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重庆老照片 网络图片）

李佩珊/文、访

“高高的朝天门哟，挂着棒棒的梦哦。”

1997年的电视剧《山城棒棒军》的主题曲开头如此唱道。

朝天门，曾经是“棒棒”（重庆挑夫的俗称）们实现致富梦想之地。作为重庆最大的水陆码头和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朝天门码头自然聚集了一大批通过肩挑手抗在山城送货的“棒棒”大军。

彼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周琳在重庆毗邻长江的一处筒子楼中度过了她的少年时代。从这栋已变得“风雨飘摇、三教九流杂居”的传教士所修建的别墅中，从她所居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正是“江对岸繁忙拥挤的朝天门码头”。朝天门码头上，第一代进城农民工所组成的“棒棒军”正在辛勤地讨生活。在1990年代，他们的总体规模达到了惊人的30万人。窗里窗外，传教士和棒棒，这成为了她之后的研究会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的绝妙隐喻。

今年8月，周琳出版了《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一书。在这本书中，棒棒的清代前身——“脚夫”，成为了她所选择的理解重庆历史的“重要视角”。研究过程让她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那种繁忙、喧嚣、弥漫着市井气和江湖气的生活场景，陌生的是脚夫高度组织化、暴力化的行为方式，以及勤于置产、精于制度设计的创业者姿态。”

她以“脚夫”行帮这一“同一行业工商业者的自我管理机制”为起点，介绍了“连接地方官府和基层工商业者”的牙行和“更多地面对移民群体内部和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商业问题”的八省客长是如何构成了一幅更为全面的清代重庆市场画像。

同时，作为新一代的区域历史研究者，她试图突破重庆这一“局部”和“原乡经验”的限制，正如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们越来越形成的共识，“在宏观的问题中，去寻找区域研究的灵感；在区域的经验中，更新迭代对于宏观的认知”。此外，对于历史学新动向中的社会科学方法、档案研究、以及微观史，她亦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访谈

原乡经验和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

经济观察报：生长于重庆，显然是您选择以重庆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您在绪论中所记述的对于重庆的私人“田野调查”，对您的这项研究具体会有哪些助益？另一方面，这种“原乡经验”是否也形成了某种“阻碍”？

周琳：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进行这项研究是有自己的“私心”的，就是希望理解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是怎样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我自己的来处究竟在哪里？

我在这个城市的生活经验对这项研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帮助我寻找问题。比如这本书里面讲到的脚夫的问题、暴力的问题，都是我从今天重庆的日常生活中真实感受到的。所以当我在史料中遇到类似的现象时，就会有一种绝对不愿放过它的直觉。而且在这个城市生活的经验，会让我更容易理解史料的内容。比如那些从清朝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名字的街道，它的位置在哪里？它的空间布局是怎样的？它为什么适合某一类商业？这些在我的头脑中都是非常鲜活的。不会像读其它的史料那样，有更多的抽象感和距离感。

当然，正如您所说，这些“原乡经验”也一定会形成研究的障碍。就是你会陷在细节当中，忘记了那些对“重庆”这个局部并没有那么关心的读者的关怀。更具体地说，如果一个中小企业主看到了这本书，不能或多或少地联想起自己的经历；如果清代巴县脚夫街头斗殴的事件，不能让读者去思考清代湖北、广东、江西的宗族械斗，或者民国上海的帮会，甚至是今天的西西里、圣保罗、芝加哥，那么这本书就失败了一半。

所以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要不断提醒自己，什么时候该去求助于头脑中那个“重庆人”，什么时候该让自己回归到一个“广义的历史研究者”。当然，这不是单凭自己的主观意愿就能做到的，必须要广泛了解更多地区的历史和社会，必须要把重庆的经验“翻译”成一套带有“共享性”的提问和表达方式，甚至还要在物理上和这个城市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常常都在想，如果这十几年我还一直在重庆生活，我还能写这本书吗？

经济观察报：说到重庆，“棒棒”是大家比较容易想起来的地域形象。我前几年看过一部纪录片《最后的棒棒》，里面刻画的“棒棒”群体显露出了浓浓的底层之苦。但在《商旅安否》中，我们看到清代的脚夫帮派实际上是“暴力”的，甚至能挑战官府。在您的研究中，脚夫是如何由一门资产微薄的外来移民们所选择的职业，发展壮大如斯的？

