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9日，西班牙格拉纳达。一支由五名考古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在一个公园里拉起隔离带，开始探查和挖掘工作。在这块面积约300平方米的地块上，据说埋藏着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的尸骨。陪伴他的还有几位与他一起在七十多年前的那个清晨惨遭枪决的平民。

这个传说中的墓穴只是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中留下的难以计数的公共墓穴中的一个。在那场夺去了50万条生命的战争里，很多平民单单因为其政治倾向而遭到枪决，尸体就被草草掩埋在行刑现场的大坑里。

在此之前的一年时间里，挖还是不挖，争议声很大。按照2007年在西班牙众议院通过的《历史记忆法》，对于在内战中被佛朗哥的军队及拥护者枪杀而难觅其葬身之地的平民，政府可以出资帮助他们的家属寻找他们的尸体、挖开那些尸坑。挖开这些尸坑，也就是挖出西班牙人尘封多年的记忆，切开集体记忆里这道不曾完全愈合的伤口。对此，有人欢欣鼓舞，认为多年的诉求终于得以落实，也有人强烈反对，认为重谈这些历史问题，必将激化国民内部的矛盾。

在史学学家眼里，加西亚·洛尔卡的死标志着自二十世纪初勃兴的西班牙文化“白银时代”的终结。内战结束后，在漫长的佛朗哥独裁统治时代，这位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诗人被禁止提及。关于他的记忆，多半是零碎杂乱的，一如他散落民间至今还有待整理完全的诗作。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佛朗哥寿终正寝之后，风气大为解禁时，洛尔卡才重新出现在书店里。玛丽娅·德尔卡门当时喜欢赶时髦，常去参加共产党人的派对，从书店里买回一堆解禁作家的作品。当她的母亲玛丽娅·路易莎看到洛尔卡的名字时，她告诉女儿说：“他追过我。”

原来她就是洛尔卡的初恋情人。他们相识在一个温泉浴场，那是洛尔卡的母亲经常带儿子去享受的地方，玛丽娅·路易莎也常陪祖母去那里。当时他18岁，她15岁。对音乐的共同爱好把男孩女孩联系在一起。他们双双把两手放在一架三角钢琴的键盘上，弹奏肖邦和贝多芬。这位多情的双子座男生很快就爱上了生着一双如海水般湛蓝眸子的玛丽娅·路易莎。

当时的洛尔卡正在考虑是选择音乐还是文学作为自己的人生之路。在这两方面，他都已显示出了过人的天赋。最终他选择了后者。那就意味着，他会成为一个诗人。然而，作为富甲一方的人物，玛丽娅·路易莎的父母是不会把女儿嫁给一个没有“事业”没有“前途”的文艺青年的，尽管她给洛尔卡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闪着她的“蓝眼睛”，隐约出现在他早期的诗作里。

后来玛丽娅·路易莎嫁给了一个爱好艺术的药店老板。她保存的诗人写给她的几封情书，后来被丈夫付之一炬。他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醋意，不如说是出于恐惧，因为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一旦被长枪党搜出“问题人物”的私人信件，全家人都要遭殃。

而洛尔卡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过真正属于他的爱。也许正因如此，在他的诗中出现的爱，总是带着浓重的悲情色彩；也许正因如此，他才把爱博而广之，用他的诗笔去关爱那些被遗忘的底层民众、边缘群体，把西班牙南方吉普赛人和纽约贫民窟黑人的苦难生活，写入西班牙文学经典之中。或许，对于今天的西班牙人来说，洛尔卡应该超越作为一个政治符号的意义，作为一个真性情的诗人得到更广义的解读。文学的一大魅力，在于对现世的人文关怀；爱的力量，可以化解仇恨与对立，让该隐与亚伯重新团结在一起。

1919年，洛尔卡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求学，住在著名的“学生公寓”。那里集中了西班牙文化“白银时代”的一批健将。除了与豪尔赫·纪廉、佩德罗·萨里纳斯这样的大诗人切磋诗艺以外，他也与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过从甚密。

在此之前，洛尔卡已经表现出某种异于常人的性取向。在中学里，他就因为身上带有的女性气息而遭同伴们取绰号叫“费德莉卡”——他的名字“费德里科”的阴性形式。当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时，他总是试图掩饰这一点。在当时的西班牙，同性恋被视为极其“异端”的行为。

可是，当他遇见达利时，他禁不住要表达爱慕了。天才疯狂地恋上了另一个天才。

达利得意于让西班牙最出色的诗人恋上了自己。张扬奔放的个性和惊世骇俗的画作，让他在长自己六岁的诗人面前显得如此充满魅力。不过，达利的外向性格中也包含着相当多的自恋成分。他从小受父母溺爱，因此养成了唯我独尊、凡事以己为中心的脾气。对于这样的活宝来说，被爱比爱别人更重要。另一方面，他也有所顾忌，不敢信马由缰地胡来，毕竟在那个年代的西班牙社会，同性恋是不能被容忍的。所以，洛尔卡爱他，他却不给洛尔卡太多回赠。当洛尔卡提出可不可以跟他享受肉体上的愉快时，他断然拒绝了。

