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泓/文 企业经营的确定性是通过经营效率获得经营效益来实现的。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企业迎接过国家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庞大的基础设施红利以及超大规模市场的红利。中国的机会就是世界的机遇，这是过去几十年，全世界经济与中国企业发展最大的确定性。

如今，这个确定性慢慢变得有些不确定了。而中国企业家所要思考的，也不再是某个具体政策，而是要作为地球上的一家企业，去思考美国的经济政策、欧盟的经济政策、中国的经济政策等对企业的影响。企业要面对的是全世界的市场机遇与挑战。

中国企业习惯跟着政策和惯性走，很少思考它存在这个世界的价值是什么。哪怕是最近经常讲的专精特新企业，更多提出的口号是替代进口。但往更深层次想，既然能够替代进口，自然存在在替代世界同样产品的能力，只不过，在中国替代进口是市场替代的机会开始而已。

只有经历真正的困难与危机，企业才能够对其经营能力有更加清醒的认知，才能够更好地判断企业以往的成功，究竟是基于机会的成功，还是基于经营的成功。

一旦中国供应链与美国供应链存在某种程度的独立，作为一个经营主体，它就不可能依靠国家的各种红利存活，而是需要计算经营效率，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它必须跟国际公司一样，去衡量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税负水平、市场规模、劳动生产率、供应链状况、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水平、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土地价格、港口码头电力等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等等。

拥有这样心态的企业，才可能是一家成熟的企业。企业若没有正确的经营理念与心态，得到的永远是机会，机会是随时可以离开的。

今天的经营环境告知我们，如果企业没有确立对于企业经营的理解，过去四十年对于中国的大部分企业而言仅仅是机会。如果我们的企业家能够经历危机与磨砺，把危机变成机遇，中国企业才可以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中屹立不倒，成就新的辉煌。

全球化进程已受到冲击，全球产业链将重构，中国企业正处在新旧结构破立之间。2022年这条分界线分割了企业的过去与未来。什么才是企业的未来？面向新一年及更长远的将来，企业又如何继续寻找到确定性？

全球化配置资源的企业

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产业转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逐步深度嵌入产业体系中。随着中国经济深度发展，某种程度上也对原有世界的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中美某种程度经济上的脱钩已将成为事实。

为了“躲避”中美贸易战，2018年，东莞的邦泽公司开始投资越南工厂。如今，越南邦泽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已接近东莞，但工人工资水平仅有东莞的一半。邦泽曾在国内开展电商事业，后来在亚马逊开店，理解国外电商玩法后，觉得可以尝试发展其它品类，帮助更多小企业进驻海外电商。邦泽的国际化之路有一个学习榜样，就是同在东莞厚街的TTI创科集团。

TTI创科集团1985年在香港成立，1988年在东莞厚街镇设立工厂。创科集团的机遇是，当全世界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时，很多制造品牌没有及时转移产业，因而失去了供应链和订单。1990年，创科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后，就利用生产及供应链优势加上资本作用，连续收购了十几个国际品牌，成为国际电动工具及配件、户外园艺工具及配件的国际性企业。2021年，创科的销售达到132亿美元，在福布斯2022全球企业排名第893位。可以说，创科集团是一家受益于世界产业转移，从小到大快速发展的制造企业。

位于佛山顺德陈村的科达公司，于2016年开始在非洲肯尼亚投资陶瓷厂，截至2022年6月，已在肯尼亚、加纳、坦桑尼亚、塞内加尔、赞比亚五国投资6家陶瓷厂，共计建成14条生产线。科达公司认为，非洲人力资源和原材料资源丰富，未来提升空间巨大。

去年，科达公司增长率达到34.24%，主要得益于非洲业务的迅速增长，海外营收在科达公司的营收占比高达47.12%。科达目前在非洲业务的定位，已从原来建筑陶瓷供应商转变为国际建材供应商，它可以把佛山建材产业的优势叠加为科达的产业整体竞争力。

邦泽公司董事长徐宁讲，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不是简单的关税壁垒问题，而是全球配置资源问题。

中国企业不能以过去参与经济全球化贸易的心态去参与“一带一路”，必须带有自身的战略思考去构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道路。尽管，中国企业走出去还面临各种障碍，但从务虚到务实，从工业园圈地到实体企业投资，从贸易到制造，从产品到品牌，从注重投入资产到投入品牌与渠道，或许都在酝酿着中国制造的新未来。

强调现代化管理水平的企业

稻盛和夫曾发表演讲《萧条是成长的机会》。他从创立京瓷开始，分别遭遇了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日元升值危机、90年代的泡沫破裂危机以及2000年IT泡沫破裂危机。

日本经济的外部性很强，受世界经济发展影响巨大。总体上，中国企业有国家政策保护，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比较小，企业有空间和时间去进行风险调控。如若保护机制不再，冲击也将是巨大的。企业就是经营的主体，应去面对、应对存在的各种风险。

在稻盛和夫看来，企业改变不了环境，企业经营的确定性只能由自己提供。日本已经是一个成熟经济体，不仅体现在与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企业家群体的出现。企业家必须有经营思想，有战略思想，有全球视野。

稻盛和夫对于企业经营的要求很高，他认为，企业如果没有超过10%的利润就不叫经营。他认为企业经营利润率最好达到30%左右。这样在萧条时期，订单哪怕减少一半，企业还可以保持正常。

这几年，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非常重视企业降本增效的管理工作，大力推进精益生产、供应链管理在企业内部的落地。哪怕是多年做精益生产、TOC管理的邦泽公司，在今年做精益改善周的时候，仍发现有很多改善空间。

