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记者 陈白 实习记者 肖璐妍/文

短短一日，俄乌冲突忽然升级，瞬间牵动全球目光，全球资本市场也在短时间内出现了极大的震荡。

相比大家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战争的忧惧，对于对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持续研究和关注二三十年的李晓教授来说，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俄乌冲突，只是众多全球冲突和压力的一个爆发点而已。”

李晓系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广州商学院校长，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者，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学术顾问。他长期致力于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等领域的研究。

他被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喻为“中国世界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中美领导力发展基金会主席李红称其为中国世界经济学领域的“理性主义派学者、清醒犀利的观察家”。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时，李晓教授认为，当下我们正在面临大国博弈日趋升级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的“双重冲击”，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进程正在改变既有的方向和轨迹，使得未来的世界格局变得扑朔迷离。

他在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新作《双重冲击》中，提出了一个理解后疫情时代（the post-pandemic era）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长期研究者，李晓教授在书中揭示了一个理解大国博弈的货币和金融市场视角。在他看来，当下俄乌冲突中所导致的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美元资产上涨等都充分证明了美元体系对于当下国际秩序和大国博弈的影响力。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日趋加剧的时代，李晓也给出了应对之策。他认为，对于当下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有决策者来说，理解当下的世界不能再遵循以往的思维逻辑，而是需要采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因为企业所做的每一个决策和判断，都离不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

李晓教授（受访者供图）

【对话】

理解俄乌冲突

经济观察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在近期陡然加剧，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李晓：俄乌冲突实际上只是众多的全球冲突和压力的一部分。要理解俄乌冲突，有必要将其置于当下全球性冲突的大背景当中。我把这些冲突归纳为五个方面。

第一个是新冠疫情。奥密克戎虽然致死率极低，但是传播性和变异能力非常强。即使如世卫组织预测在三月份结束，或者像部分国家那样直接放弃抗疫、宣布恢复正常状态，但疫情仍将对全球产业链和市场增添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此次香港疫情传播迅速，甚至超出其医疗水平能力，冲击和影响巨大。

第二是中美的大国博弈。三年前的中美贸易争端是大国博弈的序幕。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美两国关系绝对不会因为其他国家间的冲突而缓和；虽然两国共同面临着一些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问题、环境问题、核扩散问题以及恐怖主义威胁等，但是博弈的本质不会改变。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头号对手，大国间的全方位博弈将长期持续下去。

第三就是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当前的膨胀和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虽然有很多区别，但我很担心在上一次滞涨的半个世纪后，会不会出现新一轮的滞涨状态？这方面的不确定性和压力都很大。俄乌冲突更加剧了我的这种担忧，即在原本通胀高企的状态下全球能源、资源和粮食价格的上涨以及经济持续下行，很容易合成为全球性滞涨。

第四就是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全球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和企业界都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因为它会影响到全球资本的流动规模和方向。众多新兴经济体更是如同惊弓之鸟，因为美联储每一次类似操作都曾对新兴市场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

第五个就是俄乌冲突的进一步升级。一天前甚至几个小时之前，大部分人都认为俄罗斯不会攻击乌克兰，会止步于让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州独立出来。但现在看来，普京的目的绝对不是这样。关于俄乌冲突的未来走向，我们需要拭目以待，但总体来看，我认为这次事件很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格局、世界秩序变化的一个分水岭。有人将此次事件喻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事件”，担心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我看来，人类在核武时代难以发生世界大战，俄罗斯更像一个当代国际关系的“黑洞”，将当代国际关系所有矛盾和问题都吸附进去，很可能在“大疫情”“大通胀”（很可能是“大滞涨”）的基础上，加剧全球性“大分裂”。表面上看，围绕着俄乌冲突，大国间的态度与立场会出现巨大分歧，但本质上，更可能加剧地缘政治意义上东西方分裂。

经济观察报：如何评估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

李晓：疫情、大国博弈、通货膨胀和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其实都有确定性的趋势，只是难以判断它们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但是俄乌冲突不同，它具有突发性，在短期内对金融资本市场的扰动性相当强。我们无法作出长期的准确判断，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这一冲突为何产生？第二：这一冲突可能会引起国际格局的哪些变化。