拍电影的布努埃尔早就看出洛尔卡这小子有点“娘”，对这位同志渐生厌恶之情。他试图把达利争取到自己一边，洛尔卡对此并非视而不见。后来，布努埃尔和达利在法国拍了一部成为经典的超现实主义电影，取名叫《一条安达鲁狗》，正是影射来自安达鲁西亚地区的加西亚·洛尔卡。

而洛尔卡却把达利留在了自己创作的经典里。在《献给萨尔瓦多·达利的颂歌》里，他叹道：“啊，萨尔瓦多·达利，你那橄榄色的声音！……那让我们目眩的光芒，不是艺术/而是爱，是友谊，是击剑术。”

在马德里，洛尔卡恋上的又一个对象是青年雕塑家艾米里奥·阿拉德伦。他帅得就像个希腊美少年。他是双性恋，既爱男人也爱女人，其女友是画家。洛尔卡对阿拉德伦投入了与对达利一样的激情，在其艺术事业上也慷慨相助，然而阿拉德伦报以诗人的厚爱的，却是他的婚讯。他和达利一样惧怕世俗的压力。

在极度的沮丧中，洛尔卡于1929年只身远渡重洋，游历美国和古巴。在新大陆，他看到被社会遗忘的黑人们如何继续他们的生命之舞，看到现代人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里如何被异化，找到了新的诗歌表达方式。他的另一重大发现，是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他从他的诗作里读出了人性的光辉，感到自己在灵魂上与惠特曼走得如此相近。值得一提的是，后者也是个痛苦的同性恋。

1930年，洛尔卡回到祖国。不久之后，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受新政府之邀，洛尔卡出任“茅屋”剧团团长，率领剧团深入民间，演出西班牙文学“黄金时代”的一些经典剧目。

此时，洛尔卡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爱人走进了他的生活。他叫拉法埃尔·罗德里格斯·拉邦，是剧团的秘书。他长相俊美，是很多女郎心仪的对象。洛尔卡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创作的晦涩难懂的《晦涩爱情之十四行诗》，据说就是献给他的。这些诗作直到1984年才与世人见面。

1936年8月19日，西班牙内战刚刚爆发，洛尔卡被一伙支持佛朗哥的长枪党分子枪决在自己的家乡格拉纳达。对于发起叛乱的保守势力来说，洛尔卡出身于具有进步主义倾向的家庭，该杀；他支持共和国政府，该杀；他搞同性恋，更该杀！

得知洛尔卡的死讯后，拉邦加入了共和国政府军，走向如斗牛场一般惨烈血腥的战场，与佛朗哥麾下的叛军展开艰苦的战斗。1937年8月18日，两军激战正酣。在靠近大海的坎塔布连前线，一名共和国军士兵突然跳出战壕向敌军阵地冲去。他就是拉邦。他不能再忍受没有洛尔卡的日子。他以自杀的方式来为亡友作周年祭。

2008年，内战结束后的第69个年头，西班牙国家法院法官巴尔塔萨尔·加尔松下令开挖内战期间仓促而就封存多年的19个公共墓穴，其中包括被认为埋有诗人洛尔卡的遗骸的墓穴。

2009年10月29日，考古队进驻格拉纳达阿尔法卡公园，挖掘工作正式开始。

2009年12月18日，经过近两个月的挖掘工作后，西班牙官方宣布，在这块区域没有发现任何尸坑。洛尔卡究竟葬身何处，天晓得。

也许，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而洛尔卡的生命已经在他的作品和关于他的各种传说中得到永恒。洛尔卡究竟给埋在哪里？我们不妨相信电影《奇迹之光》（西班牙，2003年）所提供的悲喜剧风格的版本：1936年，年轻的牧人华金救起了一个头部受重伤的男子，那人是枪决过后死里逃生的，已完全丧失了记忆。华金先是给他疗伤，后来迫于生计，把他交到一个修道院里去让嬷嬷们照管，再回来时已是半个世纪以后。他找到了当年狠心撇下、如今流落街头的疯癫老人，一步步地揭开了他的身世之谜。影片的最后，在他们初次相遇的原野上，华金翻开加西亚·洛尔卡的诗集，坐在老人旁边，为他吟诵那些似曾相识的诗句。夕阳西下，老人渐渐沉醉入迷，把脑袋靠在了老朋友的肩膀上。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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