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的失落(中)——西风带上的天时地利

刘刚2022-03-14 23:19

刘刚

思想的巨人变成了航海家

张箭《论大航海时代及其四个阶段》一文中,指出“从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到八十年代末迪亚士船队从大西洋入印度洋,可视为大航海的第一阶段”。

他这么一划分,就把郑和作为了大航海时代的领航人。同时,又如李约瑟所言,分出了“中国人的世纪”和“葡萄牙人的世纪”,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海洋来区分,分出“印度洋的世纪”和“大西洋的世纪”,而迪亚士用来开辟“葡萄牙人的世纪”的航船,就是卡拉维尔帆船,为什么不是更能显示欧洲人的大航海实力的卡瑞克帆船?

卡瑞克帆船,适用于通商和战争,不适合探险。因为探险是航海家的事业,靠少数人行动,无需那么多商人和军人参与,上千吨位的庞然大物,也无助于科研与发现。而卡拉维尔帆船,吨位虽小仅百吨左右,充其量不过卡瑞克帆船的十分之一,体量也不大,看来并不显眼,但它却是为探险量身打造的。在郑和的舰队里,不乏卡瑞克那样的帆船,专门为探险定制的却一艘都没有。以往航海时代,主题都是通商,而大航海时代,虽然还以通商为主题,但在通商之外确立了新的目的,形成新的标志,即“探险”二字。

从世界历史来看,著名的航海时代,大概有过三次:第一次是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代表的地中海时代;第二次是宋元两朝与阿拉伯海通的印度洋与中国海互动时代;而第三次就是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全球化大航海时代。严格来说,郑和不属于第三次大航海第一阶段的代表性人物,它的时代属性和文化属性,都使他成为第二次航海时代的最后一位代表,第三次大航海时代第一阶段的第一位代表,不应是郑和,应该是亨利王子。

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明王子们,有着极为旺盛的求知欲,他们赋予了大航海的一个新视野,明确了大航海的新目的,把思想解放运动与大航海的实践结合在一起,思想的巨人变成了航海家。第一位成功者,便是亨利王子,他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提出了一个新的主题,那就是探险,要去发现未知,由此带来了地理大发现,同时也带来了殖民地,这是在通商之外超越通商取得的新成果,是对为了求知欲而投资所获得的最大回报。

亨利王子之于航海,主要还是个思想者,为那个时代运筹帷幄,将所有动力都集结起来,使得通商与战争、探险与发现、传教与殖民等多种力量形成合力。

他不仅拥有葡萄牙王室授权,还拿到了罗马教廷授权,以政教合一的方式,为大航海制定思想路线,不管是重商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他一以贯之,贯穿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海权,一个是教权。从他以后,这两点,便成为了西方政治权力的核心。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他是开辟大航海时代的思想巨人,这样的思想性,我们从郑和身上没有看到,也就是说,跟亨利王子相比,郑和缺了那么点思想性。这不奇怪,因为郑和本来就不是思想者,他是行动者,是王朝中国最后一次大航海统帅。

从求知出发却收获了殖民地

那么,作为行动者,郑和比迪亚士又如何呢?迪亚士家族祖孙三代,其祖父和父亲,还有他本人,都是亨利王子的追随者,将亨利王子的海洋思想,化为祖孙三代的航海动机与行动方式。相比之下,我们又发现郑和身上,就缺了那么一点动机。

什么动机?当然是探险的动机。郑和是国家使者,不是探险者,他要安全第一,而非探索未知,即便他有很强的求知欲,也不敢拿国家的使命做孤注一掷。而迪亚士航海的目的,就包含了探险的动机,绕过好望角——他当时称之为“风暴角”,他不需要有国家指示,只要起了个念头,就可以试试,向着未知领域,尽情挥洒他的好奇。