我们不能仅仅从微观的角度或者过于感性的立场认知这场冲突，必须从整体的、历史的角度予以分析。这场俄乌冲突其实是反映了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变化趋势，即苏联帝国解体以后尚未解决的地缘政治矛盾及其演化。

俄乌冲突存在很多具体原因，比如北约未遵守原有承诺、乌克兰试图加入北约等，使得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感受到日益增大的安全压力。要知道，类似的政治矛盾与冲突可能会是一连串的，也许俄乌冲突仅仅是一个开始。就其影响而言，俄罗斯出于国家安全压力而采取的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及其影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国际关系是否返回到一战前霍布斯所谓的“丛林法则”，尤其是对国际法体系和联合国体制的巨大冲击和影响；同时我们还须注意到，乌克兰及周边国家是欧亚大陆东西两大政治经济板块交接、冲突的“关键点”或“结合部”。所以，这场冲突可能对欧亚大陆板块甚至世界格局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类并没有因为科技进步或全球化发展而产生思想观念上的进步。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历史就是一个怪圈。当年奥匈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包括波兰和捷克在内的附属国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动摇了奥匈帝国的根基；后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理念后，希特勒巧妙地利用这一理念，打着日耳曼“民族自决”的旗帜又一次把捷克和波兰给瓜分了。一百多年前奥匈帝国崩溃的遗产在苏联帝国崩溃后依然存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问题以及类似的所有问题，在苏联崩溃之后依然存在。这说明，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之后，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不再有通行的国际标准或执行机制，国际法很大程度上也名存实亡了，加之主要国家间在贸易投资包括经济全球化等方面没有了共识，价值观和道德领域也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些都意味着，我们这个世界的对立、冲突和不相容性将更加突出、激烈，全球秩序存在着崩溃的迹象和趋势。

全球化分裂 

经济观察报：面对短期的巨大变化，我们如何应对？

李晓：面对俄乌冲突，在当下中国、美国、欧盟和俄罗斯这样一个四角关系中，我们能否独善其身？我认为是很困难的。中国应当具有更加远大的战略思维和举措。俄乌冲突实际上对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考验。从战略上看，美国已经把中国作为头号对手，俄乌冲突只会在短期内使其“分神”，减轻对中国的压力，但从应对大国博弈的长远角度看，美国在地缘战略上更希望中俄两国“抱团取暖”，这样美国不仅可以在地缘上，更能在观念和体制等方面将中国紧紧地“固定”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如果俄乌冲突加剧或者持续下去的话，中国在选边站队上会非常艰难，存在着理性与感性的矛盾。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同欧洲的关系，尤其是促进欧洲与俄罗斯的和解，对于打破美国利用同盟国和意识形态搅起的“新冷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对于我们打破美国的遏制可能是一个机遇。

经济观察报：今天我们应如何看待全球化浪潮？在您看来，我们对当下的全球化还存在哪些认知上问题？

李晓：现在很多人说美国在搞“逆全球化”，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这种认知一旦成为主流，很容易让我们在对外关系和政策上产生严重的战略误判。因为美国不是在反全球化，它是要搞另一个更高层次的标准、规则的全球化，是要搞将“让中国出局”的全球化。

所以，我在新近出版的《双重冲击》一书中指出，当今的全球化态势是“全球化分裂”，即世界上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针对经济全球化的内涵、规则和方向失去了共识，具体表现在“规则分层化”“范围区域化”和“内涵分裂化”三个方面，就是说两者在这些问题上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分道扬镳，因而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崛起而言，不仅要关注国际贸易、产业链的调整或脱钩问题，更应警惕全球化的“去中国化”，即规则、制度歧视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调整前四十年“以开放促改革”的逻辑，以历史闯关的决心，走出一条“以改革促开放”的新路。无疑，这将是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内我们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只有这样，方能实现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经济观察报：您怎样看待当下世界各国广泛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

李晓：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后，国内民间舆论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大部分民众盛赞普京，但知识界的很多精英不这么看。

