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冯庆艳 高个子、浓眉大眼,很少有情绪化的表露,这是经济观察报记者对孔令欣的第一印象。这并非全部,孔自称,他的前半生是一个从冲突、矛盾到自我和解的过程。用他的话说是“越来越佛系了。”
上世纪80年代,孔出生于内蒙古,后跟随父母在陕西西安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代。
在孔的人生经历中有过两次巨大冲击:一次是到美国求学,感受到不一样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孔后来比喻说,像是“从马拉车时代一下子跃进到小汽车时代”;另一次则是2008年,受微软委派,从一座城市只有一两个大商场的美国,到了商场林立的中国上海。孔自称,他切身体会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从爬坡到繁荣的跃迁和脉搏。
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制度、文化、思想的种种,都在孔的身上打下深深烙印。父母一直以来对他进行中式教育,且作为孔姓后代,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而求学经历中又接触一些西方思想和文化。孔对记者坦言,年轻时候的自己,一度很叛逆,且个性非常鲜明。
将近20年的创业经历,如今在记者眼中,叛逆青年早已消失不见。外界把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形容为“一台擅长延迟满足感的行走的精密机器”。记者问及孔与张一鸣的区别时:“我可能比他(张一鸣)更感性一点,”孔如是说。“我的梦想是改变世界”这自然而然的一句话,似乎也印证着孔所说的“感性”基因。
|专访|
经济观察报:精神内耗是当前流行的一个词语,这折射出一种语境,就是不管是普通人,还是企业的掌舵者,当前都面临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压力,您如何看待精神内耗?
孔令欣:昨天,有人问我,最珍贵的记忆是什么?当时第一个从脑袋里冒出来的,就是小时候(大概五六岁时)在西安,经常拿着粮票去换西瓜的场景。那个年代(1985年前后),西安有用粮票换物资的菜市场,以及黑白电视机里播放的《西游记》电视剧。我还可以到附近村里小池塘捉青蛙,回来让妈妈给炸着吃或者煮着吃。虽已时过境迁,但那段记忆一直是最让我感到幸福的。
物质的丰富并不能与幸福划等号。所以不管是普通人还是企业掌舵者,都会面临精神压力;但解决压力可以有一些认知改变。
以这个水杯为例,水杯内是我能解决的问题,那这就不算问题。而水杯外是我个人无法左右的,那更没有焦虑的必要。我要做的就是,尽力拓展水杯内的边界,让不可能化解的难题,变为可控可解决的难题。这是我多年经历总结出的“水杯论”,所以我很少焦虑。
除了理性直面问题,我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解决问题。记得小时候,大概五六岁时,爸爸说,你长大了,需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了。于是在一些家务活中,我选择了刷碗,一刷就是十几年,从未间断。因为我觉得刷碗是将脏乱的东西变整洁,会很有成就感。现在看来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减压方式吧。
我的第二个认知是“放下执念”。去年五、六月份,我面临了两次身边人的逝去,那时我在八宝山待了一个月左右(守灵),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执念的一些认知。
去年5月20日,我的伯乐左晖去世,他是贝壳、链家的创立者和奠基人。当时我在贝壳担任执行董事、贝壳金服CEO。一个月以后,和我相识多年的蒋勇律师在6月22日不幸逝世。他2014年创办了无讼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下称“无讼”)。两位都是我的前辈和伯乐。
去年年底,我离开贝壳金服,今年1月,我决定加入无讼、就任CEO。
对于我来说,这样的选择,更多的是责任与使命。贝壳已经走上正轨,而无讼不一样,我看着蒋勇律师这8年来是如何竭尽全力打造无讼,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深受触动,并开启了我的第六次创业。
经济观察报:您提到,自己是一个连续创业者,今年刚开启了第六次创业,您走上创业路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在创业当中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
孔令欣:我曾经就读于斯坦福大学,那段日子跟身边的同学熟悉后,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美式教育的不同之处。它类似于一个“倒龙卷风”,中小学没有什么学习压力,工作后会比较“卷”。所以在斯坦福读书期间,我会经常参与一些社会性活动,比如做一些义工,也为自己后续的工作积累经验。我还记得那时经常会问“自己到底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类问题(笑)。
我在斯坦福拿到计算机学和心理学双学位。大学期间我们就开始研究现在大热的人机交互(HCI)技术。当时Google这类初创公司更吸引年轻人。这种环境下,我自然而然地进入创业的赛道。大学期间我就与好朋友一起,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创业项目,是一个线下交友软件。当时手机还不是智能机,靠蓝牙互相连接。但显然当时相对于技术,理念太超前了。
我记得,第一次真正的创业是随导师一起,当时是2000年左右,正是美国硅谷互联网开始兴起的关键节点。创业项目一个是围绕着QoS(QualityofService),即通讯;一个是DLP(datalossprotection)即数据保护。在2004年到2005年时候的DLP,其实远远超前于那个时代;而10年后在2015年进入云时代后,DLP才真正开启商业化。
这两次创业有起有落,带给我的启迪是,学会把握趋势和潮流,同时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壮大一个公司。
经济观察报:您在经历了一起一落的两次创业之后,进入了之前认为的大公司微软,这是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在微软您的体会是什么?
