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国富论(上)

刘刚2021-12-06 13:18

(图源:图虫网)

刘刚/文

明州(宁波)之于宋朝,究竟有多重要?南宋定都杭州,明州就在杭州门口,对于杭州的影响,那就不必说了。北宋都城,即使远在黄河边上的汴州,也把明州当作了开放社会的海上风向标,海外贸易和海洋文化,通过京甬大运河影响着杭州、苏州、汴州。

可不,沿着京甬运河走,从明州到汴州,走来了一个要改变中国的人物,列宁称他是“十一世纪的中国改革家”,而普列汉诺夫干脆把列宁称作“俄国的王安石”。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列宁新政和资本主义的罗斯福新政,都提到了十一世纪中国的王安石?

这就说明,王安石不但是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还是世界历史上的改革家,谁让他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出现,并且还在中国做了一次政治改革的实验呢?当时的中国,在历史的转折上,走在了世界的前面,最早开始了从中世纪向近世社会的转变。

世界历史上的近世社会,一开始,就出现在了中国的运河两岸。

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通过大运河,形成了统一的大市场,还以出海口,连接了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三万多公里的岛岸线,以及通往东洋和西洋的航道。试问,在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拥有过如此巨大的海陆两栖市场?罗马帝国不曾有过,阿拉伯帝国不曾有过,就连中国本土曾经的汉唐盛世也不曾有过。

面对历史转折,宋在文化上准备好了,它消化了来自西域的希腊化世界因素,同时,又与来自西洋的阿拉伯文化互动。在经济上也准备好了,技术进步、海外贸易和货币经济,那些导致近代国家产生的社会条件基本上也都具备了。文化上儒道释,经济上丝瓷茶,都在向外输出,还有那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四大发明”,也开始影响世界了。

他看不惯《清明上河图》里的模样

宋也有不足,其不足在于在国家的统一性方面多有缺憾,还有儒教国家观念与王朝国家形态难以适应新的历史转变。其时,世界历史的主导权,无论陆权还是海权,都转向了东亚。

东亚内陆,兴起了农牧混合类型的草原帝国,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辽、金、元三朝,再加上一个西夏政权,它们同北宋、南宋互动着,构成了新的南北朝。

东亚沿海底蕴里,本就孕育了个海洋帝国的胚胎,要通过海外贸易和海权思维将它催生出来,有宋一代,海外贸易足够了,可海权思维准备好了吗?还没有。

就拿王安石来说吧,他对海外贸易的关注,在诗里有所表现。可他的海权思维,在他的变法主张里有过表现吗?没有,一点也没有。至少,我们还没有看到。

王安石未曾航海,却喜欢观海,还像曹操那样,写了一首观海的诗,叫做《狼山观海》,“狼山”在哪里?在长江出海口,其时,一峰耸立,孤悬江面,未与地接,海拔约百余米,登之却以“昆仑”自居,而有诗曰“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

还有比这更有气势的吗?那气势里,充满了美少年的气息,洋溢着大宋青春志,像孟子说的那样,有一股子“浩然之气”蓬勃而出。“沛然无御”,连“昆仑”都可以“凿破”,还有什么不能“破”?连苍天都可以滔滔不停地拍打,还有什么是不可变的“法”?

五百年出一个。他从《山海经》里出来,海阔天空,独立一人。一出手,便掀天揭地,有如刑天,他不再是“遨游半是江湖里”的少年,“始觉今朝眼界开”,他成为了从昆仑来的“阆苑仙人”,往大海去的“灵槎使者”,要“致君齐尧舜”,为中国立言。如此境界,其诗性风发,神思飞跃,就非钱钟书《宋诗选》中一句“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所能道出。

除了写观海的诗,他还写过跟海外贸易有关的诗,那一首《予求守江阴未得酬昌叔忆阴见及之作》,就写了港口和外贸。从诗题来看,他求官不成——“予求守江阴未得”,还留诗一首——“酬昌叔忆阴见及之作”,这样的诗,也就他这样的“非常之人”能写,“诗言志”,多言“怀才不遇”,哪有言“求官不成”的?有之,也就他王安石。

他为什么要“求守江阴”?因为他的诗友朱明之,字昌叔,也是他的妹夫,曾在江阴任职,在一首《寄王荆公忆江阴》的诗中,这样对他说道:“鱼是接海随时足,稻米连湖逐岁丰。太伯人民堪教育,春申沟港可疏通。”诗一共八句,这是其中四句。

