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中国韵味(上)

刘刚2022-12-12 18:13

刘刚/文

尼采的精神变形与孔子的克己复礼

超人从哪里来?显然不从苏格拉底来,苏格拉底已经成为洞穴。

那么上帝那里呢?尼采认为,上帝早就死了,也成了一个洞穴。几千年来,人们就活在这两个洞穴的阴影里,活出了一副奴隶的样子而不自知,因此,超人不可能来自这两个洞穴,要从能够照亮那洞穴的永恒的活火来。

于是,尼采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向古希腊,往前苏格拉底哲学去,在那里,他相遇了一哭一笑两位哲人,一哭,是赫拉克利特,人称“哭泣的哲人”。一笑,则是德谟克里特,人称“大笑的哲人”。哭,是悲剧的诞生,笑,是日神和酒神的联欢;他的另一条腿,前往古波斯,走向了琐罗亚斯德,但他没采用这个希腊译名,而是用了伊朗本土更为古老的一个称呼:查拉图斯特拉。在“言必称希腊”时,他却选择了与古希腊敌对的波斯人的古老称呼,这是为什么?似乎从来没人这样问过。

子曰“必也正名乎”,当尼采放下琐罗亚斯德,而以查拉图斯特拉出场时,他明显将自己的身份认同转向了东方,同样是永恒的活火,他为什么不以赫拉克利特出场?其原因,绝非因为一乃哲学之火,一为宗教之火,而他特别倾向于宗教。其实,对于他来说,哲学和宗教,这两种文明样式,都是被理念阴影统治的洞穴,为末人所在。

那么,可以说尼采向往东方,因而背叛了西方吗?并非如此。有可能是这样的,他是基于日耳曼民族远古记忆里的雅利安想象,宛如还魂般,不仅雅利安人的幽灵得以在日耳曼民族的机体上苏醒,而且雅利安人的原始意识在他的超人身上重启。

尼采以查拉图斯特拉为先知,唤醒了日耳曼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日耳曼人并非都像歌德那样热爱希腊,那么认同希腊文化,就尼采本人而言,他对于古希腊只认同了一半,也就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被他彻底否定了。

他为什么要否定?因为他讨厌“柏拉图幽灵”,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复活的便是这“幽灵”。这“幽灵”以苏格拉底的面目,在西方传统里出现,他与之针锋相对,以其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复活查拉图斯特拉,开辟了一条现代性的思想战线。

2017年2月,英爱尔兰科克大学哲学系教授格雷厄姆·帕克斯 (GrahamParkes),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1期上,发表《尼采与中国古代哲学:权力意志与“德”和“道”的领域》一文,该文指出,尼采主张权力意志是一种自我克服的过程,一个特定的存在者,不仅通过克服他人而扩展自身,而且要以之克服其自身。

这样的提示,岂不就是子曰“克己复礼”?权力意志的作用,居然被引申到孔子那里,乍一看,令人匪夷所思,细一想,又觉别有天地,思想犹如传奇。

若问何为“礼”?在孔子,即指周礼,于今天,对我们而言,则可谓“传统”。若以思维方式言之,就表现为“传统性”的样子,与西方的“现代性”思维正好相对。所谓“现代性”思维,在逻辑向度而非时间维度上,指向现代,反对传统。然而,尼采对此,不以为然,他一反西方历来的“现代性”思维,转而推崇“传统性”,在《偶像的黄昏》里,有一篇《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说:传统如此美丽,就像天才,是“世代积累劳动的最终结果”,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遗产,不是继承而来的东西,都是不完善的。

那么,日耳曼人的“传统性”在哪里?尼采没有寻根古希腊,因为,古希腊是“现代性”的源头,由“柏拉图的幽灵”主宰,故其反转而出,转向认祖雅利安,以查拉图斯特拉来做自己的化身,为自己立言,宣告他的立场:勿从“灵魂”开始!

