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展雄

美国草根领袖之一，最新当选俄亥俄参议员的J·D·万斯，进入耶鲁法学院时发现，自己是200多名录取者中唯一一个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中西部地区的优秀孩子，长大后免不了文化隔阂，小县城乡下人的口音、乡土气息的打扮、保守的宗教态度，都会遭到城里人的排斥。这些高材生去东西海岸的大公司入职，要花很多力气才能融入，他们要尽力洗去自己家乡的红脖泥土气。

J·D·万斯第一次感受到老家亲戚和体面中产精英不同是在法庭庭审中，他出生在俄亥俄州，中学时母亲卷入一桩民事纠纷，万斯去法庭旁听，听到法官、律师说着标准的英语，不带一丝俄亥俄方言土味。而以前这种英语，只在新闻电视台听到。

一个分析中国国情的专业人士，肯定不会忽视东南沿海发达省份与内陆中西部农村的地域文化差异。同样，分析北美社会两极分化的时候，也不能把眼光只盯在蓝领和中产的阶层差异。很遗憾，知识圈人士较少注意到美国的地域差异，只是浮光掠影地批判华尔街和硅谷如何扩大贫富差距，停留在表面。

《阿尔比恩的种子》翻译引入中国，实乃一大幸事，有助国人深入洞察大洋彼岸。大卫·哈克特·费舍尔极具开创性地提出，北美殖民地的群体有不同的来源。而《美利坚的民族》在费舍尔的理论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作者科林·伍达德把时间线延长到19-20世纪，考察范围更广。

科林·伍达德曾在50多个国家和六大洲进行新闻报道，目前担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高等教育纪事报》的通讯记者。他提出了大胆犀利的说法：美国人共分为11个不同的地域集团，两三百年来民族冲突不断。

注意，费舍尔和科林·伍达德所说的民族冲突并非通常历史学家所说的概念，并不是黑人和白人，白人和印第安人或主体白人和外国移民（19世纪到新大陆的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犹太人，20世纪的东欧人）的冲突。

按照科林·伍达德的研究，不存在统一的WASP民族（即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美国主体白人），有的只是七八个不同的族群。从美国建国伊始，各个英语母语群体坚持各自的独立性，俄亥俄乡下人和哈佛耶鲁的创始人，本来就从属于两个不同的族群，血统、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各有各的渊源。

边民为何贫穷

蓝岭（阿巴拉契亚山脉南部地段）脚下一片广阔荒野山区，是美国“乡下人”的大本营。这个地带南起阿拉巴马，北至弗吉尼亚，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几个州，在合众国独立前后远离政治中心，科林·伍达德和大卫?哈克特?费舍尔等社会学政治学专家，称蓝岭山民为边民（TheBorderers），而民间则管这个人群叫“灰胡桃居民”(Hickory因为他们穿的衣服布料差，土布用胡桃或核桃汁染色)，或者“红脖子”(redneck因为他们常年干活，脖子被太阳晒红，后来这个词语义扩大，其他州的底层白人男性也会被称作红脖)，或者“乡下人”（hillbilliy）。

红脖子不是今天才穷的，数百年来，边民一直位列联邦收入最低、生活条件最差的群体。他们住房简陋，屋檐低矮，家宅杂草丛生，居民在荒草上盖一块地板就睡了，有的人甚至睡在猪圈里。1821年圣公会牧师查尔斯·伍德梅森观察道,“连印第安人的穿着和住房都要比他们好”。

从美国独立到南北战争前后，人均GDP、学校数量、经济增长率、城市化率，几乎每项指标，边民都位居全国倒数第一。在镀金时代，新英格兰地区铁路火车轰鸣，工厂盖起，蓝岭山区却停留在种玉米、养猪的小农经济。由于生产力低下，边民造不出茶杯、碟子、玻璃杯等器皿，他们盛酒、喝水用最原始的葫芦。

近现代美利坚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反现代化运动的主力军正是边民，他们坚信《圣经》憎恨达尔文的进化论。基督教原教旨派的早期领袖威廉·贝尔·赖利（WilliamBellRiley）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边民家庭，神学著作十二卷《基本要道》（TheFundamentals，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一词源于此书），由蓝岭地区的浸礼会传教士A·C·狄克逊（A·C·Dixon）编辑而成，科学史上著名的“猴子审判”（1925年一名中学的生物课老师因教授进化论而引起司法纠纷），案件所在地田纳西州也是边民为人口主体的一个州。

