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文  把人看成是一种符号化、概念化、寻求意义的动物的观点，在过去的几年内，在社会科学与哲学中变得越来越流行；努力从经验中获得意义，并赋予其形式与秩序，这种努力明显地与我们更熟悉的生物学需要一样，是真实而又迫切的。

艺术的美学作用与后工作

讨论现今时代的意义问题，可以先从工作的未来谈起。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绝大部分工作，不仅越来越少意义，反而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无意义；其次，可见的现实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工作带来巨大的威胁。

在人工智能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作，正在见证一场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危机。过劳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表象之一，另一个表象则是工作岗位的日益稀缺。整个劳动力市场，包括制造业（由机器组装的汽车和计算机）、零售业（完全由计算机操纵的商店）以及运输业（无人驾驶的汽车和火车），都在渐渐趋向或经历着最终的全面自动化。人工智能将接手许多曾被认为不可化约的工作，从市场营销到投资银行，从准备法律合同到教授数学，就连“较高层次”的认知和智力工作也不能幸免。

劳动力市场的萎缩对有工作的人和没工作的人而言，影响相差无几。就业竞争压低了工资，同时对人们的工作效率和奉献精神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一大批前途不可限量的员工时刻整装待发，一旦我们出现闪失，他们就会取代上位。这将加大我们的工作压力，切断我们的退路，让我们产生一种听天由命、万念俱灰和身陷囹圄的感觉。

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拼尽全力维持着体面的生活，或是仅仅想要生存，却发现自己被困在充满压力、没有成就感的工作之中，疲于奔命。这也就是“内卷”或者“躺平”成为中国社会流行语的内在原因。

这种迫在眉睫的危机呼唤一种针对“后工作”（post work）时代的新思想，意在致力于解决未来世界中“没有工作”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

全民基本收入，即政府为每位公民提供的一笔收入，旨在保证公民维持基本生活，无须接受经济状况调查，这一概念正在激进社会政策圈子的热捧，并已然成为“后工作”政策和相关讨论的核心支柱。

然而，正如许多“后工作”思想者所言，“后工作”的未来世界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它既是政治的、务实的，也关乎人类生活的意义。在下一个世界中，工作场所不再是迫使我们追问生命意义所在的中央世界。如果不工作，什么能让生活有意义？如果工作不是我们天生具备的根本属性，那么我们又是什么样的人？

我会和此前的许多思想者一样，把救赎的希望寄托在艺术上。艺术家生活在想象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里，要将我们的目光从真实转向虚构和幻想。他们很少采取具体的行动，这使得他们成为那些追求美德和诚实之人不断质疑的对象。

在《理想国》中，出于各种原因，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将艺术家驱逐出理想城邦，其中最重要的是，艺术家不仅对正确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没有任何贡献，也没有告诉我们它们是什么。

苏格拉底哀叹，即使是所有诗人中最受爱戴和尊敬的荷马，也没能制定出一部宪法、发动过一场大获全胜的战争、推行一种切实可行的策略，或者致力于公共服务。艺术家也许有令人无法抗拒的娱乐精神，但作为生活向导，他们却一无是处。

大约2300年后，奥斯卡·王尔德颠覆了柏拉图的价值体系，将这种“无用”提升为艺术家的最高美德。通过抵御那种控制着其他所有人的积极冲动，艺术家摆脱了现实的局限性，找到了通往无忧无虑梦想生活的路径，那是“一种不以做什么为目的，只为存在的生活”。

尽管苏格拉底和王尔德持相反立场，他们有个观点却如出一辙：艺术的创造和享受，含蓄地表达了艺术家对生活目标的婉拒。艺术作品得以存在的事实，指向了人性中一种不必要的，甚至是无用的维度，一种对有目的行动的抵制。我们在读诗或看画时很难寻获任何切身的实用效果。

与这一论点截然对立的是，艺术领域十分有利可图，也常常出于各种目的为人所用，就连最新的NFT也是如此，所以，艺术从来是我们的生活、世俗现实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与现实分离的世外桃源。

这无疑可以解释为什么如今的艺术需要不断从商业价值或社会效用的层面来证明其使用公共资源（金钱、空间、时间）的合理性。艺术必须在经济或社会上有利可图。

我们当然可以拿艺术品做各种各样的事，表述林林总总的故事，但人们仍然心怀隐忧，因为一件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就在于它“不被使用”——无关他人的行动。正如法国作家、评论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所说，“艺术的行动力贫瘠且微弱……一旦艺术以行动来衡量自己，这种刻不容缓的行动只能把它置于谬误的境地”。

