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地铁站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  图源：IC Photo）

李正荣/文

2021年，既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也是他的忌辰140周年，全世界的文化界都在隆重纪念他。

大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同一年，托尔斯泰开始探索生命问题。20年后，他写出一部专论《论生命》，其结论是：人的生命没有死亡。他认为，人的生命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生命，一种是精神的或灵性的生命。肉体的生命是动物性生命，它有生也有死；精神的生命，即灵性的生命，才是人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没有死亡。

我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到世界文学家的队伍中加以比较，其生命特点，无论是肉体的，还是灵性的，都与苦难相联。当然，他生命中的苦难，有崇高的，也有卑劣的：因为参加俄罗斯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小组活动而被判死刑，这是一种崇高的苦难；因为赌博而深陷困境，这又算是一种卑劣的苦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后晚餐。一个伟大人物，从生到死，或长或短，或喜或悲，临到最后晚餐，其杯中所斟之酒，应该是整个生命酿成的浓烈之酒。如此，当我们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与死之时，不妨奉上两只酒杯，一杯斟满苦难，一杯注满崇高。

“黑白灰三色”构成的世界

莫斯科地铁十号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地铁站”，被莫斯科人称为最阴森的地铁站。这个地铁站的内部装潢全是黑、白、灰三色石料镶嵌出的壁画，在明亮的灯光照射下，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的总色彩被完美地呈现出来。

在地铁中央大厅一端的拐角墙壁上，设计师艺术家用灰色和黑色石块拼出台阶图案，显然是为了吸引行人的眼睛，将视线指引到壁画中一个高举斧头的黑衣人身上。用白色线条勾画出来的黑衣人的脚下横躺着一具白色躯体，前面是一个用灰白石料拼镶出来的直立人体。壁画的色彩和构图，都会让行人意识到一种阴森甚至惊恐。只是，穿行其中的人们似乎也都接受这些画面，因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最著名的场面，也是全世界陀氏读者都熟知的场面。所以，莫斯科人也说，一个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地铁站，如果装饰着艳丽的花色，那才怪异呢。

莫斯科地铁公司官方资料是这样解释的：这个地铁站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是因为地铁站口的一条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街”。其实，这个地铁站相对应的地面建筑，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概念更宏大的地标：离地铁口最近的建筑是俄罗斯军队大剧院，也就是著名的“红军剧院”；另一侧是历史悠久的叶卡捷琳娜花园、苏斯洛夫广场；再往前一点是俄罗斯国立军事博物馆。但是，所有这些大型地标都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街”的概念打败了，新世纪莫斯科地铁“地下艺术宫殿”历史性地选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见这位伟大作家在当今俄罗斯的隆重地位。

“陀思妥耶夫斯基街”并不宽大，也不繁华，它的著名也仅仅是因为这条街的路边上有一座小小的三层楼房——1821年11月11日（俄国旧历10月30日），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这座小楼里。其实，1954年之前，这条街叫“新上帝之家”街，“新上帝之家”对应的是“上帝之家”的旧称。所谓“上帝之家”实际上是“死亡之地”的委婉说法。在老莫斯科，此地是堆放穷人尸首的地方。那些穷死者、自杀者、无人认领的死者的尸体不能安葬在教堂墓地，就都被丢在这里。19世纪初，俄国皇帝保罗一世的遗孀罗曼诺娃鼓动皇帝儿子亚历山大一世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分别修建一座贫民医院。莫斯科的贫民医院选址在“上帝之家”。贫民医院的修建，也开辟了一条新街。医院建成，这条新街遂被称为“新上帝之家”街。

因此，无论从观念上看，还是从“物念”上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居”也是“黑白灰三色”构成的世界。相比于19世纪俄罗斯其他大作家拥有的庄园，陀氏故居是寒酸的，暗色的。但他的父亲是医生，出生自医生之家毕竟多了一层安全，这算是白色的；这座医生宿舍小楼几米开外，就是父亲工作的医院，一座古典风格的建筑，高大的黄色墙壁，巨大粗壮的古希腊罗马风格的白色石柱，本来应该是辉煌的，但因为这是一家1806年建起的贫民免费医院，氛围上又让它脱落了一层亮色。那么，在这样的小楼和大楼之间，童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成了怎样的世界观？

