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胡艳明  “从历史的角度看，产业革命和金融业态的变化是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以至于一个著名学者说产业革命都是在等待金融的创新，所以不要轻视金融在一个国家产业进步中的作用。”在1月7日举行的第二十七届（2023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表示，没有金融创新，国家科技进步转变为新产业的速度和效率会大幅度下降。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方式，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过程中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本次论坛主题聚焦于“资本市场成长与高科技企业发展”。在论坛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红天讲席教授高西庆、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焦津洪，以及国融证券总裁张智河等嘉宾，探讨资本市场成长与高科技企业发展，为中国资本市场和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建言献策。

金融创新与高科技企业耦合发展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在发言中对科技进步产业的升级和中国经济的关系做出阐述。他表示，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而支持创新型国家的是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包括高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以及技术创新活跃度高的许多企业，把金融创新与高科技企业发展耦合起来。

因此，宁吉喆认为，在看到新产业新企业快速成长的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科技型企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全球互联网大企业市值下跌，国内外一些大企业纷纷裁员，高科技企业全球芯片行业开始从热夏转向寒冬，平台企业亟待振兴，其他领域不少科技型企业也遇到市场订单不足、能源原材料涨价、技能人才缺乏等等问题亟须解决和扭转。

宁吉喆表示，科技型企业作为科技创新最为活跃的企业，能够走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前列。一是走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前列。二是走在发挥创新引领支撑作用的前列。三是走在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前列。四是走在承接资金要素向企业集聚的前列。促进各种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更多向企业集中，构建以财政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资本为补充的科技投入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支持，探索利用数字技术、无形资产等为企业增信，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链衔接的作用。五是走在吸纳创新人才向企业集聚的前列。

围绕赋能企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我国资本市场完成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国融证券总裁张智河表示，这十年，科创板的“硬科技”产业加速集聚。截至2022年末，科创板上市公司达501家，总市值共计5.8万亿元；2022年科创板IPO募资额2522亿元，是同期沪深主板的1.85倍，成为我国科创企业的首选上市地。这十年，创业板的“三创四新”欣欣向荣。截至2022年末，创业板上市公司达1232家，总市值共计11.3万亿元；创业板汇聚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四个产业在创业板集群化发展趋势尤为明显。

资本市场助力高科技企业成长

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焦津洪结合中国特色资本市场法治建设，谈到资本市场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必须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

焦津洪表示，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法治建设跨入了快车道，新证券法、刑法修正案十一、期货和衍生品法相继实施，资本市场法律体系的四梁八柱已经建成。同时，资本市场违法犯罪的法律责任制度体系逐步完备，长期以来违法成本过低的情况得到了根本的好转，零容忍、立体执法追责震慑力显著增强，市场生态明显好转。

“当然，围绕赋能科技创新，我们也面临许多问题需待解决。”从机构层面，张智河称，譬如，如何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建设，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覆盖全周期、综合化的金融服务；如何以市场化为先导，优化投资者结构，引导长期资本向优质企业集聚，发挥财富管理效应，促进市场优胜劣汰；如何进一步优化市场风险定价和利益共享功能，有效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如何发挥市场并购重组功能，有效推动高科技企业迭代升级；如何借助资本市场规范公司治理和人才激励机制，提升高科技企业公司治理水平，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等等。

吴晓求表示，金融的变革是在于脱媒和技术进步。“脱媒不能解决中国资本成长的问题，必须要有科技进步，否则没有资产的成长性。”

对于资本市场发展，高西庆认为，资本市场存在与发展的三个基本前提是不忘初心、尊重常识、敬畏规则。资本市场的初心在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缺一不可。

对于市场化，高西庆指出，监管者要了解市场的原理，尊重市场的规律，敬畏市场的力量。监管者的耐心和宽容度，对于市场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作用。监管者与市场的关系是服务的关系。

对于法治化，高西庆表示，人人平等，即各个市场主体机会平等。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通过二次、三次分配来解决结果不平等问题。政府应当保证在市场做大蛋糕的过程中不出现破坏市场秩序的事情。国际化则要学习与开放，形成法治文化、信用文化，形成“鲶鱼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