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大石头,突然将小说引向高潮

傅北宸2022-05-17 20:33

(图片来源:图虫网)

人们对作家的第一印象就是写小说的,虽然作家也写诗歌写散文写评论,但看起来,作家协会更多像小说家协会,除写小说之外都疑似边缘。写作的行当中有句行话,叫“用作品说话”,这话有两层意思:一、作品是主业是正业;二、作家抛开作品鼓捣正业以外的都是不务正业。毕飞宇是小说作家,写红的小说不少,但让他近年来大红不是小说,而是一本叫《小说课》的讲座集,主要收集的是毕飞宇在各大学讲授小说的课堂笔记。作为正式出版物,他的讲稿不是提纲挈领,而是像录音速记,口语化又极富现场感。

评论家评论小说、语文老师讲解小说都是主流,怪的是写小说的出来拆解小说,这就是别开生面了。虽然其他圈子里有,比如聂卫平挂牌讲解实时围棋,但至少在作家圈子里,还没这么干的。需要提到的是,很多作家进大学开课或者说各大学聘请作家当教授开一时之风,复旦、南大、北师大等聘莫言、毕飞宇、王安忆等做教授,这是“全民阅读”中的一件事,毕竟读小说相对于读散文、诗歌、评论的,在人头上站压倒性优势。

作家教授中有些人也出版了自己的课程书,典型的像王安忆,但这还脱不掉大而化之的泛泛之谈,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方才说的课时规范,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予了格式。”一个“规范格式”就把小说的命革掉了。有规范即无小说,因为创作本身就是打破规范。王安忆的课是这类作家教授的主流代表,毕飞宇的课则是用作家之眼看穿作家。

如果没有毕飞宇,小说就不可说。不但如此,所有的故事都不可说。

这是因为一来小说本身就是故事,已经是就是大说特说了,你再来横插一嘴,太饶舌。二来是即便是短篇小说,也有几千字,人家听你说小说起码得看过小说才行。没看过你跟他说小说,差了一口气,那就口口接不上;三来小说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各行各业无所不包,是一个全才的东西。全才的东西只有全才方能说的明白。说上个三言两语,扔进去水波不兴,本身就化成了小说的一部分。说的不对的,小说拿来放光彩,说得对的,小说听了更肚儿圆——主要是犯不上,除非讲座或讲课。说起来,拿小说当话题的,历史上真不多。因为没有大才不敢说——不说还能装个高人,一说就露怯。

从前把小说当法螺至今还能吹响的,一是金圣叹为坐纛的李贽、叶昼系,二是新中国伤痕文学之来以后的王蒙系。

金圣叹在点评界是不世出的高手,他能在秀才贡生的层面上做到“老妪能解”,关键的,他能从小说中总结出笔法来,笔法这东西,写作和阅读都用得着,像鲁迅说的汗没有阶级性,谁都出汗,所以认同范围从封建社会直达社会主义社会。比如我们现在写作中的伏笔,明线暗线,就出自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比如现在修辞中的衬托,就是出自金圣叹说的“背面铺粉法”。

王蒙系的点评以王为代表,都是所谓的“创作谈”,对象是内行的作家群体,相当于冯骥才的那本《文学自由谈》,词句策略是黑话(术语)多、概括多、纵横多的三多大法。所以,单从写作上说,我们所亲近的和遵循的还是金圣叹,王蒙系的就敬而远之,这是看似比较奇怪的地方。

金圣叹比之于王蒙,一是评论者也是创作者,那么,创作者写创作,不是更能贴身贴心?王蒙还是现代人,那现代人认同现代人是不是就一定比认同古人更多一些?这个就不能想象,而要实事求是。金圣叹的白话水平虽然烂,但让人看得懂;王蒙本身是现代人,但都是专业术语;金圣叹评小说开创了短兵相接式:一段就是一段,一句就是一句,按着这句不松手不喘气的说;而王蒙一般不按句子也不按段,甚至连篇目也是隔山打牛,即使说到具体了,也是又加包浆又电镀——本来这句就懵懂,再添一轮新作料让你重新打包理解,就成了鲁迅所谓的“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说我倒越糊涂”了。

