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粤海道尹王典章巡行日记》，1917年，深圳墟内有商店二百四十家，“从前商业颇盛，自轮轨通行，各乡货物均由省港直接输运，近已渐不如前。产物以蚝豉为最佳，油糖、花生、菠萝、沙梨、萝卜、荔枝等亦出品之大宗云。”一百多年前，深圳墟已经算是繁华了。

那时深圳墟有私塾七所，却无一处新式学堂。

那时候，这位道尹从深圳到宝安县城（今南头），路程四十里，费时五个小时。他应该是坐轿子的吧。

王典章，字幼农。网络图片。

那时，整个宝安县的人口有29万之多，这倒让我大吃一惊。1979年的宝安县也不过才30多万人。

道尹说，南头西城一带前经洋人焚毁，“景象荒凉，至今未复”。不知“西城”具体所指，还望知者告之。

那时宝安县的物产就已经主要供应香港市场了。道尹说，县属墟市因地近香港，“营业者竞趋于彼，境内物产，滨海渔业莫不以香港为市场，地方实业不兴，物价腾踊，小民生计殊感困难，当以振兴农工为要”。

据这份日记载，1917年，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已经附设英文专修学校了。这是不是深圳地区最早开设英文教育的记录？想那时宝安和香港来往密切，新式学堂教授英语或与此有关。道尹王典章看来对此很不满意，说“殊令分耗脑力”。他要求现任校长吴芷湘“注重本校课程，以造成完全之学业”。可见这位吴校长是自作主张给他的二十六名学生开了英语“小灶”。当年香港发展牵动宝安民情，于此可见一斑。

王典章这次巡行宝安，尤重考察教育，给出的结论是“文化消沉，良可慨叹，尚宜认真倡导，以振学风”。他就差没说宝安是“文化沙漠”了！多亏那时他还没听说过这个词。上海人说香港“文化沙漠”，也得等十年之后了。1927年，鲁迅到访香港演讲，在回答青年人的提问时，鲁迅回答：不可以这样说；这样说太颓唐了。

此次巡行，王道尹没有去香港，因为在深圳墟下榻商会，估计关于香港新闻很是听了不少，报纸之类想必也读到几份，所以他才会在日记结束时感叹说，同是香港、九龙土地，前清每年田赋所入不过千馀金。到了英国人手里，“平治其通道，经理其疆土，轮轨交通，市厘辐辏，……等量土地，今昔悬殊，若此虽曰气运，岂非人事哉？”他想到的“补救之道”，是“修其内政，观摩仿效，使人民知识日增，学术日进，从事于商务，以期竞争于将来而已”。要到六七十年之后，他的这一愿望才得以真正实现。不得不说，王典章是个相当有见识的民国官员。

查百度：道尹，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官名。民国三年（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省、道、县官制，分一省为数道，全国共九十三道，改各省观察使为道尹，管理所辖各县行政事务，隶属省长。其任用由省民政长官经由国务总理呈请大总统特批。十三年（1924年）6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通令废道制，裁撤道尹。

王典章（1865—1943），字幼农，以字行，三原县马额镇魏回村人，原民国陕西省政府委员。16岁中秀才。1904年入四川，委任布政使署文案。旋保直隶州知县。1907年任新宁知县，1908年署打箭炉直隶厅同知兼兵备处，为驻藏大臣、川 黔边防大臣筹备粮饷。1911年任宁远知府兼兵备道，领巡防营。1911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后，王众望所归，被推选为都督。但他以大局为重坚持四川统一，宁任知府，不做都督。时蔡锷赞扬他“威信过人，汉夷悦服”。1914年任广东高雷道道尹，同时领警卫军五营，节制陆军一个团，兵权超过驻地之镇守使。他整肃吏风，除暴安良，所辖11县，政通人和。康有为赞扬他“临莅高雷，威惠流闻，我泽如春”。1915年袁世凯为复辟帝制，组织筹安会王立即电告袁世凯“国基甫奠，民信未 ，水汗频仍，盗贼充斥，辄议国体，必启变端，求安反危，敢祈熟计”，袁世凯对劝阻置若罔闻，王愤然辞职，以示抗议。1916年任广东粤海道尹，1917年辞职。

原来如此厉害，怪不得有异乎寻常的见识。按上述资料，他大概从深圳回去后不久就辞职了。

著作有《安隐庐诗存》《思过斋文集》等。其中《安隐庐诗存》1948印行时，中国文坛泰斗余冠英题封面，钱钟书作序（又说是钱钟书跋尾，手头无书，另行查证），吴宓也为之跋，陕西名绅宋联奎作序，即此可见其文化地位与夫影响！我孤陋寡闻，今天才知道。赶快找本书来看看。钱钟书都写了序！不得了啊不得了。

文/胡洪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