如果我们不以行动来衡量艺术，而是把艺术当作生活中一个不适合这种度量标准的领域，那将会如何呢？在一篇颇具煽动性的文章中，布朗肖认为，浪漫派艺术家自诩为神圣的“创造者”，让自己取代古代诸神的地位，却因此失去了所有神迹中最神圣的一种：在几乎所有关于世界起源的神话，尤其是在《创世记》的叙事中，神明不仅会创造，还会休息。浪漫派艺术家误以为自己的神性在于“劳动创作”，其实这是“最不神圣的神迹，让上帝成了每周工作六天的劳工”。

真正的神性不在于工作，而在于不工作。任何人都能工作，但不工作是上帝的特权。艺术家和上帝一样，也不是“劳动者”。

建筑师用石头砌墙、架桥或建造日常生活中其他有用的东西，而雕刻家只用石头将想象世界中的东西变成现实。无论艺术家看起来多么努力，其作品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用途和功能。那些自称纳税人，却将艺术家视为懒虫或废物的人也证明了同样的观点——这个世界并不像需要泥瓦匠或医生那样“需要”艺术家。

所以，哪怕我们不是艺术家，我们可否在我们的生活中迎回这种神圣的懒散并加以效仿？这种懒散从当代生活中消失，可能既与工作的神化有关，也与社会的世俗化有关。我们太着急做各种事情，进行各式选择，忘记了应该懒散，应该无聊，应该无所事事，应该待着，而不行动。是否存在一些无意义的东西，反而构成有意义的存在？

为什么因果关系的世界难以接受？

以上讨论涉及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让我们抛开哲学和艺术的说法，从科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宇宙始于130多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一些恒星在很久以前爆炸了，把所有的元素从它们的核心喷入太空。大约45亿年前，在我们银河系的一部分，空间中的物质开始坍缩。这就是太阳、还有它周围的太阳系，以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材料的形成过程。

由此，你身体里的一切，以及你周围能看到的一切，都是由称为“原子”的微小物体组成的，小得你根本无法看到。从最基本的成分来看，你和岩石、水、动物、植物和空气分子，并没有什么不同。

相信原子论的人是“一元论”者，他们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受同一套物理定律的支配，而且这些定律在今天我们大都掌握了。宇宙中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归为物理学，物理学是最重要的。物理学解释化学，化学解释生物学，生物学解释生命，生命解释意识。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一元论叫做物理主义。

DNA是生命的遗传物质，而它的美丽的双螺旋结构，是剑桥大学的科学家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共同发现的。那么这个结构具有什么意义呢？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自然》杂志上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假说”，即“你，你的快乐和悲伤，你的记忆和你的野心，你的个人身份和自由意志感，实际上只不过是大量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假说很惊人，但绝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它说出了一种再非常明显不过的事实。当然，他们也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观点让很多人感到不安。原因有三个：

首先，很难将自由意志转化为一个简单因果关系的世界。这里我提到自由意志，这也是哲学上的一个深奥话题。在这里采取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谓自由意志，就是能够在不同的行动中进行选择。判断一个行动是好是坏，只有在这个行动是你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自由意志意味着人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情。除非人们有某种自由意志，否则像建议呀、劝说呀、禁止呀这一类的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

自古以来，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就认为，文明取决于对自由意志的广泛信仰，而失去这种信仰可能是灾难性的。比如，伟大的启蒙哲学家康德就相信，自由与善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他认为，如果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那么强调人应该选择正义的道路，就没有丝毫价值了。

那么，什么又叫因果关系的世界呢？简单来说，就是每一个原因都有一个相关的结果。因果关系有多重要？在我们受教育的过程中，在几乎每一个学科的学习中，它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在数学中，它是理解运算顺序或重新组合等概念的一种方式。

在阅读和写作中，理解因果关系可以帮助你们学会更有批判性地阅读，并写出具有迷人情节和人物的故事。

在科学中，可以帮助你们理解科学方法。

在历史中，它提醒你一个历史事件是如何在一系列原因和行为的链条中达到高潮的。

在社会关系中，因果关系是学会更合适地参与的一个关键方式。

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科学界已经越来越大胆地宣称，所有人类行为都可以通过因果律来解释。比如，我们选择命运的能力不是自由的，而是取决于我们的生物继承性。

近几十年来，对大脑内部运作的研究打击了自由意志的观点。大脑扫描仪使我们能够窥视一个活人的头骨内部，揭示出错综复杂的神经元网络，并使科学家们达成广泛共识，即这些网络是由基因和环境形成的。神经元的发射决定了我们所有的思考、希望、记忆和梦想。

这就来到了让普通人感到不安的第二大原因：我们被突然告知，我们都只不过是化学品和电子冲动的化身。尽管母亲从小就告诉你，你很特别。你实在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就是像iPhone、胡萝卜或飓风一样基本的“东西”。

