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文 3月12日，在一家美国智库举办的讨论会上，米尔斯海默详尽追溯了乌克兰危机的来龙去脉，并将引燃战火的责任全盘归咎于美国和西方——北约和欧盟的持续东扩积压了俄罗斯的国际空间，令它感到自身的安全和生存受到与日俱增的威胁……

经济观察报的读者应该都听说过米尔斯海默，大多也知道他是当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术界中“现实主义派”的领军人物，而且还是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与之相对的另一派则是“自由主义派”。不过，正是这个闻名遐迩的学术标签，将绝大多数中国读者引入了一个严重的认知误区，即认为米尔斯海默及其同仁们的理论旨在为美国的霸权地位辩护，是一群好战的“鹰派”。

但事实正相反，尽管现实主义者或许比自由主义者更执着于美国的自身利益，也更不羞于谈论战争作为对外关系手段的合法性和可能性，但他们往往是美国霸权的批判者而非鼓吹者，是反战派而非好战派。导致这幅深具讽刺意味的画面的，是现实主义者对世界和人性的顽固而深刻的悲观。他们的反战，与和平主义者的初衷截然相反。在米尔斯海默以及他这类人眼里，国际政治就是一场令人绝望的零和博弈，而世界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角斗场。在多年前出版的另一本畅销书《大国政治的悲剧》中，他曾这样写道：“悲哀的是，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

这使得现实主义者得出了与自由主义者南辕北辙的世界观。在他们看来，通过诉诸武力来改变他国、实现善治，进而促进世界和平，是根本不可行的。我猜想，将近一年前美国狼狈不堪地丢失阿富汗，对米尔斯海默来说既苦涩，又是对他苦口婆心到处宣扬的理论的欣慰证明。这也让他有了更充足的底气来预言，乌克兰的未来也好不到哪里去。

读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书，从来都不会是一段心旷神怡的旅程。就连他自己也毫不讳言这一点，“现实主义并不激励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李泽 刘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月

一

在米尔斯海默看来，美国自“9·11”以来推行的中东政策已经彻底失败，非但没有实现政策的初衷，还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不止于中东，米尔斯海默在《大幻想》这本书中全面总结和反思了美国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近30年来所进行的海外干预政策。他的结论是：它们无一不是失败的。而造成这种失败的根源就在于美国在这段时期里所积极奉行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他似乎颇具先见之明地提到了乌克兰：

……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是自由主义逻辑驱动的，要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持续危机负主要责任……

不过米尔斯海默虽然也对美式自由主义国际政策深恶痛绝，但他并不认为它的初衷是要推行邪恶的霸权主义。在他那灰暗冰冷的现实世界中，自由主义是一种高尚但却不切实际的理想，是一种典型的“好心办坏事”。这也正是他给自己的这本最新著作取名“大幻想”的原因。

为了阐释这一观点，米尔斯海默使用了一个新概念：“自由主义霸权”（liberalhegemony）——这一雄心勃勃的战略旨在将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成自由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培育开放的国际经济，建立强大的国际制度。从本质上讲，美国一直在试图根据自己的意向重塑世界。这项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界被广泛接受，支持者们认为它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并且可以缓解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双重问题。

我们大多知道，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特别重视不可剥夺的权利概念，对权利的关注是其普世基础，它深刻地影响着自由主义者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在政治自由主义对外交政策的乐观叙事中，关键行为体是个人，而不是国家。这正是促使自由主义国家追求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的动力。特别是，自由主义关于每个人不论身在何处都生来具有同样的一套权利这一核心假设，必然导致自由主义者以普世主义眼光看待世界。

为了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反对压制、捍卫人权，就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积极传播自由主义这种普世价值。而当你认为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传播自由主义时，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显然是极其雄心勃勃和高度干预主义的。”必要时以武力传播亦在所不惜。

这一野心勃勃的政策有三个基本目标：第一，在全球扩展自由民主制度；第二，促进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第三建立强大有效的国际制度。

本质上，美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构成的世界，彼此之间开展经济往来，受到一系列共同规则的约束。其潜在假定是，世界按照这种方式构造会在很大程度上远离战争，带来普遍繁荣。然而悲剧的是，正是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把许多自由主义者变成了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者”。表面上看这似乎非常矛盾，自由主义者经常比现实主义者更喜欢高谈战争的罪恶，以及超越强权政治、创造和平世界的重要性，把他们描绘为军国主义者似乎很奇怪。

米尔斯海默却毫不客气地说，“但许多人就是军国主义者，他们深深地致力于一项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议程，并不羞于使用军事力量推进这一议程。”

