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低碳产业，持续推进重点行业及相关领域的绿色化改造，对引领经济平稳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为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经济观察报》社发起“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系列专题栏目，结合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与当前发展目标，对当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深度解读和探讨。

本期我们采访了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创始秘书长杨再平，就“以ESG为契机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话题展开分享。

以下为分享实录：

可持续发展，是2015年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通过的2030年全人类重要议程，也是我国1994年以来反复重申、十四五规划又进一步强调的重大发展战略。就本人理解，可持续发展可分为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两大平衡，前者在上述联合国通过2030年17项议程中占7项，后者占10项。二十大报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上升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再次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同时再次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亦即社会生态平衡的现代化。

宏伟的可持续发展愿景不能没有相应的微观基础

如此宏伟的人类与国家发展愿景，当然不能没有相应的微观基础，即成千上万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主动追求配合，舍后无异于沙滩建楼或空中楼阁。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即以公司企业为法人实体的市场主体。而市场主体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除非与自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收益与成本能充分反映在市场价格中，并充分内化为市场主体的收益与成本，从而充分体现在其目标函数中，否则自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市场主体的直接追求，甚而被其利润最大化目标所排斥。

而外部经济与不经济现象的普遍存在，刚好表明自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收益与成本不能充分反映在市场价格中，不能充分内化为市场主体的收益与成本，从而不能充分体现在市场主体的目标函数中。所谓外部经济，即市场主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其无法通过市场交易索取的收益，经典案例如果园旁边的蜜蜂养殖场，蜜蜂在果园里四处飞舞采集花蜜，不仅使养殖者得到收益，而且也为果树传播了花粉，从而提高了果园的产量。外部不经济，系指由于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其无法补偿的成本，比如化工厂向外排放污水，污染了渔场，导致了渔场的经济损失。这又进一步引申出外溢效应的概念，其把社会收益大于市场主体收益的部分称为外溢收益，把社会成本大于市场主体成本的部分称为外溢成本。内在收益和成本是指从市场主体角度计算的收益和成本；社会收益和成本是指从社会角度计算的收益和成本。外溢收益与成本合称外溢效应，前者减后者可谓净外溢收益，反之可谓净外溢成本。很显然，只要外部经济与不经济或外溢效应存在，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失效。在这场合，市场主体追求自己的利益，未必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就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原创发现者斯密也关注到：“靠利润为生的人……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

自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抑或自然与社会生态平衡，正是外部经济与不经济或外溢效应大概率存在的领域，因而也是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大概率失效的领域，因此，为自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计，人类社会必须也一直在寻求另类机制，以制约引导成千上万市场主体积极主动追求配合自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正如英国亿万富豪、维珍银河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所声称的：“阻止气候变化的唯一选择是让企业界能够从中赚钱。” 在经历过疫情以及飓风、森林火灾和洪水之后，世界各地的企业都意识到，除了在其商业模式中容纳进气候变化因素之外，已经别无选择。罔顾现实的“一切照旧”思想，已迅速被适应现实和缓解问题的思路所取代。

ESG或为强化可持续发展微观基础的重要契机

ESG，即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Social responsibility、Corporate Governance），作为衡量企业和组织可持续发展绩效的评价体系。基于 ESG 评价，投资者可以通过观测企业 ESG 绩效，评估其投资行为和作为投资对象的企业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贡献，其核心是希望能够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在商业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与传统财务指标不同，ESG 从环境、社会绩效以及公司治理的角度去审视公司应对风险、长期发展的能力，是一种新兴的企业评价方式。对企业而言，ESG 理念也是一种更加先进、更加合理、更加具有大局观和全面性的公司治理思路。

从20世纪4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出现，人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评价体系，以指导企业在追求经济绩效和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间取得平衡。在经历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理念、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社会责任投资理念等多种方法后，综合考虑环境影响、社会效益和公司治理水平的 ESG 理念逐渐被采纳。自从2004年联合国发起倡议报告"Who Cares Wins—Connecting Financial Markets to a Changing World"，提出 ESG 概念后，ESG 评价体系已成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广泛使用的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方法。

