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经济在困难中开局，面临美联储20年来最大幅度的加息紧缩周期，美元回流给各国带来经济压力，俄乌战争让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上游成本的增加不断压缩企业利润，疫情反复也给经济复苏带来预料之外的波折。经济面临的困难是市场悲观情绪的来源，如何辨析机遇，是每个投资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近日，中植基金首席投资策略分析师兼产品投研中心副总经理张雷先生对话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的贾康，分析当前经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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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面对今年市场的回调，从3月16号的金稳会到4月29号的政治局会议，几场重要的会议出台了很多稳经济、稳增长政策，给大家提振信心。您认为政策主要从哪几方面对经济进行支持托底？

贾康：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综合叠加。今年两会上对年度经济工作给出了5.5%的增长目标。两会之后又有超预期的一些经济下行因素，外部有俄乌战争，内部有疫情冲击，对经济造成损害。金稳会提出对应性的指导方针，要在产权保护法制化的基础上，支持创新发展。

在政治局会议上，更强调指出要加大宏观调节力度，首先抓好有效投资这个关键问题。结合现实生活来看，整个再生产的前置源头是要有投资，投资要有效，进而老百姓有就业、有收入，然后进一步发挥14亿人口的市场消费潜力。同时，还必须做配套改革和政策优化，消除一系列堵点，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求得高质量发展。

对于今年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要结合2035远景目标和十四五规划来理解。这些年中央决策层反复强调追求高质量发展，具体表现是要从2010年之前的“高速”下调为“中高速”，但质量要有明显提升。质量提高的关键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制度创新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当下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有不少困难，我们要迎接挑战，积极打造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好地把握可把握的确定性和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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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今年5.5%这个数据很关键，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甚至一些产业政策都要发力。那现在我们把目光聚焦在4.29政治局会议上，会上提到对几个重点行业的政策支持，比如房地产，您认为今年会出现转机吗？对宏观经济层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贾康：房地产政策近期出现一些重要的调整动向，其中也包括对之前主观方面“合成谬误”的纠偏。那么房地产行业前一段时间风雨飘摇的情况将得到缓解，对于恒大等一连串爆雷的房企，中央经济工作会也已给出了企业自救的原则方针。企业要通过调整资产结构和资金链，包括按照市场原则重组、兼并等措施，进行自救。再往后，要推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打造长效机制，会强调一城一策，绝不能一刀切式地搞一些偏激的做法。

比如恒大海花岛项目，有39栋违规的高层建筑。当时有一种说法，似乎解决方案是炸掉，但最新信息是没收。没收是以敬效尤，让其他企业吸取恒大教训。设想一下如果炸掉，徒然产生几百万吨建筑垃圾，已破坏的珊瑚礁生态也无所补。但现在没收以后，财富保留了，还可继续发挥房子的使用价值，这都预示着在房地产行业，以后处理矛盾问题会更多注意保持政策理性。

目前，我们的货币政策应该宽松、财政政策是积极扩张的，流动性的供给应维持合理充裕。中国房地产行业在消化了前期的不良预期后，未来大概率会稳住阵脚，一步步回暖。近期，从北到南已经有80多个城市出台了支持政策，包括贷款支持、放宽购房资格等，使有效供给和需求更好地对接，扩大内需。今年下半年，中国房地产业大概率会出温度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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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十次危机，九次地产。今年房地产行业大概率将从冰点回暖。另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是平台经济，4月29号的会议提到对平台经济的认可，这是不是意味着阶段性的整治告一段落了？未来平台经济发展会成为新引擎吗？对提振市场信心有哪些影响？

贾康：是的。这次政治局会议清晰地加上“完成平台经济整改”概念，内在含义是说平台公司的纠偏整改大局已定，基本框架中央将会给予认可。

应该承认，中国这些平台公司、头部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冲杀出来非常不容易。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方面的机制特征。当年中国移动和腾讯在同一时期注意了原创于美国的技术而开发飞信和微信，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机制更适合稳健的、大规模持续运行的项目。民营企业的优势则在于敢于烧钱，争取突破瓶颈，如果出现阶段性亏损，也不必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包袱，所以民营企业家做决策的空间较大，有可能做成以很低的成功率而最后打开局面的项目。所以，中国在互联网数字经济创新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民营企业机制上的优势，未来也可以推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多做混合所有制改革，相互形成更好的合作。

这两年，国外的互联网公司还在继续发展，美国硅谷的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市值迅猛上升，而我国方面，这两年是相对萎缩的。未来，平台公司头部企业应当进一步消除顾虑，坚定不移创新发展，打开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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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对于平台经济，之前政策的关键词是反垄断，但现在是支持平台经济发展，显示了政策态度的转变。从历次经济周期的转换来看，从政策底到市场底总有一个传导的过程，这一次在政策到经济的传导路径上，可以期待哪些新的政策工具陆续落地？