1487年8月,迪亚士驾驶卡拉维尔帆船,离开里斯本,沿着非洲西海岸航线向南航行,抵达了位于黄金海岸的米纳堡,那是葡萄牙人设在加纳的一个据点。

此前,葡萄牙人戈麦斯航海至此,最先发现这一带有黄金,故称之为“黄金海岸”,被葡萄牙王室赐以“米纳”称号,“米纳”意为矿藏,此地多金矿,故“米纳堡”,也可以说是“黄金堡”了,在黄金海岸上,矗立黄金堡,成了殖民地地标。

选择殖民地,有两样东西不可少,那就是黄金和奴隶,从求知出发的探险,结果却收获了殖民地,这世上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大的生意?那时的世界真大呀!可供发现的地域也真多,当葡萄牙人睁着一双探险的眼睛,搜索新的海域,不断发现新世界时,那沿着非洲东海岸航线向南航行的更为庞大更加豪华的郑和宝船,又发现了什么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什么都没发现,既没有发现黄金海岸,也没能建立起像米纳堡那样的黄金据点。

从米纳堡出发,迪亚士一行带着黄金海岸的梦想继续往南航行。

到了风暴角那边,船队靠近“咆哮西风带”,它位于南纬40度-60度之间,总是西风劲吹,吹起一个个涡旋状云团,连绵不断,向东飞去,使得星沉月隐,天日失色,一年之中,百日浪高均在6米以上,“风平浪静”时,浪高也在2米以上,更有巨浪高达15米,势若山奔,不时撞击船舷,发出阵阵怒吼,那是对探险者的灵魂拷问。

拷问一个接一个,南纬40°-50°之间,进入“咆哮四十度”,那是狂风的拷问,犹如狮吼,南纬50°-60°之间,拷问升级,出现“狂暴五十度”的巨浪拷问,南纬60°-70°之间,海岸消失,一无旁依,面对没遮拦的无边无际的惊涛骇浪,人们失魂落魄,唯有尖叫,所以,也叫做“尖叫六十度”,那是对人的终极拷问,即对灵魂的拷问。

好在迪亚士第一次遇险的那个风暴角地处南纬35?,不在咆哮西风带中,只是被西风带扫了那么一下,他的船队就天旋地转,不知身在何处了,幸运的是,虽然被风暴推离了海岸,向南漂移,但是,并没有卷入西风带,而是进入了一个避风港湾。后来,他把那救他一命的港湾叫做“牧人湾”,很有点牧歌风味。

待风暴稍息,他离了港湾,出来一看,便看到了海岸线,他知道自己已绕过非洲大陆南端,还想带着惊魂未定的船员继续前行,但无人响应,死里逃生后,船员都想回家,只要把那个惊天动地的发现带回家,他的使命就已经完成。返程途中,为了纪念此次历险,他命名那个最南端的岬角为“风暴角”,后来转向好望角,就不是他的事了。

从风暴角到好望角

命运的安排,另有其人,那人便是达伽马。达伽马闻讯而动,接踵而至,率领他的船队,绕过风暴角,进入印度洋,经由非洲,穿越穆斯林国,直奔印度而去。

当哥伦布还在把他发现的新大陆当作印度时,达伽马已经在真正的印度立足了。此举,不仅是达伽马打脸了哥伦布,更是葡萄牙打脸了西班牙,西洋战国时代开端,葡萄牙成了第一赢家,亨利王子播下思想的种子,终于在达伽马手里开出权力之花。

真是国望所归呀!有了达伽马,风暴角也变了,变成好望角。

可对于迪亚士来说,一点也没有改变,风暴角还是那个风暴角,那是深刻在他命根子里的命运一角,当他再次来到风暴角时,风暴又跟着他一道来临了,不过,这一次,命运没有眷顾他,因为他的使命已完成,必须让咆哮的西风对他进行灵魂的拷问,让他在“尖叫六十度”里发出最后的尖叫声,让他那颗还在漂泊的心灵成为在天之灵。

