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制造新冠阳性歧视

言咏2022-07-12 16:05

言咏/文 上海虹桥火车站的卫生间里,住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是外来务工者,感染过新冠肺炎,康复后找不到工作。因为“阳过”,没有企业敢雇佣。捉襟见肘之下如此度日。在一篇刷屏的文章中,他们的处境被看到。“阳过的不要,进过方舱的不要”——这种对新冠患者的歧视,在上海劳工市场不少见。

这并非孤例,也不止上海,只不过上海在最近一波疫情中感染面大,更为显见。如果再放大看,除了这种公然歧视,隐形歧视一直就有,比如大白衣服背后写着的“捉羊”,人们谈论间的“小阳人”,网络上对患者轨迹的品头论足,康复者回家后微妙的邻里关系——因为一人感染,整个小区封控甚至转运隔离,这背后责咎与压力,非当事人无法感受,有的小区甚至形成了被感染居民公开道歉的惯例。

上海官方在7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这样的歧视是违法的,要求各单位依法依规,一视同仁地对待新冠阳性康复者。社会各界也不能贴标签,让他们生活在不该有的阴影之下。

但要问的是,对新冠患者的歧视从何而来? 只有改变滋生歧视的土壤,康复者的境遇才能真正改善。

从最现实的层面来说,上海一些企业不愿意雇佣新冠康复者,是担心万一“复阳”,按照现行政策,企业要封闭两天,损失承担不起;万一发生了复阳传播,企业还要负直接责任。社区对新冠患者责咎或排斥,是因为这关系到小区居民是不是被封控或被转运隔离。有一个段子就调侃说,“你明天住哪里,能不能出门,取决于你的邻居。”

再进一步,疫情发生近三年后,人们对新冠病毒还是过度恐惧,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经历过武汉原始毒株的冲击,也与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死观有关,但信息不对称、过度防疫等也是叠加因素。

对此,科学精准的防疫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病毒如何变异,依法、科学、精准都应该是始终坚持的准则,以此为锚,推动防疫政策与时俱进、不断优化。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2021年1月曾公开表示,新冠“复阳”比例很低,约在5%以下;传染性也不强,目前还没有观察到造成传播的案例。一年半之后,最新版本的防控方案指出,当复阳者的核酸CT值≥35时,无需管理和划定密接者。在对病毒了解更深入,也积累了更丰富经验的当下,有关部门应当拿出更翔实的数据——“复阳”比例如何?是否绝大比例呈弱阳性?是否随着时间递减?多长时间以后概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这些研究不仅可以打消社会疑虑,也是政策调整的依据。防疫政策不是越严越好,而是要不断平衡代价与效果。在可控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政策的连带效应,有助于改善所谓“阴阳对立”。

有学者提出,应该从制度安排上让健康码不能对外显示一个月前的核酸记录。这看起来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解题办法,但实质指向了一个本质问题:何为隐私?当人们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而让渡自己的隐私数据时,范围和深度不能无限扩张,只有在明显符合公共利益时才有让渡的依据,且不应该昭之于众。不得不说,在对新冠患者的隐私保护上,我们意识还十分淡薄。微信群里经常有带有确诊患者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的流调报告流传。这样的信息从源头上就不该流出,更不该一传再传,法律应当对此加以严惩,让侵犯隐私者心有忌惮。只有对隐私的界定明晰,对隐私让渡的边界明晰,个体才能有理有据地捍卫自身权益,从技术层面釜底抽薪不失为一种明晰边界的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已近三年,成为长时间、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事件。我们既要关注它对国民生命健康的影响,也要看见它对个体心理、对人际关系、对社会肌理带来的伤害。对新冠患者公开或隐形的歧视,让不幸感染病毒的他们背负病耻感的压力,有违法制、人性和伦理道德,它所带来的负面示范效应,还会加深未感染群体的惧怕感,怕感染之后也遭遇“社死”。这些都将干扰人员的正常流动,阻碍经济复苏。一个隔阂滞阻的社会终将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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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版主编
武汉大学法文系毕业。08年入职机动记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