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文  欲积聚强大的社会资本，广度与深度必须并举。在构建社会性网络之时，一个富于挑战之处，是在一个主要培养团结型资本的地方设计产生桥接型资本的可能性。

社会资本：包容与排斥

“社会资本”一词很有煽动力，一个原因在于它暗含着一种堪与金融资本相比拟的权力的增长。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资本是财富与资产的积蓄。

社会资本即任何大型群体中使成员之间互相支持的那些行为和准则的积蓄。根据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说法，“物质资本指的是实物，人力资本指的是个人的属性，而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人之间的联系——社会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

社会资本有可能转化为其他形式的概念，极大地吸引了那些急于快速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的政策制定者，导致了对在社会资本匮乏的地区建立或重建社会资本的重视。

例如，普特南认为，拥有“良好”社会资本存量的社区更有可能从较低的犯罪率、更优的健康状况、更高的教育成就和更好的经济增长等方面受益。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社会资本涉及社区和地区层面的公民参与和信任，以及这种参与和信任又会如何促进公民对政治制度的信任。

詹姆斯·塞缪尔·科尔曼（James Samuel Coleman）则以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在这一定义中，社会资本被视为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它的存在鼓励了某些行动，从而促进互利目标的实现。个人被吸引到以高水平的未尽义务为特征的社会结构中，而有效的制裁可以确保义务得到遵守。此外，家庭和社区的社会资本在创造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此处被定义为个人的技能和能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基于上述推演，在相关的政策倡议中，往往隐含着这样一层内涵：经济繁荣不仅取决于经济，而且还取决于社会资源。

例如，对中国来说，其发展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金融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丰裕同样是个必要条件。社会资本可以鼓励新的投资，并使现有的投资更进一步；它是将经济和物质资本的利益连接到边缘化社区的粘合剂。

然而问题在于，很少有社区表现出高水平的社会资本的经验证据。普特南通过一些宏观层面的指标来操作这一概念，如报纸读者人数和志愿组织成员人数。但从经验层面上来讲，社会资本的定义更多来自它的缺失而不是它的存在。

正如弗吉尼亚·莫罗（Virginia Morrow）所指出的，这种方法的主要弱点是社会资本的概念成为一种 “赤字理论综合症”，它被定义为特定社区所缺乏的东西，而不是揭示社会进程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工具。

普特南的工作暗含这样一个观点：架设社会资本的桥梁可以为获得其他形式的资本如金融或人力资本铺平道路。这种乐观主义也出现在科尔曼的工作中，正是这种乐观主义使他们有关社会资本的观点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不同。

在他的论述中，布尔迪厄将经济资本放在首位，认为此种形式的资本为文化和社会资本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经济上有特权的个人有足够的财力来资助文化资本的发展，并以其特权地位创造社会资本。

然而，在普特南和科尔曼的版本中，社会资本被赋予了与经济和文化资本同等的地位。事实上，这里存在着一种错位的乐观主义，即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其他两种资本，或在某些情况下为获得其他形式的资本奠定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本末倒置的。一些研究已经证明，与其他地区相比，社会资本丰富的地区在经济上通常表现不佳。

还有，政策制定者想象建立社会资本是解决各种长期问题的良方，却没有相应地关注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特定条件”的复杂性。

比如，围绕“社区关怀”倡导社区护理，可能利用支持性社区网络和家庭关系的美好形象，使政策能够从昂贵的社区护理转移到廉价的社区护理，在此中发挥了妇女在社会中的无偿的、理所当然的角色，并进一步忽视了被排除在这些网络之外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的概念，就像社会资本一样，可能建立在包容与排斥的网络之上。然而，在普特南有关社会资本的著述中，社区的概念却被赋予了非常积极的内涵，传达了一种基于个人知识和面对面接触的个人之间的有益的、友好互动的形象。实际上，社会资本常常产生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基础，它将“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浪漫化了。

一些学者在对普特南的工作进行批判时提出，在某些情况下，社会资本会成为个人行动和选择的制约因素。这是因为社会资本可能来自于排斥他人获得资源的机会。

正是为了回应这样的挑战，普特南区分了团结型（排他性）和桥接型（包容性）资本。团结型资本（bonding capital）是一个相对同质的群体内部联系与信任的加深；桥接型资本（bridging capital）则是相对异质的群体之间联系的增多。

团结型资本存在于通常同质化的群体中，如家庭、朋友、工作团队、合唱团、犯罪团伙和体育俱乐部等。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粘合剂，在群体内建立信任和规范，而且还可能增加对群体外成员的不容忍和不信任。桥