这很难让人接受。这时另一种思想流派，我们称为二元论，就站出来表示反对了。二元论者认为宇宙是由两个（或更多）的东西组成的。是的，当然有原子，但还有别的东西。

这些别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我们大概首先会想到那些宗教的信奉者，对此有一个确定不移的答案。他们认为，这世界上既有物质，也有灵魂。他们不相信科学家是一切知识的验证者，也不认为，人类凭着自己，从“没有偏见”的观点出发，不靠造物主的启示帮忙，就能认识人的一切本质。

所以，人们容易将二元论立场归于信仰层面，认定它缺少理论上的合理性，同时把一元论看作理性的和现代的。虽然那些相信上帝、或灵魂、或鬼魂、或“生命力量”的人确实是二元论者，但二元主义的帐篷要大得多，包含许多没有宗教含义的观点。我在这里谈的不是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区别，因为无神论和有神论是对上帝的信仰，而一元论和二元论是对现实本质的信仰。

除了宗教，思考二元论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认为宇宙是由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组成的，精神上的东西包括希望和遗憾、爱与恨等等。虽然这些事情可能是由大脑中的物理过程引发的，但它们的体验却并不是物质性的。这是一个微妙的差异，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异。

一元论者认为，所有的原因最终都是物理性的，但对所有生物体，特别是我们这个物种来讲，奇怪而奇妙的事情是，机械性的物理过程以某种方式产生了一些现象，却无法还原为纯粹的物理过程或由它来决定。尤其是人类的大脑，产生了人类的思想，虽然受制于物理规律，但却受到非物理因素的影响，包括其他思想带来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会导致我们改变自己的想法，做出改变自身世界轨迹的决定。

我们是物理生物，但我们不只是物理的。我们有自由意志，因为我们是心灵、意义、思想的生物，而不仅仅是物质的产物。

不过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科学世纪当中。对自由意志的怀疑除了在实验室里不断爆出成果以外，也开始渐渐进入主流认知。例如，在过去十年中，使用神经科学证据的法庭案件数量增加了——主要是被告往往辩称，是他们的大脑让他们这样做的。大脑现在正在获得从音乐到广告等各类事物的解释权。决定论者正处于上升阶段。这里的决定论，可以大致理解为“相信人类行为是物理法则的产物”。

这种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给我们带来恐慌。因为自由意志的假设贯穿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福利规定到刑法。它渗透到流行文化中，并支撑着那些奋斗的精神与励志的梦想——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在生活中有所作为，无论他们的起点如何。如果我们越来越多地把对自由意志的信仰看作是一种错觉，那么所有那些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上的行为方式，乃至制度和文化，会发生什么？

2002年，美国的两位心理学家产生了一个简单而绝妙的想法：与其猜测人们对自己的选择能力失去信心时可能会发生什么，不如做个实验来看看。凯瑟琳·沃斯和乔纳森·斯凯尔要求一组参与者阅读一段论证“自由意志不过是一种幻觉”的文章，另一组则阅读一段关于这个话题的中立文章。然后，他们让每组的成员接受各种诱惑，并观察他们的行为。对抽象哲学信仰的差异，是否会影响人们的决定呢？

是的，确实如此。两组成员被要求进行数学测试，由于作弊很容易，那些认为自由意志是虚幻的人，更有可能非法偷看答案。当给他们一个偷窃的机会，那些自由意志的信念被破坏的人，偷窃得更多。这个心理学实验证明，被诱导不去相信自由意志的人，更有可能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好像，当人们不再相信他们是自由人的时候，也就不再认为自己的行为应当受到责备了。因此，他们就开始屈服于他们的基本本能。

在更多的实验当中，心理学家得出了更多类似的结论。比如，那些更强烈地相信自控能力的员工，会更经常地按时上班，并被主管评为更有能力。事实上，对自由意志的信念比自认的职业道德等既定措施更能预测工作表现。而除了工作，对自由意志的信念较弱，也与学生的学习成绩不佳相关。

还有，自由意志信念也影响到人的利他主义。例如，对自由意志信念较弱的学生比起信念较强的学生，更不可能自愿花时间去帮助同学。同样，那些听信了“科学已经证明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的陈述而被激发出决定论观点的人，不太可能给无家可归者送钱或借给别人一部手机。

由此来看，相信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已被证明会使人们缺乏创造力，更有可能墨守成规，更不愿意从错误中学习，更不情愿彼此感恩、互相帮助。各方面的反馈都指向一个结论：当我们接受决定论时，我们似乎放纵了自己的黑暗面。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沃森和克拉克假说的惊人性质了。它遇到的一个大麻烦是：如果道德责任取决于我们对自由意志的信仰，那么随着决定论信仰的传播，我们是否会在道德上变得越来越不负责任？

