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陈

《愤怒的葡萄》出版前，约翰·斯坦贝克（JohnSteinbeck）在《旧金山新闻》做记者，他跟踪报道了大批农民破产、逃荒的故事。彼时，美国还深陷经济大萧条的深渊里难以自拔，大量的美国农民破产，被迫向西部迁徙。

这部被认为左翼色彩浓厚的作品，描述了美国中部阿肯色州的乔德一家的故事，他们被银行赶出了几代经营的土地，举家向西部加利福尼亚州迁徙。出发时全家一共13人，小说结尾时只剩下8人，有人逃走不知所踪，有人病死、饿死。几经波折，这家人的命运没有好转的迹象，相反更为恶劣。

其实，在大萧条期间，作家本人的生活也很狼狈。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Manchester，《光荣与梦想》一书的作者）曾记录下了约翰·斯坦贝克的窘境：他洗衣服的肥皂是用猪油、草木灰和盐制成的，他甚至负担不起手稿的邮费，虽然一本都没有卖出，但他的经纪人还是替他支付了这笔钱。斯坦贝克后来回忆说，一点点疾病的征兆都会吓坏那些居无定所的人，“你必须有钱才敢生病，我牙齿曾出现问题，所以全部脱落”，他当时身处乡间。

这些历史细节与“罗斯福新政”的宏大叙述有着诸多不一致的地方。《愤怒的葡萄》出版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DelanoRoosevelt）已经执掌白宫5年。

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Wooldridge)）在他们合著的《繁荣与衰退》一书中认为，那一段时期，美国遭遇的不是一场经济大萧条，而是两场经济大萧条，中间穿插了一段疲软的复苏期。第一场经济大萧条从1929年8月持续到1933年3月，长达43个月。第二场经济大萧条从1937年5月到1938年6月，持续了13个月。在将近6年的大萧条时间里，社会实际总产出低于历史峰值25%，私营领域总工作时长只比1933年低谷期的数值高出一点点，这段时期社会失业率保持在11%。

他们甚至说，现在的经济学家都把当时发生的情况称作“大萧条持续期内的又一次萧条”，或者更尖锐地将其称为“罗斯福衰退”。在罗斯福就任总统之后，1939年的失业率比1931年还要高。他们更愿意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是美国走出“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也就是1940年年底，罗斯福许诺要将美国变成“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全面参战后，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美国走出了窘境。

在战争带来经济复兴这一角度上，日本也发生过类似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崩溃的日本经济快速恢复，对此，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认为，其中的原因和朝鲜战争有关。“对于日本来说，这场战争无异于救命之神。”因为美国为了支援韩国，将日本作为补给基地，战争需求使日本的市场需求大增。因“道奇路线”而陷入低迷的日本经济，就此得以再度振兴。

罗斯福新政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 (RobertWilliamFogel)在《政治算数：西蒙·库兹涅茨与经济学的实证传统》一书中，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罗斯福在1932年的总统竞选中曾痛批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ClarkHoover），指责他使联邦政府支出达到了令人惊奇的水平，造成联邦政府官僚主义膨胀。大选中，罗斯福一再强调平衡预算，没有流露出任何加大财政赤字的想法。

然而，宣誓就职美国总统后，罗斯福就大刀阔斧地采取了旨在通过“救济、复兴和改革”使经济趋于好转的措施，掀起了史上最著名的经济刺激计划，被称之为“罗斯福新政”。

在福格尔看来，“罗斯福新政”和他的前任胡佛想干的事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翻检历史可以知道，在预感到一场经济衰退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胡佛曾试图采用减税和扩大公共项目的办法加以抗衡。在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协助下，胡佛还组织了一系列会议解决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问题。若胡佛没有采取不当的提高关税政策（签署了《斯姆特·霍利法案》）而引发各国针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美国或许不会那么快引发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

但历史并未给胡佛更多机会，而罗斯福的刺激工具，也无非是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公共开支以增加就业等。与胡佛不同之处在于，罗斯福还进行了大规模的财税改革。

为了解决当时大量的年轻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罗斯福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ConservationCorps），成员们主要是在农村从事建筑工作，250万青年穿上绿色制服参加了民间资源保护队，他们种下了2亿棵树木，建起了从得克萨斯州到加拿大边境的防护林带。

为了重振经济，罗斯福推出了《国家工业复兴法》（NIRA），该法案授予总统建立公共工程署的权力，开启了包括科罗拉多州的鲍德水坝（现为胡佛水坝）和纽约的三区大桥（现为罗伯特F.肯尼迪大桥）在内的诸多公共投资工程。然后，罗斯福又推动组建公共事业振兴署（WPA），该机构资助的项目雇佣了200万多人，他们当中还包括许多作家、画家和演员。演员被安排在地方社区的流动剧院演出，艺术家则被安排在公共建筑上从事绘制壁画的工作。