显然，国内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分裂现象。我在《双重冲击》一书里也提到，全球化分裂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这意味着我们这个世界的矛盾、冲突会更加突出和激烈。所以，这种分裂是全球性现象。这正是我格外担心全球政治经济失序甚至走向崩溃的原因。当然，这也是我们认知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一个背景。

民族主义高涨与各国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高度相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个人对国家认同感的强度和社会稳定性成反比。社会越稳定，成员的安全感越强，民族主义需求就越小，对外政策的攻击性和侵略性也会越弱化。反之，社会越不稳定，成员的民族主义情绪愈发高涨，也就需要民族主义的情感发泄，人们的不安全感、失落感将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情感中得到“替代性补偿”。

比如，在当今的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结构高度金融化的发展进程，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直至产生戴蒙德所说的“政治极化”现象。在此过程中，中产阶级破产所产生的典型的挫折感和不安全感，使其对国家权力和外交政策的认同获得极大的提升，尤其是在对中国的问题上，以致于出现在两党“政治极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对“中国问题”立场的高度一致。这充分说明，美国社会不同阶层的选民都将自己的不安全感和挫折感寄托于国家主义情节。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对中美关系抱有任何幻想，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根植于其高度金融化的经济结构及其社会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这个道理。

货币的力量

经济观察报：在《双重冲击》一书中您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对于美元体系及其权力的认识是不够充分的。

李晓：如果说上个世纪后半段，美国是一个经济帝国；那么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更准确地说，美国已经转型成为一个金融帝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经过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严重的经济滞涨，美国经济结构日趋高度金融化，不仅金融业和服务业的产值远远超过制造业，从政府、企业到民众，它们的日常经济运行与生活都越来越依赖债务支撑，而且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生活，都与金融息息相关。

美国国内经济的高度金融化和国外的美元体系构成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和传统帝国相比，美国控制世界的手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即它不再依靠殖民地控制、掠夺世界，而是凭借其发达且具有广度、深度的金融市场来配置全球资源，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为此服务的，成为确保美国金融市场、美元体系安全性的支柱。这是今天很多人没有看清楚的一点，他们依旧在用美国的GDP总量及其国际占比的变化来衡量美国的霸权地位。这是很容易导致战略误判的。

今天，美国控制世界的手段是美元体系。美元体系运行的核心目的，就是确保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这是美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因此，在中美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清楚对方的核心利益所在，才能理性地认知并采取恰当的战略对策。

我在《双重冲击》一书中有一个观点，即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动乱之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方面，从世界经济循环的角度看，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元体系运行的前提条件，即美国在为全球提供最终商品市场（贸易逆差）的同时，需要通过资本项目顺差即资本回流来弥补，因而所谓“全球经济再平衡”在美元体系下是个“伪命题”；另一方面，从国际政治领域来看，任何地方、任何动荡的结果都有利于美元及其标价资产的升值，所以只要条件允许或者美国需要，它可以挑动这种乱局的出现，在欧元诞生过程中，美国在欧洲周边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及其导致的国际乱局至今仍旧对欧盟具有严重影响。所以，我们会看到，俄乌冲突加剧的后果，就是美元升值、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在此次俄乌冲突升级过程中的一系列“外交操作”，都表明它期待甚至直接导演了这场冲突。因为虽然俄乌冲突加剧有可能因全球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增加全球通胀压力，也会导致美欧之间的分歧增加，但总体而言，俄乌军事冲突的爆发符合美“一石多鸟”的战略利益。

从长期看，由于美国经济结构高度金融化，它的债务货币化进程已经不可遏制，目前其债务规模超过30万亿元美元。今后如果迫于国内经济的糟糕局势，它依然会启动量化宽松或债务货币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即使这次美联储顺利退出量化宽松，一旦国内经济恶化，它依然会故技重施。在债务规模上限不断被突破甚至到达相当危险境地的情况下，美国需要把相关调整的压力转移到其他国家，也就是让外国资本流入其金融市场。要知道，美国金融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其国债市场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也是世界上最强的。

