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社论 最近，民众聚焦于河南滥用健康码事件。河南几家村镇银行的线上储户反映，尽管其来自低风险地区，但赴郑州后，健康码被转成红码。被赋红码的，还包括一些并未到访郑州的相关储户。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健康码具有极强监控力和强制性。按照相关防疫规定，红码持有者应立即向社区疫情防控部门报备，在没有转码前，禁止外出。前述被赋红码的储户，即被工作人员带往相关隔离点。

在疫情爆发期间，健康码对可能有染疫风险的人群予以识别、管理，有一定的正当性，但这个服务于防疫的功能，绝不可以在其他方面随意使用。在表现形式上，是否赋红码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实质上，这是一个关乎每个人人身权利的问题。更进一步，这个问题关乎大数据背景下的行政权力如何不被滥用。

在疫情防控的客观要求之下，政府掌握了海量个人信息，借助大数据手段，很容易限定特定人群的权利。这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数据安全问题。如何保护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不受侵害？如何保障相关数据的使用不用于非正当的用途？

其次，大数据技术加持下，拓宽了政府行动的可能范围，然而，不是所有有能力做的行为，法律都赋其正当性。当行政部门获得更强大的能力之后，必须考虑，怎样做才是合适的。

其三，当有相关部门的越界行为发生时，谁来监督？谁来纠正？

上述三个方面，就郑州红码事件看，有关部门的表现都没有及格。

就健康码的使用，政府有明确规定，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法学专家认为，此次发生在河南的有关做法，涉嫌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乃至相关公职人员可能涉嫌《刑法》中的滥用职权罪等。

民众之所以不断追问，就是因为，一旦轻易放过，当大数据技术的能力和行政权力的滥用捆绑起来，必然造成权力的任性，造成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肆意侵害，后果不可想象。

此次事件，并非偶然，与健康码相关的过度防疫甚至滥用的行为，之前已发生过多起。一些地方曾出现过将健康码集成到其他“码”的延展应用。其法律依据如何、延展应用正当性如何、审查程序如何、个人权利保障如何等信息，都很难从公开渠道了解。

或许就是一批没有被及时纠正和追责的事件，导致了官员对法律的轻慢。一定意义上，此次事件，是若干“小病”最终变“重疾”的结果。

就郑州红码事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调查清楚事实，追究直接相关人的责任。除此之外，应综合分析问题，理清权责边界、失责情形，追究相关部门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郑州市纪委监委已启动调查问责程序，我们期待公正翔实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并行动：如何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一课题在大数据时代更为重要。

有人认为健康码是 “中国社会首次全国性、高效率、高精准地收集、掌握个人信息的案例”，也有人认为它是“在非常时期一举突破诸多制度和规范的非常之举”，是“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的第一场全局性大考”。

郑州红码事件明示了中国数字社会建设和治理的潜在风险已经在不断累积。助力抗击疫情的健康码，不能因为各种私利的扭曲，成为危及全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负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