精益生产咨询师卢振认为，中国在工厂管理方面，大企业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中国大企业与小企业的管理水平差距很大，主要还是很多小企业把自己看成大企业的配套工厂、生产车间，有订单，哪怕利润微薄，能做就做。很多企业都没有把自己当企业看。企业管理顾问姚阳说，中国制造是长在别人大腿上的企业，言外之意是不用战略，不用思考，不用管理。

经过这轮危机后，很多缺乏管理的企业会被淘汰，但也会有一批企业得到成长。它们通过现代化管理站稳脚跟。中国经济发展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而未来决定中国经济质量的不是增长速度与规模，而是企业的经营质量。同时，要真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在于能否出现稻盛和夫、任正非、曹德旺等优秀企业家这个群体。不断涌现优秀企业家群体的经济体，才是成熟的经济体。

建立标准与游戏规则的企业

近日，在WTO的主持下，包括中国、美国、欧盟在内55个参加方经过谈判后达成一致完成了《服务贸易规制》。但服务贸易的优势方是欧美国家，中国连续二十年都是贸易逆差。标准、知识产权、金融、法律等都是欧美国家的强项。

时至今日，全世界的贸易规则、金融体系、产业体系、产品标准，大多由欧美国家制定。中国产品出口需要得到欧美各种认证，质量的、环保的、社会责任的。就连船舶运输、商务飞机航行，甚至精益管理经常使用的六西格玛认证，各种各样的软件认证、数据库认证、机器人工程认证、编程认证、国际会计师认证……这些都打着欧美“标签”。

在全球化体系中，欧美国家基于先发优势，制定不胜枚举的体系标准，并成为各行各业的准入门槛。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主要原因除了欧美国家的先发优势，还包括欧美国家规则意识强、形成标准可以锁定优势以及获得最终话语权与主动权。

中国要提升产业竞争力，除在技术创新、发明创造上赶追，还需要逐步建立自己的产业标准体系、价值体系。而中国建立自身体系的难点在于：一是国家很多标准体系脱离实际，得不到社会支持；二是很多标准制定机构把标准制定视为权力，而非责任，很多看中的是个体利益、部门利益，而非国家利益；三是重视标准制定，但忽略标准推广；四是评价过程的利益寻租与缺乏公平；五是对于标准制定的知识产权认知不到位。

广州有一家叫尚品宅配的上市公司，建立了全新的家具定制商业模式，其实就是一种原创标准制造体系。如果它能够得到知识产权保护，其市场估值一定会超过千亿。英国的半导体知识产权（IP）提供商ARM公司，全世界超95%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都采用ARM的架构。

中国的产业体系标准制定，需要国家有更加顶层的设计，政府机构要成为裁判，而非裁判加选手的角色；需要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标准制定，并允许它们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需要借用商业的力量，推动国家各种体系标准的建设。

企业与社会机构要重视参与国家各种标准的制定工作，需要在知识产权与法律上保护自己的标准成果。要积极推动基于企业商业与社会利益保护的国家标准立法。产业标准，涉及企业的竞争力，涉及国家的话语权与软实力，也是国之重器，企业的重器。

通过创新参与社会发展建设

三年疫情让很多企业人仰马翻，疫情防控有其意义，但也暴露了社会管理存在的部分问题。疫情防控需要全社会参与，不仅仅是被动参与，还需要发动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来参与。中国制造世界第一，怎么体现中国制造在防疫工作的作用，而不是简单的方舱医院建设。

疫情爆发之初，口罩一罩难求，但有了企业参与，短短几个月，中国就把今后一百年的口罩产能制造出来了。疫情防控如果有更多企业参与，除了防护物资，我们可能还能在防护设备、装置上有重大突破。但很多简单产品，一旦加上医疗认证，就是巨大门槛，严重影响企业参与积极性。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仅是经济目标，更是社会目标。经济发展不单是社会目标建设的基础，更是要借用经济建设的力量，去推动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特别是目标实现的效率与人民的满意度。而中国的社会力量与企业组织，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向政府展现其通过创新创造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帮助政府提高效率、减少开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笔者这几年接触了深圳一家垃圾回收企业，年销售二十亿元。印象中，垃圾回收是政府事务。深圳由于是新设立城市，没有那么多足够的事业单位提供社会服务，于是通过服务外包推动了一批垃圾回收公司的发展。实践证明，用服务外包的形式，其成本远低于事业单位。

一方面，国家通过社会改革、释放更多社会服务发展空间给企业。另一方面，从生产制造，到社会服务，也是很多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二十大报告提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既是国家发展的方向，也是企业发展的新机遇。

笔者所担心的是，旧经济结构已解构、新经济结构还没有形成前，经济发展会出现“空挡”状态。因此，冀望在新旧结构破立的窗口期，国家通过社会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新空间，激发经济发展新动力，以期达到对冲国际化利空的目的，让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动力永续。

中国企业家对于未来，不应用过去全球体系视角来看待企业和产业的发展，而应超出中美博弈去审视全球市场，用全新全球化视角配置企业的投资、经营资源。未来的企业应该站在新起点、用新格局去达成新使命。中国企业家的使命，就是通过技术、市场、经营、社会等各种创新，在完成原始积累的同时，重新配置国际的经济与政治资源，向未来开放。

未来图景并不清晰，需要探索的进程中去塑造。因此，面向未来的企业，必须有足够的开放性、包容性，既不被固有思维束缚，又勇于去尝试全新的模式，有勇气去跨越新的边界。

（作者系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