看王蒙的评论,除了觉得可高可高了之外,好像什么都得不到;看金圣叹的点评,繁花烂漫朵朵好看,但想找出哪条枝叶对应哪朵花,难;看毕飞宇的小说课,眉有眉的好脚有脚的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用看原作,既是书评,本身也是一本书——省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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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课》

 

毕飞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2月


任何学科都有入门课,也随之派生了诸多的门径之学,比如书法课的大字描红和临帖、中医课的汤头歌、格律诗课的平水韵,这些都是。再小一些,中学的作文课、大学的写作课,常见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名著鉴赏,就是门径之学,可惜的是,这种门径尺寸太小太粗糙,隔靴搔痒性很重。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同时壁垒又是一层纸一捅就破,这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其实不矛盾。这里面就隐含这一个行家专家的概念。会者不难,这个会者就是行家。假如你只看不想写,那怎么蒙都还好,但作文和写作是要写的,这就需要搬山,需要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而这个就必须行家来捅。窗户纸行家才一捅就破,山行家才一搬就走,所以,必须是作家本身去解剖作家作品。但可惜,目前为止这么做还做得好的只有一个毕飞宇。所以,《小说课》能做珍藏。

不是谁拿起手术刀都会解剖。毕飞宇是怎么解剖写作的?他不但能说好,还能说哪里好,为什么好,好的标准是什么。不含糊,不躲闪,不似是而非,是直捣黄龙,是十分清晰具体。《小说课》里所有举例子的篇目,都是清一色的短篇小说名篇。不是他自己的,是别人的。鲁迅说解剖自己是最痛苦的,因为这既难下手又不客观。而解剖别人的则基本没什么负担。你看他怎么解剖的。

蒲松龄的短篇小说《促织》,第一段85个字,毕飞宇打了许多点来说。“……一起手就是一个大全景:大明帝国的皇宫: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相对于1700字的小说而言,这个开头太大了,充满了蹈空的危险性。但是,因为下面跟着一句‘岁征民间’,一下子就把小说从天上拽进了人间。”这就是说实际的写作技法:写大了怎么收?蒲松龄只用了4个字。那你就要意识到,在此刻,这4个字的价值被发现的同时顺手就被提炼了,作者和毕飞宇共赢,双方都体现了高超的功力。写出来是功夫,同等重要还有就是一眼就能发现并锁定它,单拿出来让它发光,无所遁形再光辉灿烂。这样的解剖对写作者的参考就不是游移不定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精准聚焦,从而就能定点爆破。

一个老故事说,改革开放之初,国外引进百万元级别设备,使用中出现故障,全拆除检测费用太高,就请来该国工程师,工程师检测完之后用笔在上面化了一道说在这儿拆。故障排除收费一万块。有人看了愤怒说你不就划一道线么,为什么收一万块?工程师答:划一道线值一块钱,知道在哪儿划这道线值九千九百九十九块。这个故事和毕飞宇找出这四个字意思一样,不一样的是,工程师不会教你为什么在哪划线,而毕飞宇教了。这就叫值钱。终其一生你会遇到明白人,或者也知道他是明白人,但他会教你吗,会教到这个份儿上吗?

《促织》只有1700个字,按现在的标准,属于微型小说,只是8条微博的体量。毕飞宇却说它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用了《看苍山绵延,听波涛汹涌》的题目来形容。在毕飞宇的眼里“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者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才华足以和写《离骚》的屈原、写‘三吏’的杜甫、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相比肩。我愿意发誓,我这样说是冷静而克制的。”在课堂上说“我愿意发誓”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具体而微地想象一下课堂氛围和效果,推想下他这把手术刀的亮度。

小说接下来,有一个情节是一群人向一个“驼背巫”求签问卜。《促织》用了14个字“唇吻翕辟,不知何词。各各竦立以听。”对这几个字,毕飞宇是怎么解剖的?容僭越下,我们痛快地引用下大段原话:

“蒲松龄所用的方法是白描,‘唇吻翕辟,不知何词’。唇:严格地说,上嘴唇;吻:严格地说,下嘴唇;翕辟:一张一合的样子。很神,既神秘,又神奇,也许还神圣。驼背巫是不可能说话的,即使说了,你也不可能听得懂,——否则他或者她就不是驼背巫。一个作家去交代驼背巫说了什么是无趣的、无理的,属于自作聪明,很愚蠢;最好的办法是交代他或者她的动态:上嘴唇和下嘴唇一张一合。这一张一合有内容吗?没有,所以,读者 ‘不知何词’。这不够,远远不够。它不只是神,还有威慑力,下面的这一句话尤为关键,‘各各悚立以听’——所有的人都惊悚地站在那里听。这是一个静谧的大场景,安静极了,仅有的小动作是‘唇吻翕辟’,还是无声的。‘各各悚立以听’是‘唇吻翕辟’的放大。如果这一段描写到了‘唇吻翕辟,不知何词’就终止,可不可以?可以。可我会说,小说没有写透,没有写干净,相反,到了“各各悚立以听”,这就透彻了,干净了。”

说到这份上,哪位还能更入肉附骨些?更通透些?更周延遍历些?或者再加减几个字?谁见过哪个作家这么解剖一部作品的?

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创作”的“创”都是开创,开创就是从来没人写过,至少没人那么写过:技巧、角度和表现等。耳朵听出茧子来的话叫老生常谈,听了不会惊,闻所未闻的说出来才让人惊。创作就是说出闻所未闻的,一旦说出来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滚滚春雷不会惊,但霹雳一声就会。就创作态度而言,如果“语不惊人”怎么办?杜甫的答案就是“死不休”,死磕,磕到语惊人为止。所以说到底,杜甫这句说的是正确的创作态度。

作品本身当然是创作,那么反过来,对作品的分析研判和解剖算不算创作,当然!它本身就是独立于解剖作品之外单独的作品。前面说了,读小说的解读,无需看过小说。正如毕飞宇在解剖《促织》中说,“读者不是万能的,他也有知识上的死角,可是,无论我们这些无知的读者有没有见过真正的促织,蒲松龄的交代也足以迷人了:是巨身,是修尾,脖子是青色的,翅膀是金色的。在这里,有没有促织的知识一点都不重要了,‘巨身修尾,青项金翅’足以启动我们的想象。”《小说课》的独立价值正在于,我们可以不必看小说就能体会到小说高明之处,并且有了把这些高明之处用到自己写小说中去的可能,这是多美妙的事情。

小说的属性决定了它是包罗万象的。从事理上看,解剖小说就也必须有同等或相应的包罗万象,否则不足以涵盖,即所谓的兼容。在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时候,毕飞宇发现了一块大石头,“入得庙门,(林冲)再把门掩上,旁边有一块大石头,掇将过来,靠了门。”就是这块石头,毕飞宇不落痕迹地引入了哲学解释。

他说林冲的噩运之所以是社会性的,就在于他的落草之路上没有一件是偶然的。这就出现了问题,试问那场大风雪难道也是必然的吗?是的。这必然就费解了,费解了就是问题出现了。毕飞宇说,这风雪都不是偶然的,它注定是必然的。东京来的两个“尴尬人”就是要把林冲逼到绝路上。他们的计划是把林冲的工作调到草料场,随后再一把大火把草料场烧了,给林冲系一个死扣。那这中间就有个问题,大军草料场面积广大,冬天如果没有风,火势不够,就有各种努力可控,如果火被控制,林冲就没有必死之罪,所以必然要有风,还得是大风或者暴风;而风这东西不是谁家的,说刮就刮,所以就必须得等。这样,谁还能说这场风是偶然的?偶然等来的不仅是大风,还是暴风雪。这里头的逻辑关系:林冲杀人——为什么杀人?林冲知道了真相,暴怒——为什么暴怒?陆虞候、富安肆无忌惮地实话实说——为什么实话实说?陆虞候、富安没能与林冲见面——为什么不能见面?门打不开——为什么打不开?门后有块大石头——为什么需要大石头?风太大。所以小说中用了一个“靠”, 石头大,但林冲力气也大,不用思索就把那块大石头搬过来了,靠在了门后。

“这一靠,小说精彩了,一块大石头突然将小说引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