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内外 “双面”余承东

钱玉娟2022-09-17 10:04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钱玉娟  实习记者 金乐程 广州报道

一再申明不造车,而是帮助车企造好车的华为,如今也在积极地“卖车”。

同是秋季新品,相较阔别两年、回归市场的Mate50系列手机,问界M5EV这款智能汽车,反倒成为了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CEO、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CEO余承东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频繁提及的宣传对象。“品价比、性价比超高的车,值得推荐。”9月15日,余承东在他的朋友圈里打起了广告。同一天,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面对镜头道出了一个“秘密”:小米造车是一个被逼出来的决定,“如果你不干,你就落伍了。”

当雷军押注百亿资金,赌上自己的最后一次创业,闯进汽车圈时,余承东早一步迈了进来。在华为内外失守,毫无C端根基之时,余承东是亲率华为终端成功转型,创造了手机销量辉煌业绩的“关键先生”;“断芯”掣肘下,手机终端出货遇阻,消费者业务营收下滑之际,为谋求新增长,余承东又成为华为内部最想造车的那个。

一个“华为不造车”的决议下,余承东只得以“解决方案提供商”、“合作伙伴”的身份站在“场外”,直到他全面接管汽车业务。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华为已经和赛力斯推出了三款车。

不仅在联合车厂造车这件事上,余承东步调加快,他还一手推动着华为智选业务。近来华为将汽车相关业务部门提到重要位置,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发出“寒冬论”,内部提出追求高利润业务、收缩战线的目标后,涉及高昂研发投入的智能汽车业务,未来又将向何处发展?

难干的生意

挑起了华为汽车业务商业化落地的重任后,余承东把过去在手机圈里“大嘴”、好战的风格带到了汽车圈,外界笑称他为“车圈战神”。

“第一年干翻特斯拉,第二年把BBA的空间一把干掉”,频频高调喊话外,余承东还会炮轰燃油车。“纯燃油车时代会很快结束。”他在今年7月举行的粤港澳车展上说,“现在买燃油车,无异于智能手机时代买功能机。”

除了DISS燃油车,余承东还自诩华为与赛力斯合作的问界汽车已经超越了宝马、保时捷等百万豪车体验,这直接让台下的小鹏汽车创始人何小鹏坐不住了,他直言“有点想扔个鞋子上来”。

“大嘴”确实引得外界关注起华为当下在做的智能汽车这一新业务。不过,余承东坦言,这是一个“烧钱的生意,难干的生意”,华为为此直接投入7000人,间接投入超过1万人,至今“智能汽车是华为唯一亏损的业务”。

记者查询公开资料获悉,早自2009年时,华为就开始对车载模块进行开发,并在2013年时成立了车联网业务部,一年后又在华为最高级别的研究院“2012实验室”成立了车联网实验室,专注于车联网领域的纵向开发,直到2019年才正式成立了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事业部这个一级部门。

尽管华为多次申明“不造车”,但在内部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与余承东同一年进入华为,现任华为轮值董事长的徐直军,热衷于做博世那样的Tier1巨头,他的理由很充分,全球“不缺车企,缺的是智能网联电动车领域的基础供应商”,一旦亲自造车,不但扩产线与长周期带来的投入成本巨大,关键是会与主机厂直接竞争。反倒是一直抓着消费者业务的余承东,主张让华为的自动驾驶技术,像手机那样在终端落地,进而实现商业化。

当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HuaweiInside”(下文简称“HI”模式)在2020年7月发布的比亚迪旗舰汉EV上应用后,余承东还亲自站台,并允许其在华为部分体验店中作场景展示,但“HI”模式却引起汽车圈的高度警惕。

“车企应用华为自动驾驶技术,为我们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如此一来,它成了灵魂,上汽成了躯体。”上汽董事长陈虹公开发表“灵魂说”后,搭载华为“HI”模式的传统车企,也只有北汽、长安、广汽三家。

“聚焦ICT技术,帮助车企造好车,成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增量部件提供商。”2020年10月26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签发的《关于智能汽车部件业务管理的决议》中,不仅再次重申“不造车”,其中还明确写道,“以后谁再建言造车,干扰公司,可调离岗位,另外寻找岗位。”

