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7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CCDC）领导班子大更替，由沈洪兵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卢江任党委书记。

沈洪兵、卢江作为中央直管干部，早前均被任命为国家疾控局副局长，这意味着，中国疾控中心成立20年来，首次由行政部门领导兼任本单位领导。

全面高配的领导规格有两点意义：一方面，在中国疾控中心从国家卫健委（正部级）划转至国家疾控局（副部级）之后，得以维持中国疾控中心的正厅级地位不变，而不至于被降格为副厅级，也不会面临随之带来职数缩减、拨款下降等问题；另一方面，本次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医科大学原校长沈洪兵担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而他的专业背景是肿瘤分子流行病学，也担任过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任职履历足以胜任专业性要求。

纵观世界其他国家经验，疾病预防控制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既需要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决断力，也需要顺应国际人口流动、大数据时代趋势的医学科研能力。后者产出大量生命科学、信息技术领域研究成果，恰恰可以为前者的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此外，在其他一些未设立疾控行政部门的国家，疾控中心就被赋予行政执法权，并直接向该国卫生当局汇报。

可以说，中国疾控中心的定位既不是“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也不是“行政执法机构”。国家疾控局及其直属单位中国疾控中心形成“双强”格局——国家疾控局扮演了“大行政”角色，首次被赋予对医疗机构疾控工作的监管权，并对地方疾控局形成“类垂直”管理。同时，中国疾控中心扮演了“大科研”角色，被要求加强基础性、应用性研究，攻克疾控领域“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和科学难题。

既然定位为科研单位，就要减少超饱和、程序性、可替代的行政工作对科研人员的干扰。当前，部分地区将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当作“廉价劳动力”，要求其承担本应由基层政府负责的“敲门行动”、核酸筛查。笔者建议，要为从事流行病学调查与消杀等专业技术序列人员营造宽松的职场环境，最大限度压减各类集体学习、考核评比、绩效评价，更不能滥用行政权错配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导致专业技术人才积极性下降甚至集体离职。

纵观世界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我们需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科学界如何与行政部门良性互动？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疾控中心自2002年成立以来，先后经历非典、甲流、新冠等多轮大型疫情洗礼，目前也在接受新冠与流感双重疫情挑战，可以说，并不缺乏各类科研成果和业务经验。下一步，我们需要坚守“科学无禁区”，运用周报、专报、内部研讨等形式，在生命科学、公共卫生的学术共同体内部“百花齐放”，而不是给学术争鸣“扣帽子”。需要发挥好疾病早期发现的“哨点”职能，把防控措施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此外，可以探索实施健康影响评估（HIA），助力决策者对不同疾病科学配置行政资源、医疗卫生资源，而不必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场场乱仗当中。

总之，尊重疾控工作的高度专业性，尊重疾控专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不仅事关我国生物安全战略实施，更关乎我国疾控改革成败。期待国家疾控局成为中国疾控中心上级单位后，能够进一步强化“专业人干专业事”“专业人管专业事”的氛围，让中国疾控中心享有国际级的公信力和专业度。

（作者为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