所以，第三个普通人难以接受科学家看法的理由是，很难从“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来自先前的事件，并且最终可以从分子运动的角度来理解”这样的观点中，导出普遍的道德准则。说句极端点的话：杀死一个人似乎没有比砸碎巨石更多的道德后果。

归根结底，如果没有自由意志，那我们生活的意义感就会丧失。而且，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社会，是一个既没有英雄也没有恶棍的社会。想想看，人们正在考虑是否要履行他们的责任义务，比如在战争中跳伞到敌人的领土上，或者更平凡的职业要求，比如冒着风险去报道一些不法行为，如果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接受没有自由意志的说法，那么大家就可能会说：“无论他做了什么，他其实都没得选——我们不能责怪他。”个人因此知道，如果采取了某个自私的选择，也不会遭受谴责。这样下去对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决定论不仅破坏了指责，也破坏了赞美。假如，我确实冒着生命危险，跳入敌方领土执行一项大胆的任务，事后，人们也会说我别无选择，因此不值得赞扬。就像削弱指责会消除做坏事的障碍一样，削弱赞美也会消除做好事的动力。在此情况下，我们的英雄就会显得不那么鼓舞人心，我们的成就也不再值得一提，结果，我们很快就会陷入颓废和绝望之中。

超越进化论的文化战争

所以，自由意志似乎不存在，但人类社会却又离不了。

在自由意志的事情上，我们遇到了可欲价值不兼容的问题。科学家们日益相信，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如果你是严肃的学者，很少愿意建议人们去相信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可如果人们相信了科学家的话，接受决定论的图景，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极其糟糕。

以色列海法大学的哲学教授索尔·斯米兰斯基为此得出了一个痛苦的结论：关于自由意志的真理，不能让大家内化。斯米兰斯基的观点非常矛盾：自由意志确实是一种幻觉，但社会必须捍卫这种幻觉。如果要在真与善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为了社会的利益，真必须去除。

我对这个答案不太满意，总觉得人们是不是把自由意志和决定论过于对立了？自由意志和决定论难道不可以共存吗？它们只是在不同层面上描述了我们的行为而已。

我们显然都没有我们愿意相信的那样自由。没错，我的选择受到限制，受到物理学定律、我的遗传基因、教养和教育、我存在的社会、文化、政治和智力背景的限制。决定论者说得很对，我在某一时间出现在这个宇宙之中，出生在我的父母那里，出生在我的祖国，出生于某个种族，这些都不是我的选择。在生命的早期，我不能决定自己的饮食，以及我与成年人和同龄人的互动。我不想生病，我也没有选择变老和死亡。

但即使我的选择是相当有限的，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我没有绝对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我完全没有自由。为什么这么多人把“自由意志”等同于“非决定论”？我们的选择是可以预测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做选择。而鉴于我是我生活中的主要演员，所以我最好对我的行为负责。

像我前边所讲的，自由意志是社会中的责任、赞美和指责概念的基石。归根结底，它事关你对自己生活的控制程度。如同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弗·科赫所说：“自由始终是一个程度问题，而并非我们拥有或不拥有的绝对的善。”

所以科赫建议，从有关物理学、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最新研究中，不妨吸取两个教训。

首先，采取一种更加务实的自由意志概念。努力使自己尽可能不受约束地生活，唯一的例外是刻意和有意识地强加给自己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出于道德考虑：不要伤害他人，尽量让地球比你到来的时候更好。其他考虑包括家庭生活、健康、财务稳定和心态。

第二，试图了解自身无意识的动机、欲望和恐惧，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对自己的行为和情绪进行反思。

这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兜兜转转回到了哲学上——难道这些不是所有文化中的智者几千年来所开示的教训吗？古代希腊人将“认识你自己”铭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入口上方。而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种持续的内部审视使你对自己的行为、欲望和动机的敏感性更加敏锐。这将使你不仅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而且会令你的生活与你的性格及长期目标更加和谐。

神经科学家萨姆·哈里斯宣称：如果科学界宣布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它将引发一场文化战争，其激烈程度将远远超过在进化论上发动的战争。在我们生活的年代，进化论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真理；但我们的孩子们，或许在他们成长的年代，哈里斯所说的文化战争会不可避免地全面铺开。

这是因为，有关自由意志的辩论是如此顽固地存在，我们在两个层面上的解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一方面，将人类视为自然界因果链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将人类视为自主的、有创造力的、有思想的生命。

然而，我们一定会慢慢走向对这两个层次的更好理解，这将比更自由或者更决定论的幻想，都更加有助于我们最终成为更好的人。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