文化开始的地方,不是灵魂,而是身体,柏拉图用灵魂误导了西方文化,使人离开自己的身体,跟着灵魂上天去,误入神的歧途,耽于信仰的迷思中,在进化之路上,浪费了两千多年,难以进取,所以,尼采要来指出一个正确的地方——身体。

人类的创造性进化,要回到人自身,如孟子所说的“反求诸己”,“反身而诚”,用身体文明取代灵魂文明,这方面,孔子堪称代表,其出身,正如尼采在《持镜的孩子》中所言:野性的智慧,曾在山上怀孕,在岩石之间,诞生了它最幼的孩子。

孔子,就是这样出生的一个孩子,故其生命充满了原始野性。从原始野性里,孔子的生命开始了“三种变形”,正如尼采在《三种变形》里这样说道:我告诉你们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狮子如何变成赤子。

我们在孔子身上,就看到这“三种变形”,当其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自命时,那便是骆驼精神;当其言“杀身成仁”时,就变成狮子的精神了;当其终归于“仁者爱人”时,就回到孔丘——那个山洞和那座山,赤子生命的原生态。

精神的这“三种变形”,指向身体,而非灵魂,在身体的文明方面,孔子本人就是个典范,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养身,有“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养心,以此,向我们展开了一个下学上达的生命历程: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是一个文明的样式,雍容而高贵,有如玉立之美,但这不是尼采的口味,不是尼采的精神选项,却有可能成为尼采的一个参考对象。

孔子的精神变形,后来被王权异化,异化为圣人,用尼采的话来说,孔子已从赤子的“我要”,变成圣人的“你应”了。而尼采要做的,不是做圣人,而是做超人,圣人有圣人的要求,他的口吻是“你应”,超人有超人的追求,其口吻为“我要”。

与“你应”相应的动物形象,是一条用人类意识虚拟出来的龙,尼采说:“你应”横在路上,每个鳞片,都放着“你应”的金光,对往来之人,如是说道:万物之价值,全都闪耀在我身上,一切价值,皆由我创,尔等不要有“我要”的非分之想。

尼采这话,在我们看来,就像是冲着孟子说的,当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时,其口吻同那条“你应”龙说的何其像?也许尼采的指向正是中国龙摸样?

孔子曾说“老子犹龙”,但此龙非彼龙,如果说老子是一条龙,那么他肯定不是尼采所说的那条“你应”龙,那是一条专门为孔子做圣人量身打造的圣化之龙,是从“我要”的赤子向“你应”的圣人转化、却又号称“不失赤子之心”的道统之龙。老子正相反,当他说着“反者道之动”,并发出“绝圣弃智”的倡议时,怎么看都像是一头“我要”的狮子,当其自问“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我们所见,便是一个“我要”的赤子。“我要”,是权力意志最响亮的呼声,也是权力意志的第一声,人出生时,那第一声啼哭,便是“我要”。尼采说:赤子是新生,是游戏,是自转的轮,是原始动作,是神圣的肯定。

而老子的赤子,不离《道德经》里那个“德”字,“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德”者,得也,得什么?一是得道,道即逻各斯,在尼采那里,表现为永恒的活火,而老子则以“上善若水”喻之;二是得身,《韩非子·解老》释“德”曰“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把道放在身上,逻各斯就转化为权力意志。

由此看来,“德”,就是权力意志,那“得也”,就是“我要”。

“我要”,是肉体的呼声,而非灵魂的呼声,是权力意志的表达,而非灵魂的诉求,在《肉体的轻蔑者》里,尼采这样说道:我是肉体,而非其他,灵魂乃是肉体的一部分。哪一部份?尼采没有说,没为灵魂提供个去处,使之尴尬于肉体之中。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里,却有一个心,灵魂可以往这个心里去,于是,灵魂成为心灵,孔子“从心所欲”的那个“心”,便是心灵,而其“从心所欲”的表白,岂不就是“我要”——权力意志的自由呼声?“我要”,但“不逾矩”,那便是孔子。

从老子的“自然”到尼采的“自己”

在尼采看来,肉体才是大理智,而精神只是小理智,是工具和小玩意,小理智好说“我”,大理智却从不言“我”,而实行“我”,履行权力意志的“我要”。

这一看法,同老子相似,因为老子也说过“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在肉体与精神之间,也是肉体优先,经其一瞥,精神失落,感觉失常,“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眼睛、耳朵如此,嘴巴和心亦似,“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病从口入,狂由心起,还有市场,其“难得之货”,亦“令人行妨”。

