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苏格拉底的申辩
做圣人的文化,并非只有中国才有,古希腊和古罗马也都有。
做圣人是对神的挑战,在《荷马史诗》里,阿喀琉斯为友谊而战,就惊动了宙斯,令其叹为观止,因为这是神的世界里没有的,在神看来,那便是奇迹。
阿喀琉斯是英雄,但还不是圣人,可他的忘乎生死的友谊里,已含有了做圣人的契机,连神都为之感叹。不过,真正的觉醒,还要等到哲学出现,用人的理性拷问神话世界,用道德律对为所欲为的神的行为做出评判,苏格拉底第一个起来挑战。
人之于苏格拉底,不但是万物尺度,还是神的尺度,人之理性,不光为自然立法,还为神立法。诸神世界,被他拉到理性跟前来考察,明是非,论对错,辨真假,可结果却是,众神品位,统统不入其理性评价,于是,他预言:新神就要来啦!
人类如何通过理性发现真理?当普罗塔戈拉说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时,苏格拉底对此作了纠正,他说: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纠正,对人的存在提出了新问题,并非人一存在就是万物尺度,而是人怎样存在才能成为万物尺度?
人于神话,不成尺度,即便英雄,亦为神仆,要听从神谕。人于自然也不成,人非本原,亦非逻各斯,要遵循命运。惟于思想中,以思想力,逻各斯化为逻辑,命运转为真理。
不是人的战斗力和生产力使人成为万物尺度,而是人的思想力使然。由此,又产生了一个新命题,那就是后来由康德提出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从“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中介就是“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然则,思想力从何处来?或曰逻各斯,即由宇宙理性,转化为人的理性,化为人之思;或以自我意识,开启我思,以我思确立我在,我在为真理奠基。真理,是思想力的标志,也是关于人的知识,表现为先验性的我思和经验性的我在的统一。
从先验到经验,真理以两种形式开显,要用辩证法来检验。
辩证法,始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爱利亚学派的芝诺命题:飞矢不动。芝诺认为,存在不动,一动,就陷入矛盾中:一与多,有限与无限……思想就会乱套。为此,他将“飞矢”之过程,分解为若干绝对点,“飞矢”在每一点上都不动,这样的点,便是时间与空间的原点,也是逻各斯的起点——在概念中。“飞矢”,本为经验之物,由此及彼,犹如一支箭逐一头鹿,然而,当其飞向先验之域时,运动就消失了,思想有如“飞矢”,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都基于当时当下一点,无需远游古史,广览天下,这一点,就在思想者自身:认识你自己。
芝诺指出,那观念的“奇点”,要由思想——自我意识的觉醒来开显,那是对于思的反思,以一系列“芝诺悖论”构成,表现为“二分”的辩证形式。
亚里士多德称芝诺为“辩证法的创立者”,黑格尔也如是说。
芝诺学于巴门尼德,已知“神是不动的一”,故其否定运动。但其方法,与老师有所不同,巴师以正论,芝诺以悖论,以为一动就悖,若欲其消失,除非静止。然,悖论之起,非以经验为依据,而以思想为前提,乃经验与先验、现实与观念反差所致,故为万物尺度,非溺于悖论者,而是挣脱了悖论的人。
柏拉图说,苏格拉底年轻时曾访问过巴氏,已知“神是不动的一”,但他对于巴氏终于还是扬弃,巴氏喜欢论自然,苏格拉底则转向有思想力的人。如果说巴门尼德造就了为自然立法的形而上学的论证形式,那么苏格拉底则为人的存在确立形而上学的行动依据。从芝诺到苏格拉底,逻各斯通往道德律。
转型,从苏格拉底开始,从自然转向心灵,从自然辩证法转向人与人对话。对话产生知识,苏格拉底首先承认自己“无知”,知识是通过对话启发出来的。
关于人的知识,苏格拉底认为,人们原来就有,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无知”,而他就像一个“助产婆”,专门帮助别人产生知识,以提问来接生真理。这种方法,人称“苏格拉底的讽刺”,问向“神是不动的一”。
神非神话诸神,而是从自然哲学里来的最高存在——宇宙理性神,它虽然是一元的,但还带有某种自然属性,含有“种子”或“原子”等实体性的成分。
而苏格拉底的新神,则是从人的存在里推导出来的,汲取了自然神的一元性,同时又保留了神话中神人同体同形,从人性和人格的存在,推导最高神存在。
新神就要来临,带着真理来临,世上已无善行,有的只是悖论。学生问:何谓善行?他反问:盗窃、欺骗、贩卖奴隶,是善行还是恶行?学生:是恶行。又问:欺骗敌人是恶行吗?把俘虏来的敌人卖作奴隶是恶行吗?学生:这是善行。再问:照你说,盗窃对朋友是恶行。但是,如果朋友要自杀,你盗窃了他准备用来自杀的工具,这是恶行吗?学生:是善行。接着问:你说对朋友行骗是恶行,可是,在战争中,统帅为了鼓舞士气,对士兵说,援军就要到了。但实际上并无援军,这种欺骗是恶行吗?学生:这是善行。人的善行,就这样转化,充满了矛盾,人们对于善行的见解,只是一些不确定的意见,离真理——那个“不动的一”还很远,经此一番对话,真理已然诞生:为了善行,新神必须来临!