接型资本存在于连接其他分离的、往往是异质的群体的纽带中，使不同的群体能够分享和交换信息、资源，并帮助协调不同利益的行动。虽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可能表面上会被认为是相互竞争的，但普特南相信，它们不是“非此即彼”的。两种资本可以协调运作，因而构成了社会资本衡量的不同层面。

建立社会资本：广度与深度并举

桥接型资本通常被认为比团结型资本更有可能产生积极的外部性。在这方面，普特南通俗地在“过日子”和“出人头地”之间做了一个相关的区分。团结型资本涉及封闭网络中的信任和互惠，有助于在日常生活中过好日子。

相比之下，出人头地则是通过横向联系来促进的，这种联系采取的是桥接型资本的形式。从理论上讲，与不同的人交往所获得的积极经历对普遍信任的发展有更大的影响，而与那些在特征、态度或行为方面同自己相似的人发展关系，则不易产生这种结果。

也就是说，与同质群体之间的互动和信任相比，在多元化群体中的成功合作经验更容易被转移到异质的外部世界。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团结的群体（如一个人的家庭）一定是不好的。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大多数人得到的社会支持主要是来自于纽带关系，而不是桥梁关系。

这一主张得到了社会心理学关于群体间关系或种族间态度的研究的支持。这方面的工作表明，具有共同的种族、民族或其他突出特征的人创造了一种内群体的偏见，通过这种偏见，合作、信任和感情最容易在这个群体的其他成员身上得到发展。

然而与此同时，有关共同身份的强调也助长了对外群体的敌意。换句话说，可能会产生一种“我们与他们”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一个群体在其成员当中发展了强大的社会联系和普遍的信任，却通常倾向于将自己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甚至避免接触或不信任其他群体的成员。社会心理学家已然证明了，“未能直接接触或持续了解不同种族、民族或阶级背景的人，会加强自身的偏见”。

团结型资本发生在同质化的人群中，它通常是狭隘的，只对那些拥有内部通道的人有利。虽然它可以作为特定群体的有效资源，但其利益是有限的。

促进这类资本发展的因素，如紧密的信任和团结，最终可能会阻止群体成员中的开拓者充分发挥潜力，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可能会被家庭和社区的要求所束缚，而只有当他们破除这些束缚，能够与更广泛的社会中的其他人建立联系时，才会取得成功。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发展桥接型资本。

有关团结型和桥接型资本的差异，一个非常好的示例就是美国前民主党候选人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的总统竞选。

迪安本来是互联网政治竞选史上的传奇：在2003年底，迪安所获资助最多，受到公众关注也最多。人们普遍认为他处于领先地位，以至于到处都在谈论他竞选成功的必然性，然而迪安的竞选却失败了。

他做到了许多成功的竞选者都应成就的事情——得到媒体报道，成功募款，激发民众，甚至令潜在的选民向竞选工作者和民意调查人确认，时间一到就会为迪安投票。然而选举的时间到来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迪安的竞选活动竟没有使他成为任何选民群体的第一选择。

迪安的竞选活动向他的支持者——尤其是年轻人——出色地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的活力与热情能够改变世界。这使迪安最热忱的支持者之间产生了团结型资本，他们从参与竞选中感受到价值，并且到最后，参与变得比目标更为重要（对于一个需要赢取选票的行动，这可谓相当严重的弱点）。

然而活动可能走得太过了。“太过”的意思是人们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那些操办竞选的狂热的少数人和无动于衷却真正投票的多数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迪安的竞选活动意外地发起了一场关于有激情的少数人的运动，而不是致力于获取选票。比较一下奥巴马的竞选，你就可以明白增强桥接型资本的意义。

团结型资本通常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而桥接型资本则包容性较好。前者通常发生在小群体内部，而后者发生在小群体之间。迪安的竞选活动在团结型资本方面做得非常之好——聚集起热忱的支持者，并募集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然而让人们为候选人投票需要的却是桥接型资本，即试图与富有魔力的小圈子之外的那些人交流。

其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影响存在于每个社会系统中；技术并不能将我们从社会偏好或者偏见中解放出来。

比如，出色的社会网络学者达纳·博伊德（Danah Boyd）指出，MySpace和Facebook这两大社会关系网络的用户群反映了美国阶级社会结构的分界。Facebook创建之始就是给大学生用的，因此当它向高中生打开虚拟之门，它仍是表现为给那些要上大学的孩子用；而用博伊德的话来说，MySpace则始终是“那些因为是怪人、疯子或同性恋而在学校为群体所排斥的孩子”的家。

来自不同群体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和共同合作经验的形成，能够促进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它既有助于减少内群体的偏见，又有助于发展对外群体的包容。所以，欲积聚强大的社会资本，广度与深度必须并举。