对于市场,尼采自有其说法,在《市场之蝇》里,他这样说道:市场需要戏子,无视真理,群众欢呼表演者,冷落创造者,故欲成大器,须远离市场及群众,逃离其邻人,逃到自身的孤独里去,孤独犹如深井,深不可测,深入其中,触底而立。

尼采的“深井”说,在老子那里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做“致虚极”,亦即反求诸己,往内心深处去,在生命的极限处立定根本,那便是“守静笃”了。

于“万物并作”中,老子却说“吾以观复”,不是看它们如何进化,而是观其“反动”——“反者道之动”,看它们如何从“夫物芸芸”——物群,回归自身,回到根本——“各复归其根”,看它们作为孤独者,如何独自生存,那便是“归根”。

“归根曰静”,老子接着说,“静曰复命”。一个“静”字,左手拉着“归根”,右手牵着“复命”,从“归根”到“复命”,那过程,便是“致虚极”,而“静”,则如巴门尼德所言,成为“不动的一”,这也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但那“不动的一”或“道生一”,已不再是神,而是如尼采所言,成为了“自己”——“我就是神”!

但“我”非“自己”。在“我”的背后,立一强大主宰,如一罕见哲人,那便是“自己”,彼居“我”之体内,即为“我”之肉体,因此,“自己”是“我”的极限,也是“我”的一切观念的提示者,“自己”不高兴了,对“我”说,尝一点痛苦去吧!“我”便痛苦起来。“自己”改口了,又说,尝一点快乐吧!于是,“我”又快乐起来。总之,“自己”,是“我”的创造者和指令者,而“我”,则是“自己”的表演者与运营者。

不过,在老子那里别有说法,勿云“自己”,而曰“自然”。“自己”,虽被尼采绝对化,但其形式却是有限的,他把康德的“自在之物”,从天空拉到大地上,使之具有了“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属性。而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自然”,便是道“自己”,一个道“自在”的样子,因其“以无为本”,故具有无限性,正是在“无”中,天地一体,天人合一,“自然”有了一个理性样式。

“复命”即回归“自然”,那是包括“自己”在内的通往天命和天道的“自然”,尼采将老子的“自然”倒转,置“自然”于自身,于自身成就“自己”。

尼采也谈“复归”,犹如老子曰“复命”,但他是从“进步”的意义上来谈的,在《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中,他这样说道:我也谈论“复归自然”,“复归”并非倒退,而是上升,升往崇高,升至自由,经由“自然”升到“自己”那里去。

拿破仑,就是这样一个上升的例子,以“复归自然”的方式,他达到了“自己”,实现了他的“权力意志”,对此,尼采给予了高度赞美,称他为天才。

天才,是积聚着传统能量的巨型爆炸物,若“时代精神”紧张过度,一点最偶然的刺激,亦足以将命运唤入世界,引爆天才——革命,拿破仑就是这样的。

尼采认为,不是时代造就了拿破仑,而是传统成就了拿破仑。大革命时期,法国不但产生了拿破仑,还产生了迥异于拿破仑的人,但只有拿破仑,成为了时代的主人,成为了法国的主人,因为拿破仑属于另一种人,属于一个比蒸汽法国和戏剧法国更强大、更悠久、更古老的文明后裔,故其伟大乃以必然。

其反面,则为卢梭,尼采视其为“躺在新时代门槛上的畸胎”,他惊讶地发现:就连这个畸胎,也想“回归自然”。故其讶问道:卢梭究竟想回到哪里?他认定,卢梭非经由“自然”回到“自己”,而是走向群众,这就不是一条上升的路线,而是进入下降的通道,于是,他再问一遍:卢梭究竟想回到哪里?