在今天北美的政治版图上，圣经地带（Biblebelt）跟边民居住区很大程度上重合。圣经地带抗拒自由主义及无神论思想，因为宗教气氛浓郁而得名。贫穷和愚昧笼罩着这一片山河，直到1990年代，蓝岭山区沿途有一百零八县为绝对贫困县，每户年均收入在一万美元左右。五分之一的家庭没有取暖设施和自来水，他们缺乏医疗保健体系，大部分人终身不看医生。以肯塔基州奥斯雷县为例，该县为全美最穷的7个县之一，三分之二的青少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县三分之二的人口靠福利救济生存。

与之相比，新英格兰地区经济兴旺，从生物制药到金融互联网，各项产业发达，早在殖民地时期，这个地方就一直处于富裕小康水准。新英格兰社会的繁荣建立于三根支柱：能工巧匠的技艺优势，节俭勤勉的工作伦理和高质量的文化教育。

合众国独立建国前后，新英格兰聚集熟练的木匠、金匠、漆匠、手艺人和织布工，人口里大约有60%为工匠，精湛的纺织业技工，能织出许多精细的布料、漂亮的方格呢。类似的还有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地域集团，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而边民社会里最多的是贫农，他们缺乏冶金、纺织等丰富的技能，经济形态低级。甚至在种地养牛老本行方面，他们也比不过新英格兰人和宾夕法尼亚人。

1768年，一位牧师游历蓝岭山区，惊讶地发现：“他们拥有美洲最好的土地，能够培育任何作物。但由于极度懒惰，所以他们非常贫穷。”边民不修整篱笆，牲畜放养，以至于家猪长期在野外，退化为野猪。

在农业方式上，边民乡下人和北美其他白人截然不同。边民种地采取的是最原始的刀耕火种，一把火烧了林区，在地面上种上玉米。选择玉米也是有门道的，因为这种农作物非常容易生长，不需要精心照料。边民几乎从不给庄稼施肥，当土壤肥力开发殆尽的时候，他们就换个地方，60%～80%的边民每隔10年之迁移一次。如果自然条件允许，他们甚至会放弃农耕文明，退回到狩猎、捕鱼的原始社会模式。

相比之下新英格兰人和宾夕法尼亚人则对田地重视、尊敬和眷恋，播种小麦，精心施肥灌溉。他们把美国开垦成农业头号出口大国，向全球运输谷物粮食。

文化塑造了经济形态，边民社会穷困潦倒的经济条件，来自于他们自身。这个群体嗜酒如命，干起活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了钱便拿来享乐，不积蓄财富。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和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信徒，有着深厚的教养底蕴，他们生活注意清洁卫生，文静，限制娱乐。这个对比，从侧面能看出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并非百分百准确，韦伯判定新教能激发出敬业、勤劳等品质，以创造财富为天职。然而信奉加尔文宗的边民们却不是这幅模样，他们沉迷于酒精和赌博，举世闻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就是边民（还有一部分南方腹地居民）向西部移民过去后建的，如果西进运动的人群全是清教徒和贵格会，那么世上可能就没有拉斯维加斯这样的娱乐不夜城。

联邦政府禁酒运动的主力军是清教徒，1851年新英格兰的缅因州成为第一个禁止制造和销售酒精的州。清教徒主张滴酒不沾，既是为了上帝，也是为了经济。向酒精开战的禁酒令在1920年代达到巅峰，强制推广到蓝岭和南方腹地，它它违背人性和市场需求，最终失败并不奇怪，真正令人意外的是，这项道德运动在清教徒的执着下，居然能坚持半个世纪。

清教徒在教育领域进展成功，这是他们社会繁荣的最后一根支柱。1636年，他们从英国迁徙到美洲新大陆，还没建立起像样的工厂企业，就先建哈佛大学。新英格兰的第一个大城市波士顿，建城刚满半个世纪，书籍出版业已十分兴旺，有不止六、七家书店，此时市民人口还不足七千人。

17世纪以后的数百年里，新英格兰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教育资源最为发达的地区，19世纪30年代初，“近代公共教育之父”霍勒斯·曼在这里成功实现了教育规范化，建立了世界第一所师范学校，而美国其他各州虽然有学校，但教育体系不正规，基本没有专业的师资培养场所，教学水平各不相同，学生上课不分年级。