在构建社会性网络之时，一个富于挑战之处，是在一个主要培养团结型资本的地方设计产生桥接型资本的可能性。桥接型资本是你可以联系到的人群的范围，团结型资本则是你的社会关系的深度。

一种资本需要另一种资本的存在和运作

普特南相信，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取代了面对面互动，并不适合社会资本的形成。他的看法主要基于四个原因。

首先，面对面互动比在线互动带有更多的背景信息，因为此种交流伴随着高度的非语言沟通。第二，面对面互动可以把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网上的互动则往往是在志同道合的人之间进行的，普特南称之为“网络巴尔干化”。第三，互联网的使用存在数字鸿沟，它只允许精英成员的互动，而不是一般公众的互动。第四，互联网更有可能成为一种娱乐方式，而不是沟通方式。

我们依次讨论这些差异，并阐明为什么在线互动确实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

首先，普特南认为，在线互动无法促进社会资本，因为缺乏非语言线索和信息，而非语言线索和信息构成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很大一部分。就这样的交流差异而言，我们同意普特南的观点。然而，并没有任何研究从经验上表明，非语言交流对于社会资本的形成或社会信任和合作的建立有多大的必要性。

第二，关于网络巴尔干化，普特南的观察与我们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即在互联网诞生之初，大家普遍认为它是一个多元化和理性沟通的虚拟空间，能够促进协商与合作，然而此种对于网络公共领域的理想期望并没有能够实现。最近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上的公共讨论相当分裂，甚至到达极化的程度。

网络巴尔干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发生在总统选举期间美国人的在线政治辩论中。在线讨论遵循两党模式，其中意识形态相兼容的在线用户倾向于更频繁地相互引用，而不是提及对方。

然而，证据也表明，社交媒体上由于政治意识形态而产生的交流隔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讨论的问题，显示这种隔离在政治问题的讨论中更常见，但在公众有关其他问题的交流中却不那么明显。

第三，尽管数字鸿沟问题仍然存在，但最近的证据表明访问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此外，线下互动也并不能为精英之外的讨论提供任何保障。其他因素，例如地理隔离，可能比互联网接入不均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更大。

最后，尽管一些学者（如莫罗佐夫）同意普特南对互联网在娱乐方面的潜力大于交流可能性的断言，但也有很多证据表明互联网的交流和动员力量。

与普特南的认识相反，社交网络有促进社会化和互动的具体条件。社交网络当然存在加强网络巴尔干化的一面，但它也有可能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讨论，特别是由于在线联系不受直接社区的约束，创造了跨越传统地理界限的沟通可能性。在线联系之所以可能促进个人和群体间沟通，原因在于，在离线的、面对面的沟通中出现的那些最初的障碍（性别、种族/民族、地理位置等），在在线沟通中变得不那么明显。

所以，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表明社会资本不能在网上存在。但网上和网下互动的形式或特征的不同，是否会产生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

回答是肯定的。例如，网上联系可能更多基于信息的传递，而不是互动者的个人特征，如地理位置、性别、种族，甚至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去看互动者认识谁。由于互联网的动态性质，在线联系可能不像面对面建立的联系那么稳定或持久。

在网上建立联系所需的参与程度可能低于在线下所需的参与程度，这也会对互动者所能调动的资源类型产生影响。最后，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的弱关系和强关系的分类，在线上与线下可能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在线联系的强度可能最好由互动的数量和它所传递的信息的频率和质量来衡量，而不是由建立联系的人的个人特征来衡量。

总之，在社交网络中，两种社会资本都可能形成。关于团结型资本，在线互动有能力将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并在他们中间形成小而密集的群体。

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意味着社交网络可能比预期的更有潜力促进信任和互惠的建立。然而，它也可能导致普特南所说的“网络巴尔干化”，即局限于群体的内部联系，不允许群体成员接触更多不同的信息，因此把外群体排除在一边。

就桥接型资本而言，其结果是有条件的。桥接型资本可以通过那些旨在建立不同联系的人的存在而形成。小群体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随机或有机地发生的。网上互动的横向和自发性质可能不足以在没有意图的情况下产生桥接型资本。换言之，桥接型资本的实现必须是有意识的行为。

普特南声称，健康的社会在协调中促进了团结型和桥接型资本的形成。一种资本需要另一种资本的存在和运作，因此，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创造了信任、对多样性的欣赏，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沟通。他的话的前半部分是可以证明的：网上的联系似乎能够很容易地创造出团结型的社会资本。

然而，我们马上意识到，需要集中更大的精力在群体之间建立桥梁。普特南提出的理想环境，即团结型资本和桥接型资本共同运作，需要社会性网络参与者的有意和努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