周琳：您这个问题非常独到。实际上，《最后的棒棒》也是我研究清代重庆脚夫问题的触发点。我也非常感谢何苦导演帮助我做了一个如此深刻的田野调查。

其实，清代重庆的脚夫和今天重庆的“棒棒”并不是同一类人。在清代重庆城，脚夫是一个主流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的群体非常之大，不管是本城人还是外来人，都可以参与其中。而且城市的商业持续发展，巨量的货物都需要通过人力搬运，再加上清代重庆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所以与今天的“棒棒”相比，清代重庆的脚夫在这个城市中有更大的上升空间。他们可以慢慢地建立起自己的一份小产业，也更容易被这个城市所接纳。所以，“棒棒”和脚夫并不一样。而且即便是在清代的重庆城，作为小业主的脚夫和帮派化的脚夫也不一样。这就是历史反直觉之处吧，看似相同的概念或群体，其实内在差异巨大。

清代重庆脚夫之所以能够发展为那么壮大的帮派，一方面是因为上面讲到的城市商业的发展，从业者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是我觉得更加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治理能力的问题。清代的地方官府根本不是以促进商业发展为首要的施政目标，许多具体的商业事务，不管是在《大清律例》中，还是在地方惯习中，都没有明确的处置办法。而脚夫这个群体恰恰又成长得过快，业态过于分散，从业规则过于复杂，产生的互动和纠纷过于频繁、琐碎，根本超出了地方官府的管控和治理能力。所以脚夫们就只好放弃对官府的期待，自己去处理一些问题。那么对于这些身强力壮又存在着错综复杂关系的男性来说，什么方式是成本最低、最方便的呢？当然就是分成帮派打架。

其实在清代重庆之外的许多历史时空，暴力都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能力的落差导致的。

经济观察报：除了脚夫帮派这样的行帮，您指出牙行这样的贸易中介和“八省”这样的社会组织也是清代重庆商业制度中的重要部分。具体而言，这三者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周琳：在清代的重庆市场中，牙行制度、八省客长制度、行帮制度分别对应不同的市场参与者。牙行的任务是连接地方官府和基层工商业者，八省客长更多地面对移民群体内部和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商业问题，行帮则是同一行业工商业者的自我管理机制。所以分别研究这三种商业制度，其实就是从不同的立场、视角去观察这个市场。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清代重庆市场上重要的商业制度绝对不止这三种。因为我个人能力的局限，有很多重要的市场现象都没有涉及，比如盐业贸易、金融、票据制度、水运体系等等，我只是根据自己掌握的有限的史料，呈现了一些市场面相，清代重庆市场的秘密远不止这些。

经济观察报：“以差（厘）驭商”是您所研究清代重庆的传统商业制度所得出的关键线索。有趣的是，《大清律例》明文禁止地方官府让工商业者免费当差、纳厘，所以这种行为是比较“灰色”的，但您的研究发现，这种“灰色”的行为保证了重庆市场100多年的良性发展，当晚清这种行为终止的时候，反而造成了一大半重庆市场的塌陷。您能否对此具体介绍下？

周琳：是的，我自己在归纳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也非常惊讶。但是仔细想想，似乎也没有那么吊诡。我们之所以惊讶于“一个市场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面，一直以一种违法的方式运转”，是因为我们头脑中存在着一个前提，就是法律（或国家制度）是大体上合理的。但是如果这个前提根本就不成立呢？

清代重庆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政府不能让工商业免费提供劳役和货物，必须要官府出钱购买（禁革行役）。但是现实中，官府哪来那么多钱呢？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清代一个县衙的经制内财政收入，你会觉得那简直低到荒谬的程度，那又怎样维持官府的正常运转呢？

按照《大清律例》和许多地方政令，商业的发展本来就不在考虑之中。许多纠纷发生了，你是找不到针对这一问题的法条和具体规定的。那一旦发生了商业纠纷，工商业者需要官府的行政和司法服务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于是大家就心照不宣地形成了一种做法，就是由工商业者以当差、纳厘的方式，向官府输送利益，购买官府的行政和司法服务。这样，双方都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都可以继续留在这个谈判桌上。虽然每个地方的具体做法不太一样，但是这种基于利益输送形成的官商关系，应该是在清代中国的市场上普遍存在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关系天然存在着一个隐患，就是它不具有合法性，所以违约成本很低。尤其是官府，当它觉得自己的谈判能力提高，或者是有替代者出现时，就会破坏这种关系。晚清重庆地方官府突然翻脸，就是因为在清末新政中，有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涌现出来，让官府不再看重之前与传统工商业者的合作。