雅典人认为,神比人强,神能决定人命运,而非教人以善行,神就应该不问对错是非,只管利害成败,这符合雅典人固有的帝国主义气派。一般来说,有怎样的人,就需要怎样的神,一国之神,通常都是由民意集合所造就的信仰公共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代表和国民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标志,谁都不能碰,碰了,就要触犯神圣的民意。
可苏格拉底就碰了,以“真理”的名义,触犯了神圣的民主制。
于是,就有三位雅典公民将他告上法庭,告他不敬神,而且危害青年。对此,他作了申辩,他的学生柏拉图,为他留下了《申辩篇》。在申辩中,他根本不为自己辩护,而是继续宣讲他的神,一而再的触犯民意,终于激怒法庭,宣判了他死刑。
若为他自己辩护,他本可以不死,若为其神辩护,那他就得死。
申辩一开始,他就表示将依法答辩,但成败却取决于“那位神”。他说,“现在神给了我一个岗位”,“你们都知道,是神命令我这样做的”,“我想,是神把我拴在城邦上的”,“我这样一个人是神赐给城邦的”,“我做这件事,我认为是奉了神的命令”,申辩一结束,他就无所谓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这两条路哪一条比较好,谁也不知道”。
值得他用生命来辩护的神,是怎样的“神”?显然不是那些来自奥林波斯山神话的神,亦非由传统所认可的城邦守护神。他的神,不从神话来,不从历史来,也不从“头顶上的星空”——自然来,而从自我来,从“心中的道德律”来,神在我心中。
他的信仰,脱离了原始的神话属性,脱离了城邦的国家属性,开始了“心灵的转向”,我们“头顶上的天空”,不光是日月星辰的自然天空,不单是由逻各斯来开显的命运天空,它从诸神角逐由最高权力意志主宰的神话天空,转向自我与道德律的人性天空。那是真理和美德的天空,是最高的善和最高的智慧之所在,是灵魂得救的天堂,从内心到天堂,本就是个“不动的一”,而上帝就是“不动的一”,是真理和美德的完满化身。
苏格拉底的申辩,从神开始,以神结束,神就在他心里,向他发出声音,当原告指控他不敬神明时,他回答说,我相信这世界上有神明们的存在,但我是我的先知,我知道神在哪里。神啊!你就在我心里——即心是神。在我里面还有个我,那是我的自我——与身体之我共生的心灵之我,那是我的灵魂。自我从内心里发出声音,让我倾听,原来它就是“那位神”。
苏格拉底还提到从小就附在他身上的某个神物,或称“守护神”。那是一个声音,每当响起那声音,都是对他的喝阻,唯独这次,那声音没来阻止他,使他确信死无疑是好事,他说,我所作的一切都遵照“那位神”的指示。
神命令他考查自己,考察别人,因为,未经考查的生活不值得过。他像牛虻,紧叮每个人,叮嘱人们关心自己的灵魂和美德,教人如何过上好的生活,按照神教给他的方式生活。他仿佛在说,让我来教你们敬神的正确方式,教你们真正的虔诚吧!苏格拉底与耶稣相似,他们心中都有神,都为“那位神”付出了生命。不过,苏格拉底的神在内心,还不是创世者和宇宙主宰者,而是与生命一体的灵魂。
本来,人与神的差异,在于人有一死而神不死,可人一有灵魂,人也就有不死了:肉体虽死而灵魂不灭。灵魂是什么?苏格拉底指出,就是知识与美德,智慧与善行,以人格的方式存在于人,正如那位流泪的以弗所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言:“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性格决定命运。苏格拉底自信,只遵从自我之神——“我是我的守护神”。
对于城邦守护神,他表示,若非由自我确认,便不可信。阿喀琉斯的无畏值得模仿,而阿伽门农刚愎自用,还有奥德修斯和西绪福斯的狡诈,就应当怀疑。
对于传统守护神,他没有全盘推翻,也不全然认可,他认为,要经他考查合格后,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守护神,而守护神的首要标准,就是美德和善行,就此而言,我就是神。苏格拉底新神,严格说来,还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原型,而是基于自我的“性格守护神”向最高存在的“人类守护神”的升华,是其个体性以哲学方式而非以神学方式向普遍性转化。申辩,是升华的开始,而死,便是转化的完成。生死关头,新神出现。
苏格拉底之死