在这份有效期为三年的决议文件发出近一年后,徐直军接受包括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内的采访时,还提及“老余作为消费者BG的代言人,他就想造车”,但在华为高层团队看来,要清楚“我们在求生存阶段,做什么合适,做什么不合适。”

尽管对于华为坚决不造车的决议,“老余不服气”,徐直军透露,“只有一票”的余承东只能接受结果。如今作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的管理者,余承东发现,“一年花掉十几亿美元”,除却高昂的研发经费,令他想不到的是,汽车行业的缺芯竟演变到了如此程度:原本一二十块钱人民币一颗的芯片,竟然会被炒到2500元人民币/颗,“一个车上用9颗,太贵了。”

门外汉

今年4月初,问界M5首批交付一个月后,余承东换上赛车手服装,将M5开上了珠海国际赛车场。从赛道下来后,他与车评人吴佩进行了一场户外对话,期间谈及“年内卖出30万辆车”的目标,他坦言,初期不熟悉汽车行业的供应情况,加之全球芯片短缺的现实,不得不亲自把年初吹出的牛皮捅破,“30万辆很难做到,供应不出来。”

曾经“大嘴”一张喊出的目标,即便余承东主动承认无法实现,但他依然强调,大目标可以牵引团队去做“卓越的事”,毕竟“吹出去的牛,是要实现的。”

在余承东的认知里,没人会记住第二,“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人人都记得。”这让他对团队提出了一个要求,“进入的每一个领域,不进则已,进入一定要做到第一。”

多年坚持的理想主义,不禁让吴佩发问,“会不会有人说您像堂吉诃德?”对此,余承东并不拒绝,“总得有梦想,可以追求。”

按照华为惯例,45岁即可退休,而余承东不愿隐藏自己的野心,他规划要工作到60岁。上个月,余承东迎来53岁生日,他心里数算着,“退休之前,我还有7年。”

他把华为和身在其中的自己都比喻为“长跑型选手”,用他的话说,近几年为了“做强”,“不知疲倦地努力”。

余承东的日常,往往一周七天,从白天干到夜晚,“晚上12点多睡觉,早上六七点钟起来。”他说,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拿去给了工作。正是这样的节奏,让他把“过去吹得牛,基本上都实现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多情况下都没有按时完成,而是提前超额完成。”

卸下赛车服后的余承东,走在赛道上,他表达着自己的期待:带领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帮助合作伙伴取得成功”。显然,与华为在很多行业和领域里表现得逻辑一样,“它在汽车圈也不愿意树敌。”在国内主机车厂吉利汽车集团工作的宋伟(化名)看到,华为通过与一些车厂合纵连横,把自身的软件优势、研发成本持续进行着产出。

“造车势力里的弱势品牌,搭载华为的智能车载系统后,赢得了一些消费者的偏好。”宋伟觉得,华为如此闯进汽车圈,避免了直接面对竞争对手。当然,“大家也没有把它当作对手。”宋伟至今都觉得,从通讯领域跨界进入汽车行业的华为和余承东,是汽车圈的“门外汉”。

不过,赛车手出身的吴佩直到与余承东展开交流,这才惊讶地发现,余承东并非一个在发布会正确说出产品各种参数的人,他还是一个对汽车的底盘设计、性能理解等各种专业名词,如数家珍的汽车发烧友。

谈及自己的第一辆座驾,余承东概括,“1.6L、五气阀的,发动机性能比较好。”那是他进入华为5年后,在1998年还“很穷的时候”,总共花了20万左右买的一辆捷达王。之后便是高配版的本田雅阁、短轴距的宝马530i,宝马5系、7系,以及保时捷等。

今年春节期间,余承东试驾问界M5,直接从深圳开回了安徽老家,“M5淘汰了家里的宝马”,不仅“自卖自夸”问界M5媲美百万级豪车,余承东还对外称,“又用M7淘汰了家里的保时捷。”

记者从赛力斯方面拿到的销量数据显示,其与华为合作的AITO问界品牌在今年8月的整体销量达10045辆,其中问界M5在交付后的第5个月里,实现了单月破万的纪录。“只有月销量爬升到3万辆,才能完成年初的30万辆销售目标。”余承东对“蔚小理”去年的总出货量有个粗略总结,“三家加起来不超过10万”,而问界M5从今年3月份才开始交付,到年末的10个月里,他估摸,“第一年能搞一二十万台,就已经算是奇迹了。”