社会经济史的“区域”和“宏观”

经济观察报：施坚雅把帝制晚期的中国分为若干区域。从您所做的文献综述和研究笼统来看，重庆和西南地区在中国的前近代，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此外，日本学者森正夫提出了“地域社会”的理论，他以江南为例，认为明清之际的中央政府的权力是向乡绅转移的。您认为西南区域是否也存在这样的现象？西南地区的士绅阶层与其他地区相比有什么特性？

周琳：施坚雅的“中心地层级理论”将帝制晚期的中国分为九个大区，其中之一就是“长江上游地区”，重庆被认为是长江上游地区的中心。我个人认为，施坚雅的这个模型，越往底层的市场层级，越难以符合晚清中国市场的实际，但是九大区的划分的确很有道理。

在“九大区模型”中，重庆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1、输出粮食（但是到清代中期以后，这一角色逐渐弱化）；2、输出山货、药材、木材等初级产品，而本地的制造业竞争力不足；3、消化国内很多地区的过剩人口（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北地区）；4、手工业制成品的重要市场（如棉布、瓷器、金属制品等）；5、重要的交通枢纽，不仅是吞吐与本区域相关的商品、资源、信息，更是通过长江水运，把云贵大区与整个国内市场体系联系在一起。

总而言之，长江上游地区（尤其是重庆），在国内市场体系中的地位有明显提升。尤其是重庆作为长江水运枢纽的重要地位，在以前的历史时期从来没有达到过，以后的历史时期也再没有复现。然而在整个国内市场体系中，它仍然是一个优势不明显、比较被动的区域，尤其是要承受本地初级产品和外来制成品之间的贸易“剪刀差”。

关于“地域社会”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很厚重的学术传统，我不敢轻率地加以评论。而且因为这个研究是针对一个商业氛围浓厚的、正在形成中的移民社会，所以看到的士绅阶层很少，乡绅就更少。就连我原本认为最具有“绅士性”的八省客长，后来都发现他们可能并不完全是社会精英，也不是非官方社会组织。我个人认为，清代重庆城的范围内，更具话语权的还是地方官府，而不是地域社会精英。决定着清代重庆商业发展的也是地方官府，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商人组织。

经济观察报：前一代的区域历史研究者，往往面临着其研究是否有“代表性”的质疑。陈春声先生认为，新一代的研究者的学术任务在于，追寻历史内在脉络，揭示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您认为达到这个任务目标面临着怎样的困难？

周琳：是的，在我读本科、硕士的时候，学术界对于区域研究的质疑非常多。但是近年来，至少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区域研究反而成了一个主流。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被他人或被自己追问：“你这个研究有没有代表性？”

首先，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不管是做一个研究还是读一个研究，其实都是希望有认知上的获得感。所谓的”代表性“，或者可以换成：“你这个研究究竟能告诉我什么？究竟有哪些是超过这个地域本身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每个区域研究者都应该接受“代表性”的追问。

但是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所谓“代表性”真的存在吗？中国那么大，每个地区那么不同，究竟是江南能代表华南，还是四川能代表云贵？我真的很怀疑。而且就算是在不同的地域内部深藏着一些共通的逻辑，我相信，在我们对每个地区有充分的认知之前，还是很难触及到这种逻辑。所以至少就我个人而言，还是更喜欢沉潜到一个特定的区域之中对它进行“深描”，去发现那些“如果不观察这个区域，就很难被感知到的问题”。我觉得，陈春声先生的这一番话，大致上也是这个主张。

当然，对于宏观问题的思考和关怀也必须要有。一直以来，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都是在宏观的问题中，去寻找区域研究的灵感；在区域的经验中，更新迭代对于宏观的认知。这是大家越来越形成的共识，所以尽自己的力去做就好，没有特别难以逾越的困难。