二

那么，为什么自由主义的对外政策会导致与自由主义的初衷——公正、和平、稳定和繁荣——南辕北辙的实际结果呢？

米尔斯海默在这部新著中给出了系统而清晰的答案：推行自由主义霸权的国际政策建立在一个并不牢靠的基础之上，因为它违背了国际政治运行的基本逻辑，这就是将这种理念推向海外必然招致失败结局的根源。

米尔斯海默的核心论断是，自由主义所依赖的两个前提——个体理性与个人权利——忽视了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存在这一基本事实，个人生活在由无政府逻辑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国家，由此导致个体理性的范围和个人权利的实现都高度受制于民族国家体系。在米尔斯海默看来，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理念为理解国际政治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支持，前者揭示了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生存忧虑和国家间互动的均势逻辑，后者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特性的重要性。

当一个国家，即使是作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试图将自由主义拓展到海外时，也会遭遇均势逻辑和民族主义的强烈抵制。如果以暴力的方式推广自由主义理念，不仅会破坏国际和平与地区稳定，还会消耗霸权国家自身的国力，陷入过渡扩张的困境，反噬其国内的自由民主制度。

根本上，是因为自由主义的美好理念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在米尔斯海默这样顽固的现实主义者看来，“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几乎总是压倒自由主义。我们的世界很大程度上被这两种强大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所塑造。”

理解自由主义局限性的关键是认识到它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

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缺点是其激进的个人主义。它几乎完全专注于个人及其权利，很少注意到人类出生并活动在大的集体之中这一事实，这塑造了人们的本质并求得他们的忠诚。从生命的开始到结束，大多数人至少部分归属于族群。

把一个国家改造成自由民主国家的困难还在于，不同社会的文化根深蒂固，难以操纵。即使一个国家正在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其他国家也可能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这意味着自由主义国家会遭遇来自它们的强大阻力。因此，将自由主义作为外交政策是麻烦的根源。

世界被划分为独特而又相互猜忌的民族，民族主义关乎自决，生活在民族国家中的人民希望在不受外部势力干预的情况下塑造自己的政治。他们不希望外国人告诉他们该如何生活，即使干预势力有高尚的意图。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象国会强烈抵抗自由主义的“十字军征伐”，这种抵抗甚至可能以恐怖主义的形式出现。

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一面也严重制约着自由主义霸权的推行。

自由主义要想奏效，就必须有一个守夜人：它需要一个等级政治体系，就像存在于国家内部的一样。但是，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而不是等级制的，除非一个世界国家的出现——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只要无政府状态存在，自由主义就不能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

除了在对象国面临困难之外，自由主义国家也可能遇到来自其他国家的阻力。一些国家可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来阻止自由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的努力。大多数其他国家会受到现实主义的驱动，因为与自由主义国家不同，它们面临的是一个不太宽松的威胁环境。因此，它们可能担心，如果自由主义国家成功地将其他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它可能会获得新的盟友，使实力对比转向对它有利的方向。比如，俄罗斯对美国领导的所谓“颜色革命”来促进东欧民主的努力深怀猜忌。

作为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第一部分的两个附属任务——建立国际制度和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的遭遇又如何呢？这两项任务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因为与促进民主不同，这两项任务既符合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又符合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但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关于制度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分歧与它们是否促进世界和平有关。自由主义者相信它们能缓解冲突，现实主义者则不相信。

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义桅 唐小松 /译
2021年1月

三

美国有着向其他国家强加民主并受挫的丰富历史。本书援引纽约大学教授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BruceBuenodeMesquita）和乔治·唐斯（GeorgeDoens）报告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04年之间，“美国对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超过35次干涉……其中只有一个案例取得成功，即1989年美国决定参与禁毒战争后，哥伦比亚在10年内成为了一个成熟而稳定的民主国家，成功率不到3%。”

事实上，成功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它们通常发生在具有一系列特定内部特征的国家。比如，如果对象国在种族和宗教上都是同质性的，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繁荣水平相当高，也有一些民主经验，这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经常被作为美国可以向中东出口自由民主的证据，但是它们是极不寻常的。

但比单纯失败更加严重的是，这种自由主义霸权及其失败还产生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是加剧而不是缓解了全球的不稳定和冲突。

米尔斯海默的论断是，一个拥抱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最终对自己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它打算帮助的那些国家——造成的伤害大于好处。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霸权根本不起作用。它被尝试了30年，只留下了徒劳的战争、失败的外交和受损的声望。

其次，自由主义霸权需要美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包括生命和金钱。阿富汗和伊拉克持续进行的战争预计将花费超过5万亿美元……这笔钱可能会更好地用于教育、公共卫生、交通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这些投资会让美国变成更繁荣和宜居的国家。