这是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作家关心的问题，在他诞辰200周年之际，人们也会首先想到这个问题。

双重生命之诞生

2012年起，我的意念中就有强烈的“双11”的概念，那不是疯狂购物日，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诞辰日。从2012年至2019年间，我先在莫斯科工作了3年，随后频繁到访莫斯科，我工作和住宿的地方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街”附近，散步之间，就会溜达到街边的这座小楼下，有时会拐进院子去看玛利亚贫民医院院子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塑像。每逢“双11”，我就会走进故居小楼。这一天，这里一定有纪念活动，常常是在展览室大厅举办学术报告会，然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朗读。参与者不多，女性居多。在俄罗斯人入神听会的时候，我会溜号在小楼里“游逛”。“游逛”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人公常常做的行为。在圣彼得堡的街道上，在白夜，在冬夜，精神扭曲的人常常无目的地游逛。我在他的出生地闲走，室内的幽暗局促、走廊的惨白空旷，每每会让我想起陀氏作品的阴暗扭曲。

展厅的窗户望出去，是玛利亚医院的高大建筑。医院大楼的大门外廊耸立着八根粗大的古希腊爱奥尼亚风格的石柱，石柱前是高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铜像，伟大作家双手捧心，背对着医院大门站立在“新上帝之家”树影里。

文学家的诞生当然也是自然生命的诞生。但是，他作为作家的文学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在他少年时代的1828年，能干的父亲获得了贵族的称号。

在他1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又在外省购置了土地和房产，显然这样的童年和少年是幸福的。医生一家所在的宿舍小楼外就是“玛丽亚医院”，是当朝皇太后建立的贫民免费医院。童年少年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看到这样的宏伟建筑，自然能领会到俄罗斯帝国对子民的恩典，但是，来到医院的络绎不绝的穷人，又会让作家从小就观察到俄罗斯帝国贫困丑陋的一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的标题就是《穷人》。小说中，作家很少笔墨描写圣彼得堡的辉煌，而是大面积涂染俄罗斯帝都穷人生活的灰暗。但是，其中的情节又有点让主张阶层对立的文本批评理论为难：主人公马卡尔·杰乌施金是一个穷文官，在上司面前，破大衣的扣子从前襟崩裂下来，在地板上滚动。于是，寒酸的生活居然得到上司的同情，赏给这个穷人一笔大钱。这样的情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开玩笑，还是自然主义的写实？

托尔斯泰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童年》，描写的是俄罗斯大地主庄园生活的记忆，场景是生日、家庭教师、仆人、浩浩荡荡的狩猎等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的场景，是低廉的杂居楼房、被欺压的姑娘、寒酸的饮食、不良恶习、破旧的外套、豪华的大街上乞讨的艺人等等。

可见，托尔斯泰所定义的灵性生命，它的诞生也与肉体生命的诞生是一体的，在贫民免费医院处境中诞生的肉体生命，也同样诞生了相应的灵性生命。

在至亲之死中重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是一个有文化的医生家庭，也具有文化人家庭常有的温馨。在这座小楼里，未来的大作家的父亲、帝国贫民医院的医生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孩子们读福音书、读卡拉姆欣的《大俄国历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玛丽亚是一位很有文艺品味的女性，娘家是商人，姓涅恰耶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档案文献留下了他11岁以后写给妈妈的书信，文笔温柔又轻灵，显然是妈妈文艺品格的遗传。但是，所有写给妈妈的信件都有一个固定的内容，就是询问“最最亲爱的妈妈”的健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常年多病，无论是医生的丈夫，还是紧邻的大医院，无论是城市的医疗，还是乡村的疗养，都没有挽留住“最最亲爱的妈妈”的生命。1837年，妈妈的离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作家笔下那些不幸的、病弱的、可怜的母亲形象有多少是自己遭遇的残影？

母亲去世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带着他和哥哥到圣彼得堡求学。1839年夏天，大学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到噩耗：6月18日早晨，父亲死在自己的庄园。