到南北战争前，四分之三的清教徒人口普及了义务教育。同时期，边民的中小学教育普及率位列全国最低，边民占主体地位的肯塔基州，青少年学生比例大约是缅因州的六分之一，其人均图书数量不到缅因州的一半，而缅因是新英格兰地区最贫穷和最偏远的一个州。

所以，美国北方产生了诗人惠特曼、哲学家爱默生，而边民居住地带则是一片文化沙漠。

边民来自何方

新英格兰人和边民的风俗南辕北辙，其差异可以上溯到他们的母国，前者的祖籍位于不列颠岛的东南部，新英格兰最早的几个殖民据点（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沃特敦德达姆和格罗顿等郡），大约百分之七十的清教徒移民来自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而后者的祖先则要追溯到英格兰与苏格兰国境两侧的彪悍边民。那会儿，苏格兰法律层面上还不属于英国，在1707年通过《联合法案》之前，苏格兰人保持着高傲的独立，他们尚武，性格倔强，一次次地反抗伦敦的王权，苏格兰人的传奇事迹被后人传颂改编，其中最有名的便是电影《勇敢的心》。

宾夕法尼亚的移民来自不列颠的中部和中北部，囊括了德比、诺丁汉、兰开夏、东柴郡、西约克郡和南威斯特摩兰郡等六郡。在17世纪宗教改革风云涌动的岁月里，贵格派占据了此处的信仰空白，所以宾夕法尼亚人既不信加尔文清教，又不信圣公会（即英国国教）。

不列颠岛的南部和西南部是美国南方种植园主的发源地，此处的庄园制度和绅士精神，几乎原样移植到美洲新大陆，培育出华盛顿和杰斐逊这类精英阶层。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北美清教徒，其勤奋的工作伦理和重视文教的观念，来自于英国东南部的地方特色，这里自古以来便是首屈一指的经济繁荣区，城市化程度最深、教育普及程度最高，全国工商业文明的精华汇集于此。居民有着深厚的自治传统，组建城镇会议，在英国内战期间，这一地区自然而然地成为议会阵营的核心，抵抗查理一世的王权。

美国红脖子的精神底色，塑造于荒凉冷冽的苏格兰英格兰边界两侧。连年的战火锻炼出边民粗野凶暴的性格，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就是盛产军事征服者的族群。历代英国国王为了占领爱尔兰岛，实行以夷制夷的外交手腕，迁徙北方边民到爱尔兰的乌尔斯特诸郡以压制当地人。所以，边民移居到爱尔兰后更加排外，面对外族残酷无情，内部发生冲突时也倾向于私人决斗，不寻求正式的官方司法渠道。这里流传一句为人处世的格言，“在说话和打拳两者之间，肯定选择先打一拳”。

虽然华盛顿等南方庄园主同样尚武，但他们决斗讲究规矩，不会做出有失身份的举动。南方庄园主继承了英国骑士精神，通行高雅的绅士淑女礼仪，会跳舞会熟读诗文，不像边民那样低俗粗野。

家庭结构也凸显出不同，边民乡下人盛行多育多子的风俗。18世纪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总督做过人口普查，发现边民每个家庭生有不少于五六个孩子，比南方人的生育率要高出不少。边民的家族竭力抱团，对内有很强的忠诚度，父母任何一方四代之内的亲戚都可以算成“家人”，表兄妹之间通婚司空见惯，从而强化了血缘关系。一人上战场，叔伯堂兄堂弟助威，只有团结的家族，才能在暴力从生的边疆存活下去。

尽管南方庄园主重视婚姻和亲族纽带，但没到边民这种极端的程度，而经营工商业的清教徒，其亲戚关系更加松散。

1717～1776年，在贫穷和饥荒的驱赶下，英伦三岛的边民们远赴海外，前往美洲新大陆。当时沿海地区已经人口众多，新移民于是深入内陆，挺进阿巴拉契亚山脉，这个地带是靠近印第安人的边疆，恰好他们的祖先在母国也居住边疆。

边民的暴力传统延续下来，他们攻打印第安人和以前攻打爱尔兰人没什么区别。西进运动的路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景象：边民策马挥鞭，充当开路先锋，清教徒和贵格会信徒则跟在队伍后面。遇到印第安部落，野蛮强悍的边民一马当先，拿着枪支作战，清教徒和贵格会信徒在后方休息，等仗打完，印第安人被赶跑后，他们趁机收下土地。边民性格暴躁，不肯安心长久经营，吞并土地的兴趣并不大。