对于原来那些神,他的态度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孔子。
同样做圣人,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做得那么认真?可以说,他是用美德和善行的标准,对神的品位进行审核,一一指正。这样的价值重估,对于信奉那些神的众生来说,可以说是啪啪打脸,在一个被民主氛围娇惯的国家里,谁让民众不但脸上难堪而且心里难受,那他肯定就是人民公敌,他为什么尝试着要去挑战人民的信仰呢?因为他要做圣人。
他为新神到来,献出了生命,成为了西方文明中的第一个圣人。
可民主制度似乎不需要他这样的圣人,不需要那个“不动的一”。尤其那时,文化个体性原则之于希腊,虽已萌发,却未长大,在民主制的制度安排中,可有个人权利伸张,却难为自我意识担当,能确立少数服从多数,却难容独立个体,因为那是“不动的一”,雷打不动,神推不倒,以个体对抗国体,同群众格格不入,终成人民公敌。
群众是民主的灵魂,以平等为天命,令卓越难以安身,常与自由逆行,这是民主制的一个悖论,无自由不成民主,有民主却自由难行,恰如雅典,其始也,因自由而兴,以民主而立,其终也,因平等而衰,由民治而败,所以,他,苏格拉底,一个“不动的一”,特立独行,成为了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反对民主平民化而且平庸化的圣人。
但圣人死了,从此不再,因为上帝已来,此与中国情形正相反。
殷周之际,殷丧其邦,上帝死了,死于圣人革命。革命,由文、武而周公,孔子“吾从周”,接踵而至,“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还“梦见周公”,以此,为圣化立了个圣人谱系,也为他成为圣人打了个道统的底子。后来,历代王朝都将其政统相配于道统,以之与文化中国相通,正是在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的结合点上,孔子成为了圣人。
苏格拉底之于孔子,可谓后生,后于孔子约八十来年,符合孔子那一问:“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是的,他是一位“后生”,是孔子曾经预告过的“来者”,他也要做圣人,在西方,做一名令孔子都“可畏”的圣人,但结果却失败了。
说起失败的原因,或曰种种,总言之,可归咎于圣人在西方水土不服,不宜于当时的国体和政体,也不被人民的信仰所接受。“神是不动的一”,他也是。试问此“一”,哪个城邦能担当得起?纷纷城邦,各有其神祗,怎能都让位于“不动的一”?神以唯一,当为一神,但此一神,看似摩西的那个上帝,但它却非基于宗教,而是出自哲学,乃哲学理念神,虽然都否定神话,取缔诸神,但摩西以约法,而他以理念另走一路。
用哲学取代神话,用理念神取代神话神,他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但他能影响的,其实也就柏拉图那么几个人,多数人都被他惊呆了,害怕他说出真理。
孔子跟他不一样。以其深谙《易》理,故能于变易与不易间游弋,能以“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对神敬而远之,且引导中国民意。其实,民意之于神祗,不求唯一,亦如孔子,貌似尊崇,求其福佑而已,谁肯将身家性命全都押注到信仰上去?
做圣人,一要有民意支持,二要有传统支持,孔子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可苏格拉底,既反传统,又反民意,看来圣人做不成了,那么,还是做个神吧。然而,行吗?新神已来临,但来的不是他的哲学之神,而是摩西的宗教之神,唯一性的神——上帝。因此,他的自我,只能像幽灵那样,存在于哲学里。
雅典是个洞穴,是个民主制的洞穴,洞穴里滋生的民意,竟然要他去死,可见民意是个多么恐怖的东西,尤其跟信仰有关的民意。而孔子在“天听自我民听”的中国,虽也有如丧家犬,有其惶惶不可终日时,但还不至于被人当作人民公敌处死。
在君主制里,孔子难免要冒犯君主,难免要得罪贵族,但他不会冒犯群众,得罪民意。而民主制里,最容易冒犯的就是群众,最容易得罪的就是民意,得罪了君主,作为个体,还可以“有道则进,无道则退”,“从道不从君”;得罪了民主,就得被放逐,在雅典就曾有过“陶片放逐法”,若不接受放逐如苏格拉底,对不起,那就得死。
苏格拉底死了,谁要他死抱着真理,定要做那“不动的一”?