贾康：货币政策当局前段时间有降准的安排，不排除后续继续降息降准的操作；财政部门确定今年落实减税降费措施，比如今年主打的留抵退税，现在已有8000多亿元资金到位了，全年规模将达15000亿元。人民银行虽然不是经营机关，但现在累计有10000多亿元的利润，开始逐月把这笔可动用的利润资金转到财政手中，来支持财政支出，从而实现经济升温。

此外，财政支出还要结合今年35000亿元的地方专项债，把这些资金具体落在有结构特征的一系列支出项目上，包括各地方政府辖区之内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点项目，从而带动就业和老百姓收入增长，更好地释放消费潜力。

中央还强调对大量小微企业应给予必要支持，我国曾在2020年发行长期抗疫国债，筹集资金中有2000多亿元用于财政贴息而形成的小微企业优惠贷款，今年如有必要，相关政策工具还应加以运用。比如上海服务业企业受疫情冲击严重，这时候不仅不应催他们交税、交租金，还要给他们必要的信贷资金注入，提供企业生存所需的支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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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聚焦一下货币政策，从去年七月份开始我国步入降准降息周期，但美国因为通胀爆表，开启了Taper、加息、缩表周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货币工具是不是还有空间？

贾康：中美之间的货币政策，现在方向相反是可以理解的。美国现在的突出问题是之前多年无所顾忌地实行了几轮量化宽松，现在负面效应凸显了。外加前段时间俄乌冲突所引发的大宗原材料涨价，传导到中游下游，所以这段时间通胀压力明显，美联储转向加息。但美国一季度数据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美联储继续加息治理通胀，但环比经济增长下滑为负值，有可能出现滞胀。

美国生产的中高端以下的大路货，由于人工成本太高，在国际外贸市场没有充分的竞争力。这种情况下，美国更多还是寄希望于高科技，同时让高端制造业重回美国。美国在金融领域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还可以通过调整金融创新措施，外加在军事方面的举功，调动供给潜力。综合看，美国货币政策不会改变方向，但会千方百计以新经济为龙头找到活力来源对冲经济下行，防范滞胀。

中国相反，货币政策虽还用稳健表述，但后面主要是着力加大新增贷款规模，增加流动性供给，年度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总量至少跟GDP增长同步。但中国同时有一个和美国类似的问题：如何防止“中国式滞胀”？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落到了可接受的合理区间下方，而货币宽松形成的供给加上外部一些因素，使中国的物价节节上升，宏观调控部门将可能无所措手足，对这种前景是不得不防的。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超出可接受的温和通胀区间，就必须往下压物价，但如果我们的年度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达标的话，从战略考虑是需要把速度往上抬升。这样一来，中国式滞胀将使我国的宏观调控出现两难悖论，类似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碰到了一个无法出药方的难题。美国人是八九十年代既靠减税、更靠硅谷和新经济突出重围。这一轮，美国走出滞胀仍然会依靠新经济，靠以马斯克为代表的创新经济释放活力。

而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不能收紧，但必须通过创新发展而产生新的动力源，使整个产业升级往上走，加上结构优化的正面效应，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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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其实每一次中国经济转型，政策支持的方向都有所不同，比如在10年前、20年前依靠的是出口、地产。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路口，您认为当下值得关注的行业有哪些？经过一波市场调整，一些估值偏高的热门赛道是否还有参与的价值？

贾康：从中国具体情况来看，新经济、数字经济、高科技概念仍然是要抓住不放的热门赛道。同时，房地产开发行业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赛道。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只有45%。未来几十年里，还有几亿人要从农村进入城镇成为市民。这预示着要不断扩大建成区，凡是有发展潜力的中心区域，城乡结合部要往外推，扩大中心区的规模，同时还要发展新的中小城镇。这些都和房地产行业密切相关。工业化，城镇化所提供的成长性空间仍然可观，与此相应的阶段上，房地产业仍将是中国发展的支柱产业。

中国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也必须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其中，制造业又可以分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科技等类型。要通过具体的产业政策和差异化指导，引领发展大潮。比如绿色低碳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已规定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但由于政府财力的有限性，应当积极吸引政府体外的社会资本、民间财力乃至国外资金，依靠PPP,REITs和产业引导基金等机制创新，发挥政府资金的乘数放大效应。数字化高科技产业，除政府以孵化器和包容性发展政策环境给予需更多引导支持外，财力来源上主要需依靠私募、风投、创投、天使投资支持其发展。

所以制造业和实体经济赛道上还可以细分，不同类型都有各自的发展空间，要针对性地形成定制化解决方案，基于企业各自的偏好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