不同地区的政治博弈

WASP的各个分支，文化差异是否大到可以单独成为民族的程度，学界颇有争议。作者科林·伍达德特意使用民族（nation）这个词，来强调自己的观点。

不论如何，从族群、地域集团来解释北美开国以来的政治斗争，是一把打开政治史的新钥匙，如同陈寅恪采用关陇集团概念，在魏晋南北朝隋唐研究领域别开生面。我阅读《美利坚的民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体验，许多历史事件有了一种新鲜的解读思路。学者查尔斯·比尔德曾提出，制宪会议不公平，政权落入权势集团手里，穷人不能发声。他曾统计数据和资料，“在费城制宪的五十四名代表的家庭、财产，其中有不下于40人是公债利益集团的代表，各人拥有的公债从几十元到十万美元不等。有14个人手里有土地投机，工商业和航运业集团的代表至少有11个，奴隶主集团也至少有15个名额（《美国宪法的经济观》）”。

比尔德以此来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但是，读者通过《美利坚的民族》会更透彻地发现，制宪会议的代表有宾夕法尼亚人，新英格兰人和南方人，唯独缺少了经济最差的边民，这里面其实蕴含了地域差异。

著名的“拥戴华盛顿称帝阴谋”，同样跟边民撇不开关系。独立战争中军队欠饷，边民组成的部队一怒之下向费城进军，准备发动兵变，推翻联邦文官政府。在同室操戈之际，华盛顿以个人威望出面制止，安抚边民集团，把他们的怒火平息下来。

兵变未遂后，上校路易斯·尼古拉给华盛顿写信，列举了社会的种种乱象,并把根源归咎于共和民主，群众眼里没有尊卑等级，只有建立君主政体，方能稳定人心。幸好，高风亮节的华盛顿拒绝了王位的诱惑。

一百年来，边民和其他集团互相博弈。南北战争中，田纳西等蓄奴州没有跟从南方同盟国，继续留在联邦，这个反常举动也可以从族群、地域之争来理解。边民在南北战争分为联邦派和分离派，联邦派一方并不认同北方人的废奴理念，但更讨厌南方庄园主的贵族派头。

以边民人口为主的田纳西州选择与林肯政府合作，总共有25万名来自南方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男性，加入军队效忠联邦。内战中，北军最有战斗力的便是联邦派边民，每次战役，这些人冲锋在前。

因此，当南北战争结束，北方的清教徒和贵格会群体推进更激进的废奴举动后，联邦派边民又立刻换了立场，在他们看来，打仗只是为了捍卫联邦的主权完整，而不是为了帮助改善黑人权益。边民惊呼，白人为了黑人的利益，白白牺牲性命。他们坚持种族主义，抗拒废奴潮流，臭名昭著的3K党组织正是边民乡下人建立的。

地域集团的分歧因素，还可以解释镀金时代一度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为何以失败告终。19世纪末，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贫富分化扩大，内陆地区的农场主憎恨自由资本主义，他们通过选举等合法手段斗争，遏制银行和大富豪。

由于农场主们脱离既有体制的两党，自立门户建立第三党，因此，民主党共和党的高层称之为“农民叛乱”。改革派发出时代的最强音，领袖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发表著名的黄金十字架演说，指责富人通过金本位的金融体制大发横财。

但是，地域冲突造成了改革分子的内讧，内陆地区的农场主分南北两边，北边的清教徒和贵格会群体也与南方人和边民群体有着文化价值观的巨大鸿沟。布莱恩竞选总统，没拿下清教徒和贵格会的一个州，曾经轰轰烈烈的第三党运动最后烟消云散。

边民觉得新英格兰人虚伪、矫揉造作，而新英格兰人鄙夷边民乡下人的粗鲁无礼，双方的对立持续了数个世纪。1830年代，首个边民背景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当上合众国的主人，他以讨伐有权有势者而著称，支持者赞美他为平民的代言人，而反对者则认为杰克逊裹挟民意，危害自由，这让人不由地联系到特朗普，媒体多次提到二者惊人的相似处：民粹主义、作风粗犷、与精英阶层不和。

在杰克逊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数千名边民从老家赶到白宫庆贺，他们吵吵闹闹，争夺名贵的红酒美食。在酒兴中，杰克逊的支持者毁坏家具，打碎了价值数千美元的瓷器以及玻璃器皿。这跟2021年1月支持特朗普的右翼群众冲击国会大厦形成了对照，一样的混乱，一样的政治狂热，19世纪的边民到了现代今时今日，再次向森严的秩序发起进攻。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