“大嘴”好战背后

直到踏上汽车这条路,余承东才知道走得并不容易,“需要付出百倍千倍的努力”。“老余挺不容易的,从0到1是最难的。”如今已经出走华为的刘民(化名)告诉记者,他比余承东晚两年加入运营商BG,后来在华为终端BG还与之并肩作战多年。

外界看到的余承东“大嘴、好战”,但在刘民看来,“这些只是营销策略罢了。”抛开工作场景下的对垒,“老余人很务实,是产品导向的人。”早前在无线事业部搞2G系统开发时,刘民就和余承东进行工作配合,之后他们二人相继被调回国内,在消费者业务上进行搭档工作后,刘民感觉得到,“老余对产品的理解力和消费者的洞察能力,没得说。”

与余承东师出同门的一位清华人,并不认同外界对“余大嘴”爱吹牛的解读,在他看来,“老余是典型的技术派,直言、敢言而已。”

在一位进入华为工作达14年的现役员工看来,敢说敢做并非余承东的个人风格,“这是典型的华为人精神,在华为工作的兄弟们,没有哪个不好战的。”

余承东自己也说,整天在外抛头露面,并不是他本人所希望的,但“做消费品行业的规则,一把手必须面对媒体做宣传,搞发布会,去宣传产品,跟消费者沟通。”他觉得,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持续发声,已经成了工作的一部分。“现实逼迫我必须这样去做。”余承东也回忆说,拼搏战斗的精神,是在他小时候与大孩子打架的过程中,总结出的“胜利”规律。当然,年幼时期听父亲讲那些英雄人物故事,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英雄梦的种子,直到离开校园,踏入社会,华为给了余承东实现这一梦想的土壤。

7年前的9月23日,清华大礼堂座无虚席,彼时余承东作为华为消费者业务CEO,回到母校进行了一场校招演讲,他说,“一个人的定位和眼界可以决定十年、二十多年后人生的高度,以及最终成就事业。”

出生在安徽西部一个贫困乡村的余承东,在父母的支持下上了中学,每天往返四个小时的路程,余承东起早贪黑、跋山涉水,最终,他成功从大别山走了出来,以全县理科第一的成绩考取了西北工业大学,之后他又考取清华电子系攻读研究生。

1993年,他南下来到深圳这片“热土”,进入华为这家“当时只是一个几百人的小公司”,一直干到了今天。

今年是余承东加入华为的第30年,8月9日,在他53岁生日这天,余承东的微博上虽未发布任何回忆、感慨式的文字,但在一则华为TWS耳机新品的宣传消息下,一位网友向余承东送出了生日祝福。或许因为被记得的缘故,几乎不与网友互动的余承东,当天破天荒地回复了网友的消息。

将时间点倒退至三年前,余承东50岁生日当天,正值华为2019年开发者大会,这天鸿蒙OS发布。前一天,余承东在微博上回忆了自己在华为27年的工作历程,“从无线至今各个阶段的艰难困苦,成功的喜悦都是很短暂的,而各种挑战总是一个接一个。”当时的华为已经遭遇美国接连制裁,芯片断供危机加剧。

“芯”病待医

9月6日,华为Mate50系列手机发布。这意味着华为旗舰机阔别两年后,重返市场。在东莞松山湖园区工作的华为员工王侃(化名)在线上认真听完了全程,他发现余承东整场发布会上只字不提芯片,“用的别人的芯片,还是4G的,怎么好意思讲呢?”

“断芯”不仅让华为出让了5G手机的市场份额,沦为如今产业统计口径中“others”部分,负效应更让消费者业务在华为内部的势头由盛转衰。

上述在华为工作了14年的现役员工告诉记者,从通讯设备、运营商业务起家的华为,内部业务之间早前有一条鄙视链,“终端这个板块是大家眼中的后排生。”这位员工在运营商BG工作多年后转岗至终端BG,他道出华为内部人早前的一个共性认知,“卖手机跟卖白菜、卖洗衣粉没有本质的差别,业务模块的操作手段比较简单,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业务转型发生在2012年,三任CEO折戟沉沙后,余承东被调回国内,接下了“半死不活”的终端业务。前华为人张平(化名)向记者讲述起了当时的内部状态,新官上任的余承东做的第一件事是“做减法”,砍掉低端的贴牌机业务。