不过，自由主义霸权最大的代价可能在其他方面：它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结构造成的损害。在一个沉溺于战争的国家中，个人权利和法治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对外的自由主义倾向于破坏国内的自由主义，因为军国主义的外交政策总是会培育一个强大国家安全体制，而这一的体制容易侵犯公民自由。一个国家持续的军国主义行为几乎肯定会最终威胁到自己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对外自由主义导致对内非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霸权始于在全世界保护人权，传播自由民主，终于无休止的战争泥淖。

如果我们把美国的国际政策与昔日大英帝国的全球统治作比较，就更加一目了然。英国在世界上占领了那么多殖民地，但它算计的更多是冰冷的现实利益，特别是商业利益，英国很少有在殖民地传播自身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的热情。吊诡的是，“英国治下的19世纪”却反而比一心想要对外传播自由民主的美国治下的当前要和睦稳定得多！

从英美之间的比较可以得出，一心想要行善的自由主义的对外政策不仅注定会失败，而且很可能适得其反。

四

基于此，米尔斯海默暗示了对美国未来外交政策走向的一些建议。

美国应该放弃其自由主义霸权的远大志向，华盛顿应该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采取更加克制的外交政策。米尔斯海默直截了当地建议，美国不应该试图控制他国的政治价值取向，而应该采取放手不管的政策。一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取向对于与他们展开合作或反对他们而言没有多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双方的利益是否一致。在几乎所有美国苛刻对待小国的冷战案例中，明智的战略是不对谁掌权施加影响，而是集中精力与掌权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利益。这一现实主义的战略反而有可能更好地完成几十年来武装干预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让这些国家的民众的态度转向支持美国。冷战后期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然，主张克制者肯定会遭遇这样的反驳：诉诸美国民族主义是自私的，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有资源和责任帮助世界各地陷入困境的人们。如果自由主义霸权如宣称的那样发挥作用，这个论断可能是有意义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为后冷战时期华盛顿的失败政策付出最大代价的人，正是那些不幸生活在美国决策者进行政权更迭的国家的外国人。看看如今的大中东地区，美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灾难地带。

现在，历史的浪潮已经出现重大转折。2016年，特朗普反对自由主义霸权无疑帮助他赢得了那次大选。而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复兴其昔日地位的努力，又进一步限制了美国推行其自由主义霸权的空间。在米尔斯海默看来，世界正在重回冷战时代，只是他认为这可能是件好事，至少对美国来说并不是坏事。

在他看来，美国未来应该只愿意在少数几个地区冒险发动战争。对于美国而言，西半球以外的三个地区如今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重要性：欧洲和东亚，因为这是其他大国的所在地；波斯湾，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石油资源的主要产地。这意味着美国不应在非洲、中亚或波斯湾以外的中东地区打仗。同时也意味着，大多数美国现实主义者与俄罗斯领导人一样反对北约东扩。

现实主义可能不是和平的秘诀，然而，基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可能比基于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更不好战。为了消除读者的误解，他特地声明，他相信自由民主是最好的政治程序。虽然它并不完美，但仍然远胜于对手。但与西方传统智慧相反，自由主义不是国家间和平的力量。尽管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有许多优点，但它是一种糟糕的外交政策指南。

在国家内部，我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善的力量，生活在一个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是极为令人满意的……但是，自由主义在国际层次上是另一回事。正如美国近年来所作的那样，一个国家追求雄心勃勃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最终会使世界变得不那么和平。与此同时，它们冒着破坏国内自由主义的风险，这种结果应该让每个自由主义者的内心都感到恐惧。

我向来不是约翰·米尔斯海默的拥趸，也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

首先，如果自由主义者真的像他批评的那样，高估了人性中追求个体权利的那部分普世理想的话，那么他建构起来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恰恰低估了人性中乐观向善的这一部分。以我自己所立足的视角来看，大多数非西方社会之所以难以落实政治自由主义，更大的可能不在于人们缺乏追求个体权利的愿望，而在于他们缺乏落实这种个体权利的客观社会条件和主观知识方法。

其次，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异质文化也未必就与自由主义不能相容，米尔斯海默自己不也说了么，在美国国内，自由主义是可以同民族主义很好地共存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其它国家一定不能呢？

最后，历史地看，即便在西方，自由主义也不是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于那里的。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政治自由主义从理论的形成到实践中落实，也只是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的事。那么，又凭什么以非西方社会短至数十年、最多百年的失败的自由主义历程断言它们注定永远也不会成功呢？

至于外部干涉、特别是军事干涉，对于促进这些国家的转型究竟有没有作用？会不会反而造成灾难，则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当下所具备的基本条件。

不过，此时此刻我最想要告诉读者的不是这些，而是：米尔斯海默的真知灼见非常值得当下所有人认真倾听和反复思考。至少，它能够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更为理性和冷静的基本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