此外，罗斯福还推出一系列重要法案，包括对所有银行存款施行保险、发放新的房屋抵押贷款、改革华尔街、划拨40亿美元作为联邦救济金、准许啤酒交易、成立农业调整管理局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等。

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写到：“在第一个‘百日新政’期间，国会心甘情愿地为罗斯福服务，授予总统权力之巨大前所未有，另加一切！德国国会给予希特勒的权力，也仅止于此。”这导致美国最高法院中途站出来宣布《国家工业复兴法》违宪。

依靠强大的个人魅力和庞大的政府支出，罗斯福重建了人们对于政府的信心，并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数据显示，1932～1936年，真实GDP年平均增长超过7.5%。失业率从1933年的25%下降到1937年的14%。但同样，联邦政府的赤字支出也保持在了高位。

美国曼希尔斯代尔学院历史学教授伯顿·W·福尔索姆在《罗斯福新政的谎言》一书中却认为，罗斯福一系列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虽然改善了公众对政府的评价，却未能实现经济的复苏。他的大部分举措，对当时和以后的美国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福尔索姆批评说，时至今日，美国及世界各国仍然无法摆脱罗斯福政治遗产巨大的负面影响。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为拯救本国经济，就纷纷效仿罗斯福采取政府干预的手段。

罗斯福与凯恩斯

罗斯福新政的核心是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即在保存美国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抛弃自由放任、全凭市场机制自我调整的政策，大力加强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改变局部生产关系。罗斯福新政的思想渊源是凯恩斯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和进步主义等。在这些思想理论指导下，新政增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

后世认为，在这些思潮中，对罗斯福影响最大的是凯恩斯主义。

毫无疑问，英国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当之无愧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不但开创了西方宏观经济学，而且其中的经济主张也对西方世界乃至世界各国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只要经济出现衰退，凯恩斯就会被各国政府拉回到现实中来，通过货币、税收以及公共支出等手段加强政府干预，引导经济。

而在影响罗斯福实施新政上，凯恩斯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就密切关心美国的各种措施。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他注意到罗斯福和民主党一再强调平衡预算，便在1933年5月号的《大西洋》杂志发表了“世界经济展望”一文，认为紧缩与节约是“蠢人与疯子的言论”。

为了影响美国人，凯恩斯还把他的《通向繁荣之路》一书送给即将上台的罗斯福。《通向繁荣之路》是他后来出版的巨著《货币、利息与就业通论》的“通俗版”。在该书中，凯恩斯用乘数理论来论证政府借款支出的经济意义：在一个萧条的经济前景低迷的年代，面对遥不可测的需求，很难想象私人部门会主动进行投资，而政府支出则可以创造这宝贵的需求。

1933年6月，伦敦国际经济大会举行，大会的初衷是恢复国际金本位制。凯恩斯对此持反对意见，因为他认为金本位制会阻碍各国实行货币宽松，进而限制政府大规模投资公共工程。罗斯福本人也反对金本位制，他在当年7月直接打电报给大会，反对恢复金本位。一时间各国代表和舆论界哗然，认为罗斯福破坏了会议的初衷。

凯恩斯乐见此种结果。他在《每日邮报》上发表题为《罗斯福总统非常正确》一文，大力支持罗斯福。此后，金本位逐渐退出历史，也为罗斯福后来能够实行赤字财政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实，在罗斯福入主白宫6个月后，美国经济复苏并未见起色。凯恩斯认为，这是由于没有增加新的借款支出。为此，1933年年底，凯恩斯专门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建议他依靠借款或印钞来扩大支出，刺激总需求。《纽约时报》在1933年12月31日还发表了这封长信。

1934年5月28日，凯恩斯终于走进白宫，第一次和罗斯福面对面会谈。在这58分钟的会谈中，凯恩斯给罗斯福摆出一大堆统计图表，向罗斯福宣讲他的“赤字财政理论”。随后，罗斯福安排凯恩斯发表了一场演讲，台下的听众主要是总统的内阁成员。他的演讲比与总统会谈时通俗易懂得多，他告诉内阁成员们，政府若支出一美元用于援助、公共工程或任何其他事情，就会创造四美元价值的国民收入。这无疑打动了台下的听众们，也最终让罗斯福政府加大财政赤字。

但在1938年之前，罗斯福仍未放弃平衡预算的保守思想。美国经济在前一年重新复苏时，罗斯福甚至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但此时，罗斯福身边的智囊大部分已经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告诫总统，如果放弃赤字政策，美国将再次陷入衰退。果然，1937年秋，美国缩减政府开支导致的经济危机再次显现，到年底更为明显。次年2月1日，凯恩斯又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劝说他实行大规模的赤字开支。面对经济衰退再次加深，罗斯福不得不重回赤字政策轨道，并要求国会拨款30亿美元加大投资公共工程、救济事业、防洪设施和兴建房屋。