父亲的死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他的小说的凶狠场面有没有杀父之痛？他的小说中的“贫民哲学”，对“贫非罪”的质疑，是否都连带着他父亲死亡的肉体之痛？传记材料显示，噩耗传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癫痫病发作，此病从此伴随着他。

作家父亲的死亡至今仍是一个悬案。大概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传统文学史和传记书描述的：作家父亲出身平民，靠自己努力转身为贵族，再转身成地主。这位新生地主性格暴躁，与农民的关系非常紧张，结果被农民打死，弃尸田垄。但是，最近几十年的传记作家宁愿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妹妹的讲述：父亲在母亲死后，内心抑郁，经常酗酒，结果在夏日夜晚，酒后失足而死。还有第三种说法：父亲特别看重自己的田产，珍视自己血汗钱购置的土地，但是，周围的邻居很不满，为了争夺土地，他们加害了这位莫斯科的医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有恶，也有被恶侮辱的和被恶损害的，也有幻想剪除恶而作恶的杀人犯。《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位大学生，他之所以能细密计划寻找斧子，能悍然举起斧子，能最终落下斧子，其背后有一个大大的理论：伟大的人都是那些勇敢跨越了平庸的“超人”。

我曾寻访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购置的田庄。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度过快乐的童年。他关于田园生活的体验几乎全部来自这块“故土”。但事实上，1839年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没有再来“故土”，只是过了40多年，他才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无限感怀。那时，作家正在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罗斯文学史上都知道屠格涅夫有一个凶狠的妈妈，屠格涅夫中篇小说《木木》中的专横的女地主，就是以自己母亲为模特的。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父亲则既是恶人，又是一个受难的人物。在从圣彼得堡写给父亲的书信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善良的父亲，辛勤能干、吃苦耐劳，靠自己的努力抚养六个孩子。大学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里总会说到钱，要么感谢父亲邮寄来的卢布，要么带着羞耻向父亲请求钱币。如果父亲对田庄的严厉管理是事实，那么，这位父亲的苛刻是不是为了供养自己的孩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购置的田庄，周边的土地是肥沃的，入冬季节，越冬小麦冒出新芽，黑土地上一片新绿，全然不是我们对俄罗斯冬季天寒地冻的想象。我想，200年前的陀氏和土地之间的感受，绝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单纯，因为在这位伟大的作家和土地之间，隔着一具不明死因的父亲的尸体。

文学生命的诞生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幼喜爱文学。从1834-1837年在莫斯科一家私立寄宿中学读书，到1838年按着父亲意愿进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他醉心的都是文学。1843年毕业，被分配到彼得堡工程兵团工程局绘图处工作，尽管绘图也让他痴迷，但还是抵挡不住文学的诱惑。1844年，他辞去工作，专心写作。同年，他翻译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1845年写出第一部小说《穷人》。

一个文学家的文字历程起点在何处，是很难说的。童年的写写划划、课堂作业、亲人通信，这些算不算作家文学生命的开始？普希金16岁写下《皇村回忆》，一举而红，但这首诗实际上是皇村中学文学课面试的作业。文学史一直把这首诗当作俄罗斯文学太阳升起的标志，大概因为面试朗诵毕竟也是“发表”吧。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发表之日，也应该是其作为伟大小说家的生日。这个“生日”是俄罗斯文学史的一段传奇故事。书信体小说《穷人》的写作环境，如同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写信环境，也是一个公租房。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文学青年格里戈罗维奇同租此公寓。《穷人》写完以后，格里戈罗维奇对如此展示“自然”生活的作品十分赞扬，于是将小说交给涅克拉索夫，然后转给别林斯基。此时的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正想在俄罗斯文坛掀起一场“自然主义”运动，拿到《穷人》，如获至宝，立刻决定将其编辑到《彼得堡文集》当中，并且放到文集第一个位置刊发。

《彼得堡文集》是涅克拉索夫1843年开始编辑的系列“彼得堡集刊”的延续，此前曾有《彼得堡生理学》，涅克拉索夫在为《彼得堡生理学》所写的书评中宣称，要以“生理学”的态度展示钥匙锁孔看到的真实。在公租房里写公租人的《穷人》，完全符合这个编辑旨意。《彼得堡文集》出版，再度引起批评界的热议。有人把《彼得堡生理学》和《彼得堡文集》所展示的倾向称为“自然派”。

