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中曹操的形象  网络图片）

【文化的江山】

李冬君/文

从清议到清谈

清议，是以个体人格谈政治，表达儒林正义和经学宗旨。清谈，则是对个体人格作反思，从国家观念回到自我意识，不以经学为归依，而以玄学为旨趣，所以在五经之外，又立三玄——《老子》、《庄子》和《周易》。

汉末，王朝在瓦解，个体无所依，当然也就没了束缚，但人心要有安顿。于是，自我意识便觉醒了，从周孔之教里跑出来，跑到庄子那里，以自然的方式追求自由意义。这一跑，就从清议跑向清谈，从汉末跑到魏晋了，中间有个过渡阶段，就在这个阶段里，清议未歇，清谈方兴，道德英雄主义一而再地受挫于东汉以来的党锢之祸，致使高尚不举，而卑鄙流行，当“高尚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作为卑鄙者的通行证”时，君子已难容于世，英雄也转化为小人了，君子英雄主义式微，小人英雄主义兴起，代表人物是曹操。

陈寅恪说《世说新语》是“清谈全集”，其中三十六门，没有一门是谈玄的，都是些片言只语的荟萃，收集了灵光一闪的行思，要能出人意表，还要发人深思，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玄味，使言行流彩溢翠，就如同烧菜，要放些许味精，令人回味。

因此，清谈没有长篇大论的玄思，也没有你来我往的思辨，连自言自语的问答都放弃了，但要有味道，能同时启迪人的心灵和眼球，相似的言行，我们在战国时期齐人的隐语中见过，诸如“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之类语式，就被《世说新语》装进了新的历史内容，因此，对清谈语式探源，可上溯齐人隐语，但这只是清谈语式的来源之一，最正宗的来源，当然就是《庄子》，《庄子》中的庄子与惠施之辨，就是最高级别的清谈。

清谈以审美优先

《世说新语》里，有多处提到曹操，将他作为小人英雄主义代表。《识鉴》门中，说曹操年少时，太尉乔玄赏识他，对他说：天下就要乱了，群雄虎争之时，能拨乱反正的人就是你啊！你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据说，乔玄还让曹操去走许劭的门路，许劭对他的评价跟乔玄差不多，从此，曹操便闻名于世了。这样的评价里，已经放弃了对于道德人格的要求，与汉人的清议迥异。《容止》门中，有“魏武将见匈奴使”一节，曹操自以为形像欠佳，不足以服远国，便请美男来顶替，他自己握刀旁立，接待完毕，派人私下去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魏王高雅，望之非常，然身旁握刀人，才是真英雄啊！曹操闻此言，立即派人追杀匈奴使。他可不能被人看破，能看破他的人，跟他一样，也是高人，这样的人，即便为他所用，他也得防着，更何况还是他国之人或他的敌人，所以，他要派人去追杀。

《假谲》门中，有好几条，其中一条，说曹操年少，性喜游侠，曾同袁绍一起，窥人新婚，潜入人家中，夜呼“有偷儿贼”，待家人都跑出去捉贼，他们便趁机而入，拔刀劫持新娘，然后逃出，两人迷路，陷入荆棘丛中，袁绍左右为难，进退不得，曹操却没施援手，反而大叫“偷儿在此”，袁绍一听，大惊，不顾一切地跑出来，才得以幸免。

由此三条，我们可见东汉末年风气转变，清议的道德底线，沉底沦陷。

曹操那厮，不以“奸贼”为耻，反以为荣，滔滔君子小人之辨，至此告一段落，管他是君子英雄，还是小人英雄，只要是个英雄就行。对于英雄的评价，可以不问是非，不管对错，不辨善恶，只用审美标准，不用道德标准，不搞政治挂帅，惟以审美优先。

但审美也有等级，形美不如神美，曹操接见匈奴使者，自以为形美有欠，便找个替身，但他还是那么英气逼人，压倒了俊男的形美，这种帝王气象的反差，连匈奴使者都下意识的感受到了。对于做贼，也同样可以不论做贼是好是坏，却要比做得好与坏，连做贼，都要做出个可供审美的价值，不能像袁绍那样狼狈，而要像曹操那样洒脱。

稍有法治观念，就该知道做贼是犯罪，尤其盗劫新娘，更是罪中之罪。至于曹操本人是否真有其事，已很难说，但就大体而言，似乎就应该是这么个样子，拆了名教的篱笆，就把英雄主义的犯罪美学和暴力美学都释放出来了，作纯自然的观照。