ESG 评价体系一般由三层或更多层指标体系构成。一级指标一般指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二级指标一般为各维度下的主题或议题，例如能耗、员工发展、决策层独立性等。三级指标一般是各主题下的更具体、可衡量对比的考察点，例如总耗电量、可再生能源生产量、人均培训小时数、独立董事比例等等。ESG 评级所依赖的信息可以分为外部信息和内部信息。外部信息一般来自政府、媒体、其他组织等；内部信息是企业自己公开披露的信息，一般是年度报告、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官网、临时公告等。大部分评级机构都同时采集分析外部和内部信息来进行企业的 ESG 评级。

我国在正式引入ESG理念与体系之前，与之相关的研究与探索主要集中在环保的信息披露和绿色金融等方面。中国的 ESG 起步虽然较晚，但发展速度极快。一方面是因为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可持续发展”、“绿色”等核心思想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发展战略不谋而合。自从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后，中国绿色金融和 ESG 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综上所述，ESG即为制约引导成千上万市场主体积极主动追求配合自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另类重要机制之一，或为强化可持续发展微观基础的重要契机。

凝聚各方意愿与动能共同打造有效ESG机制

不过，在笔者看来，要使ESG成为制约引导成千上万市场主体积极主动追求配合自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另类重要有效机制，从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还需凝聚相关各方的意愿与动能，共同打造充分体现相关各方利益压力的ESG。如果说，市场主体“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那么充分体现相关各方利益压力的ESG，也能成为加在市场主体身上的强制，从而成为制约引导市场主体积极主动追求配合自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

 一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积极作为，让ESG成为加在市场主体身上的强制，至少应一定程度强制要求重要性市场主体参与ESG评价，进行ESG信息披露。比如，世界各国和地区都以法律法规要求 ESG 信息披露。在国外，欧盟推出了包括《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在内的一系列的法案，对企业的 ESG 信息披露和金融机构投资纳入 ESG 策略等提出了要求。美国《2019 ESG 信息披露简化法案》也强制要求符合条件的证券发行者在向股东和监管机构提供的书面材料中披露 ESG 相关信息。在国内，中国证监会于2021年6月28日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格式准则，对环境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做出了半强制或强制的规定（重点排污单位有排污信息等强制要求）。深交所修订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对上市公司是否主动披露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履行情况进行考核。今年3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已对在深金融机构提出了强制披露环境信息的要求。香港特区政府要求所有在港注册公司必须提交 ESG 报告，强制披露 ESG 相关信息。香港联交所自2013年推出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ESG 指引）也一直在不断修订完善。

二是投资者应充分认识到，在自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下，ESG相关资产定然优于非ESG资产，ESG投资是长期主义重要选项，负面筛选应成为重要投资策略。ESG 投资是指在投资过程中，除关注财务和业绩指标外，将 ESG 因素纳入评估决策中，以获得风险调整后的更高收益为目标的投资实践方式。基于 ESG 评价，投资者可以评估其投资行为和投资对象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贡献，有助于识别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ESG 投资策略主要分为负面筛选法、依公约筛选法、同类最佳法、ESG 整合法、可持续主题投资法、积极股东法、影响力投资法七大类。典型的 ESG 整合策略在权益投资中的应用流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其一，投资者需要针对不同的行业特征制定相应 ESG 评估框架，基于此框架，可以对公司进行评级和打分，将 ESG 绩效量化。其二，投资者以 ESG 评分作为参考，指导估值调整：一方面，在分析公司财务数据时，可以引入重要 ESG因素，对未来收入预测、成本预测和资本支出等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使用估值模型判断该公司未来的市场表现时，可以根据 ESG 因子对参数进行修正。其三，利用调整后的估值进行投资决策。依据 ESG 投资的全球行业组织――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的最新统计，采用负面筛选法投资的资产规模最大，约有 20 万亿美元。ESG 整合策略接近于负面筛选策略的规模，达到了 17.54 万亿美元，其后依序为积极股东法、依公约筛选法、同类最佳法、可持续主题投资法、影响力投资法。中国 ESG 投资发展势头迅猛，即使是在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冲击的背景下，国内的 ESG投资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说明 ESG 的投资理念以其因风险控制而可能获得的超额收益逐渐获得更多投资者的认可。