余承东认为,华为应该从ODM白牌运营商定制,向OEM自有品牌转型,同时从低端向中高端智能终端提升。“华为走起了‘精品路线’。”一位接近华为终端BG的人士向记者透露,当年手机制造商之间雷同化程度很高,“中高端由高通提供芯片与电路板,甚至软件demo方面的整体解决方案,低端则是联发科、展讯等提供解决方案。”这让各家手机在硬件与软件方面“都差不多”,差异多体现在谁会营销上。

据悉,余承东私底下与三星电子中国区的市场营销老大杨柘约见,将其挖至华为终端担任市场营销总裁,从P6手机开始,华为正式打出了高端化的品牌标语,与之相匹配的,华为还聘请高端工业设计人才对手机外观进行改进。在上述接近华为终端BG人士看来,关键让华为手机实现差异化竞争的还是海思芯片。

线下渠道商赵彬曾代理销售过华为的部分机型,他至今记得,搭载着海思麒麟925芯片的Mate7系列手机,“一度是市场上的断货王。”就连万科总裁郁亮想买一部Mate7,都要托人找余承东才行。那一年是2014年,华为手机的销量一举突破了7500万台,成为中国市场第一,跻身全球竞争格局前列,开始与三星、苹果展开正面竞争。

不少人应该看过,2017年乌镇互联网大会前夜,在网易创始人丁磊组织的饭局中,余承东和雷军“一笑泯恩仇”,举杯共饮时的合影。那一年,主打“性价比”的小米重回世界前五,而华为却在高端市场站稳了脚跟,华为手机销量持续走高,在2018年二季度的全球市场上,其占有率首度超越苹果,仅次于三星。当年,华为消费者业务收入也直接跻身公司三大业务之首。

2018年年底,余承东高兴,想宴请业内同行聊聊,期间他还主动给OPPO创始人陈明永打去电话,谁料后者忙于其他事情没接听,后来虽然通过他人得知了事由,并没赴宴。

华为在手机市场的进攻势头,还一度让雷军感到焦虑。尽管他率先让中国市场卷起了一股“为发烧而生”的互联网手机热潮,却在余承东带领华为手机杀入市场后,落于后者。

2019年3月,在深圳的木棉花酒店,余承东与雷军一起吃了顿早餐,在旁陪同的正是现任的荣耀CEO赵明与Redmi品牌总经理卢伟冰。彼时,荣耀还没被出售,而卢伟冰也没被雷军升任为小米集团合伙人。

“雷军说小米每年、每个季度、每个月都在下跌,而且狂跌不止。”余承东透露,雷军都担心,再这么下去,“小米门店2020年4月基本要关门了。”然而,短短两个月后,华为遭遇制裁、被断芯,“救了小米一把。”余承东觉得,华为的“噩运”却改变了小米的命运,“(小米)咸鱼翻身,又活了过来”。

其实,在“华为跌倒”之后,市场上先后传来“小米吃饱”、“vivo吃饱”甚至“苹果吃饱”的说法。而从IDC发布的2022年上半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分析报告来看,在600美元以上售价的高端市场中,苹果已占据了70%的份额。与中低端市场的混战格局不同,目前国内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已趋于苹果“一家独大”之势。

“失去麒麟芯片的华为手机,没了灵魂。”一位手机产业链上游人士觉得,即使Mate系列手机再次回归市场,欲与苹果争抢高端市场份额,但华为当下最大的困境是,“品牌力还在,但5G芯片缺失。”

王侃目前在用的是华为麒麟5G芯片“绝版”的Mate40Pro,令他意外的是,至今这款手机在二手市场的价值都在6000元-8000元不等,他开玩笑说,“是个好的理财产品。”

令王侃唏嘘不已的是,至今三年过去,华为手机依然“芯”病难医。不少同事在华为内网心声社区匿名发帖,“真不容易,不知道这一代能不能稳住Mate的光环?究竟是朝阳还是落日?”

王侃看到,下方评论中被点赞数最多的一条是,“这是个问题”。如今,这个难题压在余承东肩上,他甚至吐槽,“如果早年搞半导体制造,也不会有今天这种糟糕的结局。”然而,余承东转而说到,“世界上卖什么药的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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