应该说,郑和比迪亚士更早面对了咆哮西风的拷问,当他用“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来回应,他就比迪亚士更为谨慎,在大地的尽头,他终于停止了前进。

西风带上,从来没有什么“东风吹,战鼓擂”,有的便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强劲,把无边的洋流也驯服了,使之环绕地球由西向东浪涌,形成西风漂流。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郑和航行到这里,面对迎头赶来的西风,他能怎么办?只好掉头回去。

若从西方来,顺着西风漂流往东方来,那天人之际,虽有风险,所处的却是上风上水,风向掌握得好,还能借着西风助推航速,若相反,从东往西去,则不但要面临更大的风险,且逆风扬帆,逆水行舟,那便真是进了难上加难、险上加险的鬼门关。借着西风漂流东渡黄金海岸的西方人,终于在这里唱出了他们的历史最强音——《西风颂》:

把我当作你的竖琴吧,有如树林:

尽管我的叶落了,那有什么关系!

你巨大的合奏所振起的音乐

将染有树林和我的深邃的秋意:

虽忧伤而甜蜜。呵,但愿你给予我

狂暴的精神!奋勇者呵,让我们合一!

请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

让它像枯叶一样促成新的生命!

哦,请听从这一篇符咒似的诗歌,

就把我的话语,像是灰烬和火星

从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散!

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

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西风呵,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这是由穆旦所译的雪莱的诗篇,吟诵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我们将它放到“咆哮的西风带”上来读,放到从“风暴角”到“好望角”的历史进程中来读,对着郑和与迪亚士那两个在命运风暴中消失了的历史背影来读,东方与西方会有着怎样不同的文明的反应呢?最后那一问,郑和听不懂,他下南洋下西洋,不都是乘着东风来的吗?为什么要问向西风呢?他当然不知道,东风在西风带上消失。

可在迪亚士的心头,那正是一句他想问、却还来不及问的一个问题——大西洋的秋风已经把冬天从西风带上召唤来了,那东方的黄金海岸的春天还会远吗?

雪莱诗篇,表达了一种诗化的历史精神,仿佛吟出迪亚士心声:请把我生命当作一把竖琴,让咆哮的西风来弹奏它,就如同西风弹奏深秋的树林,落叶在风中飞速飘零,或似由一片枯叶可知秋意深浅,一个被风暴席卷的思想化为了先驱的预言。

时代的精灵,在历史的转折处出现了,吹响了预言的喇叭,除了唤醒人的因素,还要向天时、地利求助,向咆哮的西风带求助,那永动的西风啊,便吹响了大航海时代的天时的号角,还有那不息的西风漂流,也打出了大航海时代的地利的旗号。

至于在人的因素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两点,一点在思想上,西方人的自古希腊以来的“地圆说”,为全球化的大航海时代到来做了知识的准备,还有一点在行动上,西方人追求财富与知识的永动不息的探险精神,那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另一个咆哮的西风带,那是用梦想推动着大航海时代,被雪莱以诗篇《西风颂》吟诵了出来。

李约瑟的说法和梁启超的一问

郑和受阻于西风带,大西洋就成了他的隔绝之海,他再也不可能知道大西洋的存在,只能把印度洋当做他的西洋了,他认为自己已经到了西洋的最南端,而前面,就是大地的边缘,唯有转帆而归。有人说,他到了好望角附近,也有人说,他没去那么远,到了马达加斯加岛就返航了,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里,就是这样说的。

传中,他对郑和航路作了考察,曰“今略推定其航路线如下”:

(1)航中国南海至印度支那半岛之南端(西贡)。

(2)航暹罗湾(即曼谷湾)之东岸至曼谷(今暹京)。

(3)航暹罗湾西岸循马来半岛南下至新加坡。

(4)绕航苏门答剌岛一周。

(5)绕航爪哇群岛一周。

(6)航孟加拉湾经安达曼群岛至东印度(加拉吉大)。

(7)循孟加拉湾东岸南航至锡兰绕锡兰岛一周。

(8)循阿剌伯海东岸北航至西印度(孟买)。

(9)由孟买循波斯湾东岸北航至泰格里士河河口(今德属小亚细亚)。

(10)循波斯湾西岸南航,复沿阿剌伯海西岸一周至亚丁。

(11)越亚丁湾循红海东岸北航至麦加。

(12)循红海西岸南航出亚丁湾,复循亚非利加东部海岸南航经摩森比克海峡(亦作莫三鼻给海峡),掠马达加斯加岛之南端回航。

这12条航路中,涉及了40个国家,他也一一列举,但没有提到好望角。李约瑟的看法与他相同,也没有提到好望角。可后来新的看法不断出现,有人甚至认为,郑和派出的船队,不仅到了好望角,还绕过好望角,到了非洲西海岸,更有甚者,有个名叫孟席思的英国人,写了一本《1421中国发现世界》指出,凡是西方人到过地方,郑和都到了,凡是由西方人通过大航海发现的新世界,郑和早就发现了,他虽然在航海史方面有着与李约瑟在科技史方面同样的抱负,但他的说法显然还不能像李约瑟那样令人信服。

我们采纳的,便是梁启超和李约瑟的说法,马达加斯加岛也在印度洋南端,离好望角也不算远,同样能感受到西风带的威力,非洲大陆的一个历史岬角要是能与印度洋的一座文明孤岛相呼应,那会是一个多么生动的东西方对话场景,可惜错过了。

我们只能说,郑和来早了,俗话说得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葡萄牙人来得正是时候,正是历史场景替换的时候,不再是东方郑和下西洋,以天朝上国姿态,维持着东西方海通,而是西方的达伽马来走东洋,不光来发财,还带来了西洋战国时代。

时代变了,任公焉然不知?然豪气横亘于胸,还是忍不住要问:

“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是岂郑君之罪也?”

这一问,亦颇似李约瑟问向中国科技史,问到了文明的根底。

有人说,郑和是“中国的达伽马”,这当然是个本末倒置的说法。这样的说法,不仅颠倒了先贤与后生的关系,而且因为他们不同。

他们的不同,不但表现为东西方的地域性差异,还表现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时代性差异上,这两个差异,呈现为截然不同的文明的两种样式,李约瑟对它们做了对比。

他认为,东西方各有一个大航海时代,东方大航海时代是“中国人的世纪”,西方大航海时代是“葡萄牙人的世纪”,两个世纪各有其代表。中国人的代表,是郑和,而葡萄牙人的代表,就是达伽马了,不是还有哥伦布吗?为什么不提他做代表呢?

这当然是从东西方的历史传统来看的,达伽马终于将两千年来被隔绝的世界历史的东西方两端打通了,就此而言,他是两千年来,沿着历史传统前进,进而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第一人。哥伦布正相反,他与传统背道而驰,开辟了一条新的历史航路,故此二人,正所谓“继往而开来”者也,达伽马,乃“继往”者,哥伦布,则是“开来”者。

梁启超说,哥伦布航海,为觅印度,印度不达,而开新大陆,是过其希望者。达伽马航海,为觅支那,支那不达,而仅通印度,是不及其希望者,但其初心——“欲求新地以自殖”的殖民地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他问:我国之驰域外,其希望安在?

没有国民的希望,只有“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使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这就使得“郑和之所成就”有限,仅限于“明成祖既已踌躇满志者”。

为此,梁氏喟然而叹曰:呜呼!此我族之所以久为人下也,吾昔为张博望、班定远传,既言之有余慨矣!他为郑和未能成为汉代之张骞、班超而惋惜,惜其未能如汉家凿空西域一般凿空西洋,致使汉家之“博望”、“定远”,离大明远,反倒离葡萄牙近,君不见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岂非“博望”乎?达伽马远征印度洋,岂非“定远”乎?

故郑和,并非“中国达伽马”,而达伽马,则可谓“西洋班定远”。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