三是消费者也应从自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出发，至少在ESG与非ESG市场主体提供的同类同价产品与服务之间，优选前者，从而把自己的货币选票更多投向ESG市场主体的产品与服务。全社会应大力倡导ESG消费，这应该成为当下国际国内流行的绿色消费即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等为特征的新型消费行为的重要内容。还可考虑将ESG消费纳入一些金融机构创新设置的“消费者绿色善行”账户，予以正向激励。

四是金融机构应以ESG评价为重要客户识别标志，引导投资者投资ESG资产，优先满足ESG优等生融资需求。比如，联合国2006年成立了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以促进 ESG 的推广。截至2021年6月，全球已有4072家金融机构加入 UN-PRI 组织，资产管理规模高达103.4万亿美元，2006-2020年复合增速为21.9%。目前，近一半的欧盟资管市场和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资管市场已纳入 ESG 标准。在国际资本市场中，ESG 投资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理念和策略。长期以来，欧洲地区一直是ESG投资的引领者和推动者，2012年欧洲市场ESG投资管理规模占比高达66%。但随着ESG理念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推广，尤其随着美国ESG投资的蓬勃发展，其ESG投资规模在2020年超越欧洲成为第一，占比达到48%，欧洲ESG投资规模占比则逐步下降至34%，位列五个主要区域的第二名。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市场，其ESG投资规模在2014年后快速增加，2020年初已超越加拿大和大洋洲，位列第三名。我国自2005年成立天治低碳经济第一只ESG主题基金以来， 2021年受政策推动、监管助力等因素影响，资本市场掀起了一股“绿色浪潮”，以“碳中和”“碳达峰”政策为主线的新能源赛道无疑是市场最为火爆的赛道之一，与之概念相符的ESG主题基金呈现井喷式增长。2021年全市场新发成立了62只ESG主题投资基金，这一数量与过去5年间成立的ESG基金数量持平，新成立基金规模也达到348.93亿元，2022年延续了这一趋势，截至今年5月末已发行33只ESG主题投资基金。公募基金ESG投资站上风口。从收益回报来看，2021年全年灵活配置型和被动指数型ESG基金的平均收益率较高，均超过20%；普通股票型次之为19%，其余类型的收益率均未超过10%。同期沪深300指数累计收益率为-5.20%。

五是规范发展专业、公正、权威的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以确保ESG信息披露与认定的科学性、公正性与权威性。这就有必要制定类似独立审计准则一样的独立ESG评估准则，以作为独立ESG评估机构或评估师在执行独立评估业务过程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作为衡量并确保ESG评估工作质量的权威性标准。这应该包括ESG评价体系大致标准、第三方评估机构准入标准及其行为准则等。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目前正在起草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ISDS），该准则预计2022年年末发布，其披露要求预计会被广泛采用。届时也可以参考国际标准，积极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境内企业ESG信息披露体系，扩大ESG信息披露范围，提高境内企业的ESG信息披露质量。随着 ESG 和可持续投资理念的普及和公众对于环境、气候等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ESG 评价和评级方法也在不断地进化和进步中。不同的评级机构采用的方法以及关注的重点内容各有侧重，但是核心目的都在于选出真正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公司。这就既要与国际接轨，又要本土化。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 ESG 评级方法，就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包括政治、政策、中国企业治理的习惯、行业的发展水平、数据的可获得性等，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考察点、修正细化评价体系。另外，中国经济发展和变化的速度比其他国家更快。所以对 ESG 评价体系本身的调整应该是动态、及时的，以适应中国速度。通过本土化修正，才能增强 ESG 体系对中国企业的适用性，评价的结果也更具有实际意义，更具备参考价值。

一言以蔽之：以ESG为契机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需相关各方共同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