝换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
作者: 于赓哲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 2021-4

二、互渗律

在这本书中,作者还探究了中国古人爱吃丹药的原因,并举了大量的历史事例来探讨因疾病而改变的历史事件。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古人爱吃丹药的原因。中国古人最大的渴望是追求长生不老。如何才能长生不老呢?吃那些生命长久的东西。什么东西生命最长久呢?古人认为是金石。《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东门行》中说:“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诗中充满了希望生命如金石般不朽的愿景。于是,为了长寿、为了成仙,古人制作出了大规模服用的寒食散之类的丹药。于是,原本没病的身体会因长时间服用铅、汞等重金属而中毒。这种对丹药的渴求,在作者看来,源自“互渗律”。“互渗律”是以《原始思维》名世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提出的核心概念。他说:“食用一种生物,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与它互渗、与它相通、与它统一。”在我看来,理解了“互渗律”,中国传统医学中的某些理路,或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当嗓子暗哑时,古人主张捉了“知了”泡水喝。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以为知了身体里有一种物质,使它可以时刻叫个不停,嗓子一点也不哑,那么人喝了泡着知了的水,自然也就拥有了这种物质和这种能力。

同样的,有些人吃穿山甲的理由也大抵如此,说是穿山甲的鳞片可以让产妇通乳。为什么能通乳呢?众所周知穿山甲的鳞片可以打洞,那么鳞片里的物质进入人体之后,是不是可以把身体堵塞的部分给疏通了,那么乳汁就可以流出来了呢?按照这一“互渗律”思维,古人吃蝙蝠,无非也是想拥有蝙蝠在漆黑的山洞里自由飞翔而不碰壁的能力罢了。对此,另一位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里,将这种思考模式称之为模拟巫术,无非就是你接触了什么东西,这种东西的特性就会传导到你的身上。用我们从小听的一句话讲,就是吃什么补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因食用丹药致病进而导致的历史事件。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即位之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英主,后来因沉迷丹药导致重金属中毒,然后变得性格乖戾,暴躁不安,动辄降罪和打杀身边人,极度的不安全感笼罩着身边的朝臣与侍从。公元409年,宫廷政变发生,拓跋珪被刺身亡。

安禄山也基本是同一模式。自诩雄才大略的安禄山因迷恋丹药,体表长年有痈疽,他性格暴躁五常,对身边人动辄拳打脚踢。最终,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谋划刺杀他,说服了备受殴打辱骂的李猪儿(此人负责服侍安禄山穿衣)行刺,并一举成功。倘使没有安史叛军这样的内讧,唐朝能不能成功平叛,也还是个未知数吧。因此,安禄山患疾所导致的被刺,极大程度改写了唐朝的历史。

同样是唐代,唐宪宗早年励精图治,一度很有希望结束藩镇割据的局面。然而,在长时间服食丹药之后,唐宪宗性情大变,躁郁症的症状非常明显。他对底下的宦官动辄打骂,最终反被宦官刺杀,历史再一次改写。明朝嘉靖皇帝的结局稍微有点不同,长时间服食丹药的他,差一点点被备受其摧残的宫女勒死。

从北魏到唐朝再到明朝,舞台上的演员走马灯式的换来换去,但剧本几乎完全雷同,禁不住让人想起黑格尔与周作人的名言。对于历史,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与之相类似,周作人说:“昔者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言曰,‘历史的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

三、经验智慧

在互渗律思维映照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医学的一些弊端。不过,在《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这本书中,也可看到中国传统医学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提供了消灭天花的途径——种痘。在人类传染病的历史上,天花与鼠疫可谓屠杀人类最锋利的两把镰刀,而天花是人类迄今为止唯一消灭的传染性病毒。

而消灭天花的方案,就是以种痘的方式引发低烈度的天花,进而使人产生抗体。人痘术产生于16世纪中叶的安徽地区。这一方案影响深远,在中国人痘术的启发下,英国医生詹纳又发明了牛痘术。毫无疑问,这一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医学智慧,是中国古人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由此,我想到了两位不信中医的知识分子关于中医的一些言论,一位是陈寅恪,一位是胡适。陈寅恪是中医世家,他的先辈研习中医,医术非常高明,治愈了不少人。不过,不信中医的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可通之理是知其所以然,故而是科学的产物。不过,有见效之药则是经验的产物。这种经验的产物也会给医学发现提供灵感,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东晋葛洪所著作《肘后备急方》中,葛洪提到了治疗疟疾的药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正是从中得到了启发。

与陈寅恪相类似,不信中医的胡适,对中医的经验智慧也有自己的看法。1961年3月24日,他对自己的助手胡颂平说:“有些中医的药方,最好送给陈克恢去化验。麻黄,就是陈克恢化验出来的。现在的强心针,不是从麻黄里提出来的吗?金鸡纳霜是从北美洲的一种树里提出的;抗战期间,不是用常山来代替吗?这些药,都值得化验,应该化验的。”

胡适提到的陈克恢,是一位药理学家,他于1924年通过中药麻黄提取出了麻黄碱,这种物质可以有效地治疗多种疾病。此后,陈克恢又从蟾蜍中提取了蟾蜍毒素,这一物质对治疗某些疾病也有很大帮助。194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首次选举院士,陈克恢成功当选。就当时的国际而言,陈克恢已经是国际药理学界的代表人物,就国内而言,陈克恢也被誉为中国药理学界的创始人。可以说,陈克恢与屠呦呦的科学发现,都建立在传统医学经验智慧的基础之上。

看来,如何从经验智慧中汲取灵感,找到新的治疗疾病的物质,实在是一项有意义的科研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