对于江南,他本就有着很深的乡愁,只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那极简的一个“绿”字,便将千言万语道不尽的江南说了个分明,江南之于他,并非地域,而是血脉,不但遍及全身,而且入魂。那时,他从塞外使辽而归,能不天南地北,感触尤甚?诗中,江南湖海之地,鱼米之乡,丰饶岁月,那些都早已刻在他的骨子里了,真正触及他灵魂的,是写运河的那两句,不经意间,写出他政治的痛点。

他在常州做知州时,就像他在明州鄞县做知县那样,一上来就抓水利,不过,这一回他抓的不是农田水利建设,而是开运河,结果呢?一跤跌倒在运河上。一番劳民伤财之后,他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他得不到上级支持,只能凭一己之心一职之力,自食其果,有人嘲笑他,说他在地方上,老想着搞改革。

而那时的江阴,就在附近,一条运河从无锡过来,已经开通了,那便是锡澄运河。朱昌叔在江阴任职时,有可能参与了建设,看那四句诗,后两句,写的就是锡澄运河。诗中的“太伯”,即吴泰伯,于殷商之际,从周原来无锡,开了一条运河——泰伯渎,作为运河的源头;诗中的“春申”,即楚人春申君。战国时,于江阴长江口岸,凿沟开港,因其本名黄歇,故曰“黄田港”,宋时,锡澄运河便经由黄田港而入长江。

唐时,长江出海口,港口的重心在江北扬州。宋时,重心转移,从江北转向江南,运河入海从扬州改为明州,长江入海则从扬州改在江阴了,王安石在运河入海口的明州鄞县做过知县,接下来,他理所当然就想在长江入海口的江阴军做个知军了。他对江阴的看法,都反映在诗里,我们先来看“黄田港”,假设王安石鄞县三年任职期满,从明州返回汴京,由南而北,他会怎么走?一定会沿着运河走吧。

经由杭甬运河、苏杭运河,他进入锡澄运河,而“黄田港”,就在锡澄运河抵达长江的口岸,是大运河的一个逗号,其对岸,便是扬州——南北运河枢纽。他站在江南岸的这个逗号上,放眼一望,诗曰“黄田港北水如天”,如此胜景,对岸的扬州,已经看不到了,现在的江阴也看不到,那是宋时独有的胜景。

他在狼山望海,于天人之际,苍茫独立,所见者,惟我而已。

而江阴观港,则不仅看到了“水如天”,还看到了船,“万里风樯看贾船”,看到了“贾船”带来的奢侈与繁荣——“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能看到这些不算什么,还有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也能看到,比如他能看到那些“贾船”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正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所以,他后来在与司马光辩论时,才那么有底气的说道:“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着眼于国内,看到的就是一个常量,他若睁眼看世界,看到了国际贸易,而不是一头埋入《资治通鉴》里,也许他也能抓到一些历史转折的头绪。

但王安石看到了又如何呢?他只能看在眼里放在心里,任岁月蹉跎,时光流逝,想当年,他与朱昌叔一道登高望远,立于高亭,指点江山,谈笑风生,那一番书生意气啊,真是“高亭笑语如昨日”!可今日,风华成昔,已是“末路尘沙非少年”。

他刚从辽国出使归来,“强乞一官终未得”,数不清他辞过多少回京官,辞得都怕人说他以此沽名钓誉了,可偏偏就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江阴军,他要“强乞一官”,然而朝廷自有安排,哪能都遂他愿?他也就跟昌叔这么一说,“只君同病肯相怜”。他为何宁愿留在江南观海,而辞去汴京上河呢?因为他有独眼。

以他独眼来看,他在两地所见不同,从汴京几进几出,于汴河两岸所见,皆如《清明上河图》那样繁荣的景观。在那景观里,资本主义的尾巴高悬如酒旗。那是在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资市场,是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的温床,是文化消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岁月静好的天堂。

可他看不惯,看着看着就皱起了眉头,因为,他从中看不到增长,只能看到增长的极限,看到在小农经济主体上生长起来的小商品经济的那副小模小样。那小样,怎么看,都看不出是个能“富国”的样,留下一副风流汴梁的富裕皮相,何况还有百万大军的卧榻,安放在汴梁城下,那花染人韵,又岂能“强兵”?