再从近期看，美联储正处于退出量化宽松的关键时期，三月底不仅要停止购债，还将步入加息进程。国内外学术界正在讨论美联储今年可能加息的次数。由于美国超过5%的通胀率大概持续了八九个月，上个月美国通胀的年增速已经高达7.5%，是近 40年来的最高水平。所以加息是必然之举，但是毫无疑问，加息会增加负债成本。

要知道，本次疫情造成的金融冲击与2008年金融冲击有很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是华尔街金融机构持有了大量不良资产，而这一次却是美联储持有大量国债，甚至是金融机构的大量有毒资产，所以美联储加息无疑等于给自己造成较大的负担或成本。加息若太猛或太快，自身的负债成本将会急剧上升，甚至导致企业或金融机构的债务链可能断裂。唯一可行的缓冲方式，就是设法促进国际资本内流，对冲加息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

再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来看，俄罗斯更具攻击性的军事行动将促使欧盟不得不更加依赖美国安全力量的拱卫，而且对于能源供应过于依靠俄罗斯的欧洲而言，今后将更加依赖美国的能源和粮食供给（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占世界粮食出口的约1/3）；更重要的是，欧洲许多国家在俄罗斯有很大规模的金融投资，所以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欧洲金融的风险敞口扩大，资本的避险本能使其不得不更加依赖美国金融市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都是这场冲突的最大获益者。

经济观察报：在《双重冲击》这本书中，您着重谈到人类金融史视角的大国崛起问题，那么，您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未来应如何走？

李晓：目前来看，自2009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比较快，但是也有波折，2016年以后处于一个平缓发展的阶段。目前，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货币中居于第四位，但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仍然属于一种“初级货币”。货币与贸易的一个巨大差异在于，它更是金字塔式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顶级货币是赢家通吃的。

我认为，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首先应该思考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什么？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经济利益上的，还是与政治权力相关，或是二者皆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要搞清楚人民币国际化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到底什么关系？人民币国际化是为了摆脱甚至是颠覆美元体系，还是在现有的美元体系内实现地位的逐级提升，亦或是为了减少在美元体系中的成本和风险？这个问题也要搞清楚。第三点，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和成本究竟是什么？第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举措是怎样的？例如，其技术路径和地缘政治关系等如何处理。不解决这四个问题，有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或者其具体的路径操作也将是模糊的。

我曾在《双重冲击》这本书中提及，迄今为止我们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及其路径选择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主要从供给侧来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缺少从需求侧视角的分析。换句话说，我们都在研究如何让非居民“能够持有”人民币，而不去研究怎样使其“愿意持有”的问题。二是“重外”而不“重内”，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特别注重人民币在贸易计价结算、外汇交易和的储备等领域货币功能的提升，却轻视甚至忽视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或者说，迄今为止的人民币国际化过于关注技术性问题，而忽视规则和制度性问题。三是认为中国只有成为规模巨大的消费品市场，才能提升海外对人民币的需求。事实上，如果金融市场发达且开放，使得非居民能够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大量持有人民币标价的金融产品，这本身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不需要走出去也能促成人民币国际化，也不是只有通过提供最终商品市场才能满足境外对人民币的需求，国内金融深化发展本身，就可以向海外非居民提供更多的人民币流动性及其标价的金融资产。

归纳起来讲，迄今为止，为了避免货币国际化进程和资本项目开放过程对国内体制可能造成的冲击，人民币国际化主要采取了重外而不重内的发展路径，这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面临着经济新常态的调整压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任，尤其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可持续崛起，不仅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换，还必须在金融发展方面做出巨大的突破。因为近代大国发展、崛起的经验教训证明，金融发展落后不仅会阻碍工业化进程，更将无法支撑国家的可持续崛起。历史上那些成功崛起的国家，无一不是金融发达的国家，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其可以充裕地利用社会和别国的资源支撑国家发展和崛起，在我研究视野中，尚无仅仅凭借自身的储蓄或储备实现成功崛起的先例。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货币地位是市场自发搜寻的结果。纵观货币发展及其国际化历程，“有管理的货币国际化”未曾有成功的案例，政府在本国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应该是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规则与制度建设，针对金融市场的环境、法治建设等领域下功夫。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也到了“以改革促开放”的重要历史关头。