《世说新语》就是这么做的，它是展示时代风气的一面旗帜，上面飘扬着“自然”二字。名教当然要分是非、对错、善恶，而自然却无此分别，人之所为和人之所欲的一切，都是自然，只要回到自然中去，一切分别，都可以忽略。可曹操还没有回归自然的想法，他那蓬勃的人欲，还表现为“宁我负天下人”的英雄气概，尚未能以名士风流化解。

乱世魏武挥鞭

人性之悲凉，从魏武挥鞭开始，从挟持新娘的游侠少年走向“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乱世英雄，在展示一种冲决网罗的权力意志的通史，还有一种充满率性之美的诗意，当他北征乌桓之时，东临碣石，观沧海而放歌，真乃美的歌者，天命战士。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钟嵘《诗品》说“曹公古直”，“古直”二字，如参天古木，语甚悲凉。古今王者诗，未有过之者，刘邦天然，汉武率性，都不如曹公古直。

1700年后的某一天，诗人毛泽东也到此一游，遇大风雨而咏，曰：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一比较，就懂得何谓“曹公古直”了。所谓“古”者，以四言诗，为《诗经》体，所谓“直”者，将眼前景，直接取来，当下即是。取景时，由近而远，由小而大，没有让自我意识跑出来调度眼前景，而是退隐到景里面，任其自发地呈现本色。直到诗尾，他的自我意识，才从辽阔而深邃的静穆里咏叹：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我要歌唱啊，多么幸运，我将承受天命！

只此一声，便震撼古今。毛泽东犹有余音，思接千古，自铸新词。他从一开始就让自我意识跑出来说，这就不是“古直”一路了，而走的是宋人豪放派路子，如苏轼“大江东去”，从头到尾，都在述说情怀。毛词也写景，但他不取眼前景，而是取他要述说的情景，“大雨落幽燕”看似写景，其实，那是一声喟叹，“幽燕”二字，既指出了当下所在，亦述说着古往今来。

“幽燕”，不仅为地名，更是文化中国一部分，在“司马迁线”上，自有其悲凉的美学意味，加一“落”字，顿生沉郁，又以“白浪滔天”提起，而具抑扬之姿。毛词谈古今，“往事越千年”，而曰“魏武挥鞭”，以其战徐州，取黄淮，搞定秦岭淮河一线；战官渡，定幽燕，收拾龙门碣石一线……从碣石归来，魏武快马加鞭，奔向江南。然而，这一鞭，抽得马失前蹄，一代英雄曹操在江南失足了。

应了《短歌行》里的一句诗谶：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其来也，鞭指云外，何等豪迈！其去也，魂销江南，仓惶北归，回到黄河边。归来后，曹操给自己封王，将最后一鞭挥向匈奴。匈奴最后的单于——呼厨泉单于，被他召来，留在身边。而将匈奴之余，分为五部，每部设一都督，由中央直属，“单于”从此就被取消，立国约430余年的匈奴火炬，就这样，被他彻底熄灭了。

他还想挥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可他毕竟老矣——“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禅让是审美政治

曹操将天命的鞭子，传给了儿子曹丕，儿子接着挥鞭于乱世，但没有挥向江南岸，而是挥向“建安”。“建安”，是汉献帝年号，就在他死去的那一年，曹丕终于篡了汉。

篡汉而立，名曰“禅让”，“禅让”的逻辑在哪里？曹丕想起了洛阳太学，太学是出逻辑文案的最佳人选。可惜，董卓之乱后，太学被一把战火，连同整个洛阳城一起毁了，大雅不作，国运沉沦，百废待举，维此为大，他要重启洛阳太学，先把文化中国立定。于是，曹帝开始清理太学废墟，补石碑之缺，备博士员，招收弟子。

曹操出身于太学生，参加过当年的太学生运动，可他为什么没来复兴太学，反而要等到儿子曹丕来做这件事呢？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威权出自天子授予，无须为自己建立正当性，而曹丕做了皇帝，就不能不考虑正当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回到文化中国去，复兴太学，树立文化中国的标志。

那时，魏、蜀、吴三国分争，王朝解体，但中国还在，作为三国的一个共同基础，仍然具有统一性，那统一意识，就来源于文化中国，而其标志曾为洛阳太学。所以，复兴太学，不光是获得逻辑的正当性，还是确立国家正统性的手段，在实现国家统一的战争中，要从政治上抢得先手，占据主导地位。曹丕，原本就是建安文学中人，素有文化中国的抱负，他开口尧、舜，闭口舜、尧，意在以尧、舜之道，采取禅让的方式，本着文化中国的依据，让代表道统的太学来宣布他的正当性。