“史无定法”：社会科学、档案和微观史

经济观察报：您的这本经济史著作在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主要理论框架之外，还引入了历史人类学的相关问题意识。您本科是历史学出身，对您而言，是如何在历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经济学视角的呢？为何要在这本著作中，主动引入历史人类学的问题意识？

周琳：很惭愧，虽然我号称是研究社会经济史，但是并没有掌握系统的经济学、社会学知识，对于人类学也只是基于个人兴趣的一知半解。毫不讳言地说，这是我作为研究者极大的短板。

但是在研究中，我的确在努力地使用一些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和思维方式，并试图与它们对话。之所以会这样做，其实完全是被研究对象给“逼”的。你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实，如果又不满足于只讲一个故事，而是希望它能够被“翻译”成一些共享性的问题和话语，让不关注这个事实本身的人也有认知上的收获，那就必须要借助于社会科学，历史学本身是做不到的。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前辈吴承明先生说过：“史无定法”。就是说历史事实永远是漂移不定的，我们都必须在它的指引下不断地闯入新的领域。

经济观察报：《巴县档案》是您这项研究所依赖的重要材料。如今历史学界对于档案的态度越发审慎，Ann　Laura　Stoler曾言，历史档案不是“找回”，而是“生产”历史和真相的所在。对您而言，是如何用您所摸索出的“代入式”案卷分析法来在纷繁复杂，乃至“死人”复活的《巴县档案》中找寻历史的真相的呢？

周琳：首先，这本书里面所呈现的肯定不是历史真相，任何历史研究呈现的也都不是历史真相。历史学家必须有这种心理准备，就是你的研究随时会被那些没能进入你视野的史料所推翻。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太多焦虑。

具体到历史档案，它的确有很多问题。比如它往往不是经过精心编篡的，内容又多又杂，让研究者很容易产生顾此失彼的无力感。还有众所周知的“档案中的虚构”。像我使用得比较多的清代诉讼档案，通常是原告一个说法，被告一个说法，你倒底要去信谁？

不过话又说回来，又有哪一种史料是完全可信，完全不存在虚构的呢？所以关键就在于，研究者识破史料虚构的套路，知道哪一些地方最容易出现陷阱，然后尽可能地避开它。比如在清代诉讼档案中，个人化的叙述（如个人家庭状况、个人的感受、对伤情的描述、对道德水平的评判）就绝不可信，而背景性的信息（如某个规定何时出台，某个组织何时形成，某个行业状况如何）却相对可以采信一些。

除此之外，就是尽可能用大量的信息来修正个别信息的缺陷，也即是说尽自己最大的力去搜集相关的案卷，如果一类案子都呈现出某种取向，那么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分析的方向没错。还有就是直觉、全息式的判断方法，就是把自己代入那些角色去追问：“如果是你，你会不会那么做？”

综合使用这样一系列的办法，还是可以尽可能地减少误判。但是我敢肯定，我被档案欺骗的地方还是很多，所以面对这本书的读者，我只能说它不完美，但是我尽力了。

经济观察报：您曾以《从一个脚夫之“死”窥探晚清重庆的江湖世界》为名，单独发表过本书中的一部分研究。这篇文章在我看来，非常近似微观史的写法。您如何看待微观史在中国的发展？微观史视角的引入，将会影响到历史学家对于档案的利用方法吗？

周琳：我个人是很喜欢阅读微观史作品的。因为微观史把研究视线投向特定时空中的个人和小社会群体。它蕴含着一种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即每个人都是值得关注的，不管他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此外，微观史的作品也更照顾到大众的阅读需求，用生动的、能够引起读者共情的故事去呈现历史。或许没有那么恢宏大气，但是仍然有一花一世界的魅力。我个人认为，中国图书出版市场的活跃和读者阅读需求的升级，就是微观史写作最强劲的动力。

档案是微观史写作不可缺少的素材。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的微观史作品，许多都是依据档案写成的。因为档案的内容特别具体，而且会更多地关注到那些小地方、小人物和小群体，所以许多从事档案研究的学者，会很自然地进入微观史的写作。当然了，历史学家要怎样利用档案，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人的研究旨趣。因为档案本身并没有对研究方法的预设，你可以用它研究宏大的问题，也可以用它呈现最寻常的个体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