他不想让运河变成《清明上河图》那样,他要以运河为纽带,形成统一的商品市场,要以运河为基地,形成统一的国民经济,以运河建都般构造举国体制。

他预感到了现代国家的苗头

宋立国,既得运河贯通中国之地利,又适逢世界历史转折的天时,那时,现代国家的苗头,隐隐然初现于神州,而第一个预感到它要来的人,便是王安石。

现代国家的本质,既非神化的宗教信仰,亦非圣化的政治伦理,而是作为经济集中反映的政治权利,请注意,是权利不是权力,然而,在《万国公法》译入之前,中国仅有权力,如政权与军权,它们都是权力,而“权利”,似乎从来就与中国无缘。

可我们从王安石那里看到了“理财”二字,它已先于“权利”出现。此二者,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价值理性那一面,便是“权利”,而工具理性另一面,则是“理财”。王安石没有翻开“权利”那一面,从而避免了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纠缠,但他在“理财”那一面,却做足了文章,做了一篇“以天下之财,兴天下之利”的大文章——《上仁宗言事书》。

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纲领性文件,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家观念。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国家,是用儒家思想缔造的,号称“礼制国家”,标榜“仁政”理想,两千年来一以贯之,期间,虽有“阳儒阴法”,礼法并用,且造就“汉唐盛世”,但直到王安石问世之前,那样一副国家面孔并无大变,要等到王安石出来才有一变。

王安石怎么个变法?他要把国家重心转移到“理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解决国家“发展”问题,将“礼制国家”发展为“财政国家”,用“财政”的“法式”坐实“仁政”理想。但其“法式”,既不同于商鞅变法打造耕战合一的国体,也不同于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搞君主专制,更不同于汉唐盛世搞“阳儒阴法”那些小玩意,他的思想来自孟子。

我们读《上仁宗言事书》,通篇下来,发现孟子是个关键人物。

王安石认为,他的变法思想,来源于孟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打着“法先王”的旗帜来变法的,而高举“法先王”的第一旗手,就是孟子。我们知道,孔子是“吾从周”的,所以,经常梦见周公,孟子走得更远,直接就到了尧舜那里,走向“法先王”,王安石跟着孟子走,也走向“法先王”——尧舜之道。

尧舜之道,在孟子那里,表现为“仁政”理想,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主张土地国有,天下为公,如公有化的井田制,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经济,主张社会分工,商品交换,强调国家以十一税为基础,发展民生主义,有人说那是空想。

对于小农经济,它可能是个空想,要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用统一的市场,发展统一的国民经济——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两者用一种方式结合起来呢?王安石就这么想,他要用“理财”的方式,去实现孟子的“仁政”理想,这有点像后来英国的思想家亚当·斯密以《国富论》的方式坐实其《道德情操论》主张。

十八世纪出现的“亚当·斯密问题”,十一世纪的王安石也遇到了。如果说“理财”是王安石的《国富论》,那么来自孟子的“仁政”理想,便是他的《道德情操论》了。

但凡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既要富国强兵,同时还要为富国强兵提供正义性与正当性,亦即为《国富论》确立一个道德基础。

亚当·斯密这样做了,理所当然,因为他是国家现代化教父,要为国家走向指明道路,因此,他应当回答人们对他的提问:道德情操是否与自私自利相矛盾?

如果说,不同的私利追求通过市场作用能达成国富目标的说法还好理解,那么认为个体逐利行为能满足道德情操的要求,又该怎样解读呢?亚当·斯密指出,自然界给予所有动物既定目标,人类具有向往这些目标的天性,自然界指导我们运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来决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没有被交给我们那迟缓而不可靠的理性来决定,所有动物的本能行动,都将实现我们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结果——伟大的自然界所设定的善良目标。

按照亚当·斯密的指导,我们用天性去读,而非以理性读,这两本书就读通了,从对立中读出了统一,从冲突中读出了互动,从斗争哲学里读出了道德天启。

王安石也这样做了,而且比亚当·斯密早了700来年,从世界历史来看,当时,世界三大帝国,只有宋帝国,率先来到了国家转型的边缘,徘徊在近世国家门前,而阿拉伯帝国、拜占庭等,虽与宋并驾齐驱,但它们未能成为世界历史进程的领航船。

它们毕竟没有一条大运河能连山通海,将全国从南到北统一起来,也没有运河两岸那些令苏莱曼和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城市,那些城市,不仅人口众多,规模宏大,而且高度发达,极其繁华,可供扬帆逐利的商人们流连忘返,而追求利益最大化。

运河之上,不仅有东京汴梁,还有苏、杭,有扬州、越州与明州,其中任何一个城市都足够富裕,足够风流,放到国际上去,都可以名利双收,而王安石却对它们皱紧了眉头,因为他知道,那些城市早已是头顶着天花板跳舞,跳到了极限也没能跳出新的增长点,在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的基础上,难有新的增长,于是,国家必须出场。

(未完待续。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