在曹丕之前，王莽禅让过一次，搞了个新朝，很快就失败了。跟王莽相比，他算得上一位成功者。他的成功，还刺激了司马氏家族，曹丕以禅让对付汉室，司马氏就用来对付曹家，尧舜之道似乎比汤武革命好用得多。禅让之后，又来扩充太学，天下响应，地域之广，“东越于海，西及流沙”，人数之多，应召而来者，“万有余人”。

不以制度来确立禅让的正当性，却以禅让的方式来获得合法性，让世袭制穿着禅让的外衣出场，这也许就是禅让的异化吧。曹魏政权，禅让于汉，可没过多久，就被司马炎禅让了，西晋代曹魏，建立了统一王朝，为了防止被他人禅让，晋武帝分封了许多王，结果呢？武帝一死，就起了八王之乱，接着，便是五胡乱华，很快，西晋就亡了。

建安风骨的异化

正是在异化中，英雄主义的建安风骨转化为名士风流的魏晋风度。“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那个时期，都是曹操在主导。在政权建设上，曹操搞了个与儒家名教无关的实用主义的刑名政治，使政治少不了血性，又充满了血腥，在文化建设上，则搞了个建安文学。

曹操本人虽是一代文豪，有些诗篇传世，但他留下的文章却不多，影响大的有《自明本志令》和《求才令》，前者，为他自己辩解，其中提到，这天下，若无他，还不知有多少人要称帝呢！所以，治国平天下，还得靠他。后者，有三篇，即求才三令。

第一令，即“唯才是举”令，他说，能与贤人君子共治天下，那当然是幸事，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可求者惟才，“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第二令，他强调了“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而乱世则以进取优先，为此，他还举了陈平、苏秦两个例子，说陈平行为不端，却能定汉业，苏秦不守信用，但能助弱燕，求才不分君子小人，有用就行，使“士无遗滞，官无废业”。

第三令，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但都“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者，指出：求才，哪怕“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行。

求才三令，虽未否定君子，但已将君子束之高阁，放了小人出来大行其道，不管有德无德，只问有才无才。不过，小人也要有英雄成色，要能治国用兵，替他打天下。其实，对照曹操本人，他就是《求才令》的一个样本，他以自我为标志，为一个时代制定了人才标准，他要超越君子小人之辨，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英雄时代。

但那样一个时代的兴起，却非他一人之力。在他之前，已有王充《问孔》、《刺孟》，作了他的思想解放的先驱，《论衡》里，更有一篇《自叙》，早已发了“不仁不孝”的先声。不过，王充只是个思想者，充其量也只能影响其读者。可曹操就不同了，他以政令的方式，将“不仁不孝”发布出来，并宣告天下，敢如此宣言者，惟曹操为余一人。

可那个时代，却随着他的逝去，而逐渐消失了。当他的儿子曹丕，从他的接班人，一步步迈向帝位时，他必须盯着上家防下家。上家是谁？当然是汉献帝，他得盯着。下家呢？便是他的弟弟曹植，他也得防着。在这样的盯防格局里，英雄难免气短，损了驰骋的马蹄，折了奋飞的鹰翅。

《白马篇》，是曹植追随父亲征战的战记，是英雄时代的诗性标志，那英雄气概中，洋溢着一个美少年的青春气息：“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那游侠少年，已脱了绿林刀客的习气和江湖浪子的率意，他一出场，就是一名驰骋疆场的国士，“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就像当年霍去病那样，战如电掣，征似风驰。

可就是这样一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美的战士，在曹丕兄治下，写出了绝望的《七步诗》，《世说新语·文学》里，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说曹丕要曹植七步作诗，且以刑法督之，曹植应声为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当年白马游侠儿，诗酒风流美少年，竟衰落至此，那不仅是英雄在凋零，更是一个时代在落幕，阮籍喟然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那时，欧亚帝国俱往矣，丝路上，罗马、安息、贵霜、汉朝四大帝国相继衰亡。然而，汉朝亡了，中国未亡，王朝中国解体了，文化中国生机依然，四国中，惟有中国还在，这就如同当年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已消亡，而中国还在一样。文化中国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它不会随着一代王朝和一个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历史进入三国时期，但中国依然统一，那是在文化中国基础上的统一，显示着统一性的历史大趋势。

乱世英雄美学，在历史的统一性中得到充分表达。曹操以官渡之战，统一华北和中原，又以赤壁之战，败退江南。一进一退，一胜一败，都别具英雄情怀，都是对历史统一性的表白。儿子曹丕，终结了老父的英雄情怀，他的战场转向了宫廷。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