在他看来,“复归自然”同群众运动背离,其目标是追求超越,回到自己,而非要求平等,往群众里去,卢梭被这两种相反的运动和两股相对的力量撕裂了,就像老子说的那样,“不知常,妄作凶”,对此,尼采表示:我憎恨卢梭式“道德”——平等学说!作为大革命的“真理”,没有比它更毒的毒药了,它貌似公平,终结了公正。

平等不可强求,要像老子说的那样,顺其自然,“给平等者以平等,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这才算得上公平。可群众不这么想,他们要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可上帝死了,哪来的平等?还有国家,可以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若国家消亡了呢,还有平等吗?连上帝都死了,作为“上帝的法令的手指”的国家当然也会消亡。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会消亡”,是基于一个新兴的阶级力量。尼采说“国家会消亡”,是因为他的超人就要来了,在《新偶像》里,他忍不住了,竟然欢呼起来:在国家消亡的地方,必要的人放声歌唱,那独一无二的美声,绽放其存在的芬芳,在国家消亡的地方,兄弟们,你们看见了彩虹与超人之桥吗?

国家消亡了,民族还在,从“国家就是民族”的谎言的屏蔽里,民族被开显出来,超人对着他的族人大声发问:上帝已经死了,国家的消亡还会远吗?

尼采将民族与国家分开,民族归民族,国家是国家,他说:在民族存在的地方,国家不存在。他这样一说,就把标榜“民族国家”的西方世界颠覆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当年留下的这句话,多像超人的口吻!不过,尼采换了个说法,对于群众,他不说“刍狗”,在市场机制里,他称他们为“市场之蝇”,在国家观念里,他说他们是“多余的人”。

尼采告诫他的超人:你的邻人,是一些毒蝇,历来如此,永远如此,你的伟大,不但不能为他们解毒,反而使他们更毒,更像一只毒蝇。所以呀,朋友,离开他们,逃到你的孤独里去罢!逃到风暴席卷的孤独里去罢!你有“自己”的命运,你不是一个蝇拍,不要去拍打那些毒蝇,就像老子所说的,让天地收拾他们,让圣人收拾他们。总之,一切顺其“自然”吧!而你,只要成为你的“自己”。

打发了市场,还有国家那一面,尼采发现:“多余的人”充满世间,国家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他们——那些“多余的人”,为他们开动国家机器吧!看国家那个怪物——他们的“新偶像”,如何贪婪的吸收他们,怎样吞食、咀嚼、消化他们。

他们是病人,病得不轻,嘴里呕吐着肝液,他们却称之为“报纸”;他们是贪人,贪图金钱和权力,贪得无厌,到头来,却越贪越穷;他们是猴子,老是互相攀比,争往高处,却总是处在泥土坑里,不堪拥挤;他们是疯子,不顾一切,竞向皇座奔去,以为幸福就坐在那里,哪怕化为座上尘土,他们也在所不惜,可结果却是皇座消失。

朋友啊,尽管如此,也别太在意,上帝死了,我们还有大地,国家亡了,还有民族生生不息,远离了市场,我们还有“自己”可去——活出超人的真谛。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老子是尼采的先师,木心在他的《文学回忆录》第十四讲里,讲到“老子”,就这样说过,他说:尼采哲学存在于尼采之前,老子庄子便是尼采之前的尼采。如果我们也像木心那样提撕尼采来读老子,那么对“老子出关”,我们该当作何解释——他岂不就是那个尼采所谓“远离市场与国家”的先行者吗?

据说,老子与孔子相会后,便各行其道,各自周游列国去了。孔子在东土,走了圣化路线,老子往西域——西出函谷关,一直往西去,不知其所终,走向神化了。于是,就有了“老子化胡”的传说,正是这一传说,开了一个“西学中源”的源头。

有这样一个传说,老子就成了一座桥,东西方都从他那里走。

不但佛教通过老子进入中国,还有摩尼教、景教、祆教等,也都以老子的学说作为进入中国的线索。《化胡经》说,老子在西域周游列国有可能到过天竺,那么他与释迦牟尼可有过交往?也有可能到过波斯,是否相遇了查拉图斯特拉?按照“化胡”的说法,不但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化身,查拉图斯特拉也有可能是老子的化身,如此说来,虽不可信,但我们还是从卢梭那里,在尼采身上,多少看到了一些“老子化胡”的身影。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出版)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