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笛/文 试行三年的《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迎来了修订版，9月13日，22部委联合印发了《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其中进一步细化和扩围了科研失信行为以及相关处理，呈现出“有堵有疏”的取向。这是应该提倡的思路。

与试行版本相比，《规则》增加了买卖实验研究数据、无实质学术贡献署名、重复发表等7种科研失信行为，并对从事论文买卖、代写、代投第三方机构的查处作出规定，细化了违反科技伦理规范的行为，强调以弄虚作假方式获得科技伦理审查批准，或伪造、篡改科技伦理审查批准文件等均属于科研失信行为。

上述扩围的内容都颇为切中目前科研领域存在的一些失信行为，显示了《规则》“堵”的一面。

另一方面，《规则》增加了“对论文作者在被举报前主动撤稿且未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可从轻或免予处理”条目，呈现了宽严相济的特点，如科技部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司副司长冯楚建所述，“体现了处理不是目的，重在教育引导的初衷”。

从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开始，中国对于科研诚信建设的力度逐渐加强，其结果是对科研诚信中存在的“短板和薄弱环节”进行了补强，但要进一步解决科研诚信问题，不仅要在具体细则上“有堵有疏”，还要将眼光投向科研不诚信行为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科研人员为什么会有不诚信的行为？这其中当然有个别人的学术品行问题，但也有不容忽视的结构性压力。

从2018年开始，科技部陆续公布了21批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结果，涉及1422名责任人。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这些案例大部分集中在医学领域，医院是“重灾区”。以2022年披露的四批调查结果通报为例，四批总计涉及相关结果136件，其中134件涉及医院、高校附属医疗机构等。

这显然不是因为医疗机构研究人员更喜欢或者更容易造假，而是在其晋升体系中，以论文为代表的科研成果是“硬标准”，一些医务人员或因临床繁忙无暇顾及，或因教育背景不善于此，但在“硬标准”下，不得不想办法发论文，结果就是科研不诚信

即使是非医疗领域，如今高校对于年轻科研人员也有严格的考核期限，“非升即走”，发论文、拿项目的压力不小。这种高压之下，会不会催生一些科研不诚信的行为？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应该对科研人员进行考核，要思考的是，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对科研人员进行考核？如何疏导滋生不诚信行为的结构性压力？

“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一方面，我们对于不诚信的行为要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应该预防和惩治并重，不断推动科研体制的建设更符合科研规律，减少不诚信滋生的土壤，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