幸运的是，此前罗斯福已经开始了财税改革，由于财政收入增加，联邦政府并未因为加大开支而背负严重的债务。所以，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罗斯福虽然在新政中采取了凯恩斯的建议，但罗斯福主义并不等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经济学中并没有税收改革的内容。而作为政治家，罗斯福上任的第三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财税改革，提高所得税，对公司征收超额利润税。在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上，罗斯福才敢于增加政府支出，并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改革。

福格尔也注意到，总体而言，财政政策对帮助美国从萧条中复苏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倒是在罗斯福前两届任期内，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税收在大多数年份里显著增加。

赤字财政虽然短期内促进了就业率，但效果是短期的。福格尔认为，最终抑制失业问题的主要因素是军队规模的扩大。“1933年在军中服役的人数少于25万。但到了1940年，这一数字有了成倍的增长。1941年是和平时期的最后一年，武装力量已经增长了三倍。武装力量和军工企业从失业群体中吸收了大量的失业工人。”《繁荣与衰退》一书中记录了一个细节：1939年5月9日，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上发表证言说，尽管他是罗斯福的好友，两人也是在上纽约州的邻居，但在他的讲话中，似乎一度要暗示人们，罗斯福新政是一个彻底失败的政策。

反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诞生于人类拯救危机的关键时期，一面世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曾记录下当时的盛况：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新曙光引起了英国和美国的广泛关注。广大学生为之激动，一股盼望已久的热情浪潮席卷了整个经济学界。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终问世时，哈佛的学生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新书的上架：他们为加快进程，安排了第一批图书的直运。

凯恩斯经济学几乎贯穿了当代世界经济史，并对各国经济决策产生过深远影响。尤其是每逢经济危机时刻，凯恩斯主义就会成为很多国家政府对抗经济危机的主要工具，也会引来自由主义者们激烈批评。胡佛就认为罗斯福推动成立的国家复兴管理局奉行的是极权主义，沃尔特·李普曼也这样描述国家复兴管理局：“极度的中央集权和独裁作风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官僚主义的厌恶情绪。”而工会的领导人甚至称“新政”为“商业法西斯主义”。

直到今天，自由主义者们仍对罗斯福新政耿耿于怀，他们认为，罗斯福新政虽然缓解了大萧条带给美国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但也导致美国总统的权力全面扩张。罗斯福是总统职权体制化的开拓者，让“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国，变成了“大政府大社会”的美国。

而围绕凯恩斯主义的争议也从未在经济学界间断过。第一次论战发生在凯恩斯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之间。二人争论的核心今天仍是经济学界的重要主题之一——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巨大分野。论战一直持续不断，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学界和政府层面的操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萎靡不振。近几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凯恩斯主义又被拉上一个新高峰。

《福布斯》杂志的专栏作家约翰·塔姆尼是一位反凯恩斯主义者。他一直批评肆意花钱的美国政府可以向民众征税和通过借钱度日，他还尖锐地批评美国的税收制度（而这种制度恰恰是罗斯福时代的产物）。为此，他还专门写了《让经济学回归常识》一书。在书中，他主张大幅度削减税率，让市场决定利率；同时，政府应该取消公共救助，使政府最小化，推动更自由的经济改革。

在书中，约翰·塔姆尼提到美国历史上一次鲜为人知的经济衰退，那次衰退发生在1920年到1921年期间。当时的联邦政府并未进行过多的人工干预，而是通过降低税率、削减政府开支等手段，为私人部门腾出有限资本，最终经济衰退不治而愈。所以他认为，“无为的”政治家在天堂应该有一个位置。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大萧条”期间的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称就是他们的干预，带给美国长达16年的经济崩溃，这两位总统在税收、贸易、监管和货币四大领域的经济政策都是错误的，违背了增长原理。

约翰·塔姆尼写到：衰退是治愈经济问题的药方；衰退把坏企业、不良投资和劳动力错配清理出去，而这些正是令经济陷入困境的缘由。

约翰·塔姆尼的批评是否完全客观？仁者见仁，但对于新国家主义和大政府的警惕，无疑引起不少人的共鸣。《让经济学回归常识》一书的最后一章，表达了他对美国人能在2016年选出一位“少干预主义”的新总统的期待。

当然，历史和约翰·塔姆尼开了个玩笑，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开启了对经济的全面的直接的干预……针对特朗普的胜利当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当时就断言，新自由主义时代终结了，新国家主义时代即将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