从“斯密动力”到“熊彼特动力”

经济观察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诸多变化，跨国公司的经营策略会有怎样的调整，我们对此应采取怎样的对策？

李晓：跨国公司的产业链调整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化特特征。进入本世纪以来，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地区、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地区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三个产业链板块。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的产业链调整早已开始，疫情不过是起到了催化作用。疫情暴发后，各国之间的相互隔离，使得跨国公司突然发现物理距离更加重要，处于安全性考量，产业链更加集中于本国或周边地区。

实际上，跨国公司的产业链调整与技术进步有很大关系。因为首先，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结果就是产品生产的工序分工得到强化和发展，即将产品的附加价值生产过程分解到各国国家和地区，再通过内部贸易的方式将其串联起来。这导致劳动力的价格因素在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布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随之增强。所以，跨国公司开始更加重视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所有权保护，更倾向于选择法治条件、经营环境更优越的地区，尤其是自己更加熟悉的周边地区去布局生产过程。

其次，技术进步也使得产品的消费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个人定制以及对商品到货时间的要求等因素，使得企业开始缩短生产周期与过程，并严格控制产品的品质与到货时间。于是，只有将整个生产过程或供应链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企业才能确保商品的品质与消费者满意程度，因而即使需要生产外包，企业也会将其限制在本土或周边地区。

在跨国公司产业链调整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迄今为止，对外开放在很大程度还是“门槛式”的，即集中于关税壁垒的降低和其他贸易障碍的消除，也包括负面清单制度等等，这些都是开放门槛，而规则和制度的开放则尚待完善。在这种情况下，现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包括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贸易、投资协议的签署，大多是针对市场准入的，对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制度领域的交涉还非常之少。在我看来，我们与东亚和环太平洋地区的经贸合作由RCEP发展到CPTPP将是一个巨大挑战，当然，也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机遇。

现在很多跨国企业离开中国，投资到越南和印尼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这其中，许多是因为劳动成本等问题。许多人认为中国有巨大的国内需求，因而可以挽留跨国公司的投资转移或产业链调整，但是问题在于，巨大的商品市场潜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可以成为生产基地或集聚中心；产业链布局的逻辑就是，你有巨大的消费市场，但如果从事生产的各种成本过高，那我在你的市场周边进行生产就可以了。举个例子，一些跨国企业搬到越南后，越南到中国的跨境成本其实并不比广东省到中国西部地区的运输成本高多少，尤其是在我们与东亚国家签署RCEP的情况下。所以，巨大的市场与成为生产据点或生产集聚中心是两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如何使中国成为真正的区域生产集聚中心，主导区域价值链体系呢？我觉得这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必须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消费大国，成为区域性甚至世界性的最终商品市场的提供者。这将会对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中国在新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位置产生有利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讲，如何拉动国内消费，使中国经济增长转变为消费主导型，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其次，仅仅拥有广阔的消费市场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产业链。为此就必须要有核心技术，必须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今天，美国试图与中国搞所谓的产业链脱钩，核心就是要实现与中国的技术脱钩，为此它甚至采取了遏制人员交流、制裁中国有关院校等措施，这都是为了遏制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如何在霸权国家的极端遏制、打压下，确保自身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拥有灵活、高效的创新能力，同样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最后，我们要培育以先进技术为核心支撑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如此中国企业才能成为构建区域产业链的领导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主体。在这方面，如何切实壮大民营经济，增强它们的信心和良好的政策预期，进而提升它们长期投资、促进科技创新的能力，也是一道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可以这样说，在前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挖掘和发挥“斯密动力”，无疑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我们发现，今后在进一步发掘“斯密动力”的同时，更需要培育和发掘“熊彼特动力”，即市场经济应有的创新精神。理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民营经济是创新的主力军。如果今后中国多一些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能够出现像比尔·盖茨、乔布斯和马斯克这样富有创新精神与能力的企业家，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定会走向成功，中国的可持续崛起也将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