孔令欣:创业经历了一起一落,我就意识到一点,自己的经验中有管理和认知缺陷,需要到大公司去磨砺磨砺。
2005年左右,我进入了NetApp。那时这家公司正从硬件转向软件,需要一些有创业心态的人加入,从0-1做出一些项目来。在那里,我学到更多的体系化管理,比如虚线、实线交叉的双向管理理念,比如如何搭建大型商业化体系。
两年后我加入微软。在微软待了四年左右,微软带给我的认知,不像NetApp集中在产品管理和团队管理层面,而是在跨国际跨地域的大型组织中如何协调各种组织结构。可以这么说,NetApp教我如何做一个“将才”,微软则教的更多的是站在“元帅”的角度,如何下一盘大棋。
2008年,中国社会进入高速发展期,当时微软看到了这一趋势,便委任我来到上海。那时微软在北京已经有了个研究院,此次要筹备的是中国的第二个研发中心。因为微软决定孵化云,但当时的西雅图并非最合适的孵化地,反观国内,正值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期,于是微软选择了中国上海。2008年,我来到上海,帮忙筹建微软研发中心。
这个研发中心由于是美国直管,记得离开微软前,我的汇报线距离萨提亚·纳德拉(现任微软公司CEO、董事长)仅有一层,所以我可以接触到很多战略层面的工作内容,而这些内容对年轻人来讲是很难得的。
创业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经历组织的成长裂变。我自己总结了一套企业的组织管理进化论,依次分别是打猎式(门店类,20人以内)、金字塔结构(企业稍微大一点,有一个精神领袖)、联盟制(类似于蒙古部落有很多领袖,通过某一种共同的目标和认知组成联盟去打仗)、矩阵式(比联盟制多了一层跨组织性的合作,多个人开始发命令包括垂直的横向的命令,大家手拉手合作来做事情)、网状式(多个人在某一些节点中可以互相替代,多个矩阵放在一起合作时就形成网状了)。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了,一批又一批的国内优秀企业迅速崛起。而当第一代企业家功成身退,需要把企业管理权继续传承,第二代接班人多数为80后、90后。如果企业是金字塔式结构,不确定性和挑战就会多一点。
抽象一点来说,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金字塔结构太稳定,当第一代王者要退出时,选拔一个接班人上去,这个接班人无法掌控这个原来特别稳定的组织。而联盟制要比金字塔结构好一些,但更为健康的组织显然是矩阵式和网状式,目前国内的一些头部企业,矩阵式和网状式管理也已经出现了,只是还未完全成型。
回到自我认知上,我认为自己一直都是工程师,我希望用技术去实现梦想;我希望技术能够让身边的人和事都能更好一些。
之所以选择无讼,除了之前提到蒋律师选择的这条路唤起了我的初心之外,作为无讼8年发展的见证者,我也感受到了法律行业真正需要的和亟待改变的。无讼最大的目标是嫁接律师和大众的桥梁,用科技积累建设中国法治的信息高速公路,我觉得意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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