有关苏格拉底之死,柏拉图是这样说的:临死前,学生去看他,桑蒂比——他的妻子,抱着他们的小儿子坐在他身旁,看见柏拉图等人来了,哭着说:噢,苏格拉底,这是你的朋友最后一次来与你交谈了。于是,他让人将哭喊的妻子送回家,然后说道:我的朋友们,这就是人们称之为欢乐的那种东西!
他这样来谈欢乐,他说:欢乐与自己的对立物——痛苦相联,它们本来是不可能在同一时刻降临到同一个人身上的,但假如他能执著地追寻其中的一个,并且牢牢地抓住它,那么他很可能同时感受到另一个的存在,它们两个就融入了他的头脑中。
他又说:若伊索来思考这个问题,他肯定会用一个寓言来讲它们,先是如何进行激战,然后,神又如何使它们重归于好;若是它们不愿意和睦相处,神就会将它们的脑袋捆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当它们中的一个来到任何人身上时,另一个便会接踵而至。我所感受到的正是这一情景,当痛苦跟随着镣铐来到我身上时,欢乐很快也降临了。
学生克利托问他身后事,他轻轻一笑,对众人说:请相信,这个正在说话的我,就是真实的我,可他觉得我很快就会变成死尸,所以,问我如何掩埋我。接着,他又说:我说过,饮鸩之后,我将与你们分离,去一个欢乐的世界,这些你们都知道了,但克利托肯定不这样认为,以为只是为了安慰你们而已。
这时,太阳快要下山了,他也没多说什么,陪审团派人来了。苏格拉底对来人说:朋友,向你道别了,我将按你说的去办。
来人含泪而去。苏格拉底对学生说:这是个多么好的人啊!自从我被关进这里,他就时常来看望我并与我交谈,你们看,他是多么真诚地为我而哭泣!
于是,喊克利托:请你过来,让我们执行他带来的命令吧!克利托说:可现在太阳还未下山呀!我知道,有些人是要到最后一刻才喝毒药的,他们总是先大吃大喝一顿,还要享受一下他们最喜爱的活动。所以,请你别太匆忙,现在还有时间。
可回答却是:克利托,那些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这样做,当然是对的,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有益处,而我反之也是对的,因为我觉得推迟没有什么益处。
我若抓住生命不放,企图苟延残喘,那我就会瞧不起自己。
我的最后时刻已来临,我不想躲避,来吧,照我说的去做。
克利托不说什么了,他对站在旁边的一个男孩,点了点头。
男孩跑出去,过了一些时间,带了个端着毒药的男人回来。苏格拉底对来人说:好吧,朋友,关于这类事情,你一定知道得很多,我该怎么做呢?那人说:没别的,你只须将毒药喝下去并来回走动就行了,当你感到双腿沉重时就可以躺下了。
来人将杯子递给他,他瞧了一眼毒药,脸色没变,手也没颤抖,抬头睁大眼睛,看着那人,一如平时,说:我是否要洒一些毒药在地上敬敬某位神灵?
而回答则是:苏格拉底,我准备的毒药,刚够一个人喝的。
我明白了,苏格拉底说: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向那些神灵们祈祷,因为离开尘世对我而言,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说着,将杯中毒药一饮而尽。
柏拉图说:此前,我们还能忍泪,但见他把毒药喝下去时,泪水就像决了堤,我用袍子蒙住头,独自哭,而苏格拉底却说: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这些人!这时,我们才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大家尽可能地控制住啜泣。他来回走着,过了一会儿,他说感到双腿沉重了,于是,躺了下来,因为,这是刚才那个送毒药的人对他的忠告。
一个监刑狱吏将双手按在他身上,摸了摸腿脚,然后,使劲掐了掐,问:疼吗?他说:不。又掐了身体其他部分,边掐边说:一股寒气正在上升,从下往上,当寒气到达心脏时,他将死去。说着,便将盖在脸上的布揭开,让他留下最后的话:
克利托,我还欠伊斯科莱普斯一只鸡,你一定替我还给他。
好的,克利托说:但请你想想,还有其他话要对我们说吗?
对此问题,他未作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动弹了一下,脸上的布,再一次被揭开,两眼已然被定住了,见此情形,克利托只好帮他合上了双眼和嘴唇。
一切都结束了,这个我们熟悉的、最聪明的、最正直的人,离我们而去了,这也就是柏拉图说的苏格拉底之死。人总有一死,还能死得比这更好的吗?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