以社会文艺学来看，俄罗斯19世纪文学中的自然派是典型的进步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属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阵营中的一员新锐干将。

但今日俄罗斯文学批评很愿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俄罗斯东正教的思想表达者。是的，1871-1872，50岁的陀氏创作了《群魔》，这是一本思想清晰，主题明确的小说。书中的革命党人被描绘成一群以制造骚乱为手段，从而达到社会变革的魔鬼。小说题词用的是福音书的一段著名故事，耶稣从人身上驱走魔鬼，魔鬼附在猪身上，猪掉入悬崖摔死了。这样的题词影射意味太明显，书中的革命者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散布谣言、欺骗恫吓、放火、暗杀。不过，此书也并非全是诬蔑革命者，小说写出了革命者进行革命的社会基础，俄国的官僚机构到处是腐败，贪图私利，无所事事。小说的用心还在于探索俄国的更新之路。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81年2月12日去世后的一个多月，即1881年3月14日，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炸死。所谓民意党人，就是陀氏《群魔》中的革命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大部头著作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既不像当年文学批评那样偏激，也不像今日文学批评这样保守。在黑白之间，是许多“度”的灰。

如果把这种既不纯黑也不纯白的精神状态，看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度灰”的灵性特征，从文学的角度看，它可能就是巴赫金所称道的陀氏小说的“对话”、“复调”特征的深度原因。那么，这种“多度灰生命”，应该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命的一个最大特点，它是在一个特殊事件中诞生的。

“多度灰”的双重生命品性

在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踏入文学，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则是“守门人”，他们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此过往甚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狂热地接受了”别林斯基的“全部学说”。但是，后来他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别林斯基认为，陀氏后来的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疯狂的倾向，这种“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自然派。但是，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离开进步的队伍，依然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

从1847年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这是一个倾向于革命民主主义的团体，在当时的俄罗斯思想争论中很有影响力。1849年4月，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沙皇当局査办，小组成员一起被逮捕。同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主要案犯被判死刑。12月22日，在彼得堡谢苗诺夫校场实施行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都把这场行刑看成是生命的终点。时间到了，犯人被带到行刑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同志们相互道别。可谁也不知道，这是一场针对心灵的恶毒游戏：在最后时刻，突然传来诏书，宣布赦免罪犯。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回顾了这场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行刑。但是，“能活下来”的喜悦，是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唯一的思想。在他的生命中，肉体的继续存活和精神的再度重生，是牢不可破的。在他随后的生命中，“多度灰”的双重生命品性也一直牢不可破。

取消死刑，改为苦役，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54年，服刑期满，他被编入西伯利亚边防军当兵。1855年，新任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对西伯利亚的苦役犯实施宽赦政策。185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升为准尉，1857年恢复贵族身份。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迁居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特维尔市，同年年底返回彼得堡。

十年的流放生活对作家心灵影响极大。长期脱离文化中心，使他精神极端沮丧；同苦役犯在一起，悲观情绪更加负面；五花八门的案例，大多都是匪夷所思，非人之所为……所有这些，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格发生极大扭曲。但是作为一位作家，这又是一个独特而难得的经历，陀氏在流放期间的观察体验成为他日后创作独有的源泉。以这段生活为素材的《死屋手记》，就是世界文学中绝无仅有的生死体验之作。

苦役生活也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观点发生巨变，他更深刻地看到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鸿沟，他也看到，社会矛盾仅以一种“主义”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绝对理想渐渐失落，他开始从心灵的信仰中寻找出路，宗教的思考越来越占上风，以至于质疑革命而认定只有基督精神可以拯救人类。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又参合了斯拉夫主义的灰度色调，这种多重因素的对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821年在莫斯科出生，1881年在圣彼得堡死亡。人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诞辰周年之际，纷纷纪念这位伟大作家的诞生，而少有人去提及他的忌辰周年，由此也许可以证明托尔斯泰所言的生命观：人的灵性生命是没有死亡的。

（写于2021年11月11日。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北师大基督教文艺研究中心主任、北师大俄罗斯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