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的深邃处相遇——三位先贤的美丽生存

李冬君2023-01-09 23:33

李冬君/文

这个冬天,太多的人被裹挟进入病毒的漩涡,也有太多的人未能幸免于漩涡外的焦虑,我们未知的自身体内和我们身体所处的世间究竟隐藏着什么?痛苦体验攫醒了几乎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在颠簸不休中自问: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记得一本书上的话,大意是:厌倦之花盛开在它们的废城上。然而,人类有幸,厌倦之花,花开花落,周而复始,总有峰回路转之时,比如世界杯足球赛,它可以瞬间将人类带入至乐之境。

显然,战争和瘟疫,正是文明发展到今天正格外夺目的厌倦之花。怎样对抗文明渐趋凸显的病灶?怎样思考文明的走向?个体在文明中应该以怎样的文化主体性自处?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思考所处的“绝望之巅”。

瞻前迷茫,何不回首?回到文明的深邃处,去看看我们的传统中那些活在文化的江山里的独特个体生命,与他们一起辞旧话新。他们有着生动而强烈的鲜明个性,有着从容而优雅的自我意识,在我们惊讶并艳羡的同时,似乎触及到了生命的本源,那些饱满的个体精神或许正是每个“个体人”的当下及未来的标本。

人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这个永恒的问题,答案也许就珍藏在诸如陶渊明的桃花源、李白的吟游世界、苏轼的东坡里,在文明的深邃处开显出来,开出一座座属于自我的文化的江山。

在这座文化的江山中,我看到了两种观念形态的中国,一种是国家形态的中国,叫做“王朝中国”,也就是二十五史里的那个中国;一种是文化形态的中国,贯穿所有王朝,叫做“文化中国”。文化中国五千年,王朝中国三千年。所有王朝都在兴亡交替中,短则数十年,长则两三百年,最终都难逃一亡;唯有文化中国,越千年,历百世,还在发展,凝然而成一文化的江山,贯穿于历史,典雅雍容,恭藏于文明的深邃处。

在文化的江山里,没有统治者的座次,它属于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每一位个体。因此,重读中国历史,就要放到文化的江山里来读,在这里与我们的那些锦绣先贤相遇,或许可以由此获启我们的未来生存方式,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江山。

像陶渊明那样回家

“家”在哪儿?在文化的江山里。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看到了那位“吾沥吾酒、吾媚吾口”的陶渊明。

木心自道不喜欢粉墨登场,最喜像陶渊明那样“田园将芜胡不归?”一篇“归去来兮”点醒了多少后人的自我意识!回家,就是回到自我,在内心里莳弄一座桃花源。

魏晋时代,没了大一统,但人有独立精神,有独立人格,异彩纷呈,开启了从清议到清谈的审美风潮。清议,是以个体人格谈政治,表达儒者的家国情怀;而清谈,则是对个体人格进行反思,从国家观念回到自我意识。

人的自我意识,从个体性发端,上升到普遍性,在普遍性中,个体意志集合为国家意志,一旦个体性的上升受阻,遭国家制度拒绝,被国家观念否定,人的自我意识即处于痛苦之中。故国家常以教化训导人的自我意识,使之服从国家观念,接受制度安排。

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在国家制度中,个体结成利益共同体,人的自我意识,也在国家观念中得到集中反映。然而,莫大之痛苦在于,当自我意识接受了国家观念的正当性训导,要全身心的投入到国家政治中去时,却发现王朝政治与国家观念往往异样,眼看着国家观念的正当性被国家政治的阴谋论取代了,是坚持理念,还是听从实际?儒家认为这是君子政治与小人政治之辨,君子代表国家观念的正当性,小人代表王朝政治的阴谋论,因为正当性来源于文化中国,所以,君子也就代表了文化中国的理想,而阴谋论则出自王朝中国的君主专制和家天下的企图,小人就代表了这一企图。 君子政治文化被小人政治一而再的打压,使得君子政治人格也不断产生自我怀疑:为什么高尚的行动反而被认为是叛国之举?为什么爱国的动机反而成为压垮一代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一问,就从两汉清议转型,转向了魏晋清谈。

清议,确立了君子政治人格的儒家范式;而清谈,则推倒了君子政治人格范式的高墙,从君子人格转向了名士风范。

君子与名士,汉人与晋人,处于两个时代,为两种人格类型,名士在君子政治人格的转型中,转入审美的人性风范。君子人格政治挂帅,而名士风范则审美优先。清谈之美,要能出人意表,引人深思,多少都有那么一点玄味,令人品味,不以长篇大论玄思,亦无你来我往思辨,连自言自语的问答都放弃了。对清谈语式探源,最正宗的来源,当然就是回到《庄子》。

庄子与惠施辨,就是最高级别的清谈。魏晋名士清谈,无论其思想,还是其语式,根本都在这里。庄子是魏晋名士的新发现,这一发现,是他们从个体出发,自发地走向庄子,也可以说,魏晋名士清谈,是对庄子的一次“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文艺复兴。

之前的周孔也好,黄老也罢,都是王权在倡导,国家在行动,都被体制化了和意识形态化了。可庄子兴起,则在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门外,显然是个人在行动,是自我意识的自由表达,是王朝中国解体以后,文化中国摆脱了王朝负担,开始了新的自由化。先秦诸子的思想标识,魏晋名士的人格风范,都是在王朝解体的乱世中确立的,它们是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两件最重要的东西,一件标志着人性解放,一件述说着人格独立。就如同欧洲历史上的悲剧,古希腊悲剧是人性的悲剧,而莎士比亚的悲剧则是人格悲剧,先秦诸子思想当可视为人性之悲剧,而魏晋名士风范,亦当以人格悲剧视之。

当大一统瓦解时,个体无所归依,也没了束缚,却要自有个去处。于是,自我意识便觉醒了,从周孔之教里跑出来,跑到庄子那里去,以自然主义的方式去追求自由。自然主义是与国家主义和王权主义相对的,它们既有可能相反,也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相成,并非全然否定的。但不管怎么说,自然主义的新文化出现了,表现为清谈和玄学。

陶渊明深受清议和清谈的影响,但他再也不喜欢君子和士的集体意识了,他既不恋清议,亦不慕清谈,士人为什么不能做自己或做一名农民呢?对,就做一名“戴月荷锄归”的农民。

灵魂的田园已荒芜,该回家了,他真的挂印辞归了。归去,安顿好心灵。“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不可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既然醒悟了,心不想为外物奴役,剩下的就是放舟一叶,欸乃归去,通往“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的自由之路,也是一条个体审美之路。

上岸了,“僮仆欢迎,稚子候门”,这一刻,他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人类之苦,有时靠理性难以解脱,而审美,很可能是一条解脱的通路,这也是中国人的一种自由追求。陶渊明以他审美的灵性抓住了它,落实在操作层面,便是回归自然或回归田园。

中国文化有一个巨大的缺口,那就是没有在法权领域为人的权利榷权,但它关上了一扇门,却打开了一扇窗以求平衡。既然人生而自由,那就有一条路向人的自由意志开放,那条路就是审美之域。在陶渊明,就是回归自然,选作隐士。

他可谓是彻底归隐,不仅退出王朝,还退出士林,没有像嵇康那样去当烈士,而是拿起锄头回归田园去刨地。老庄之徒与孔孟之徒互补,是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两种不同的态度——非仕即隐,由隐转仕。而陶渊明,则从仕与隐的结构退出,走上了“老农”之路。他退得那么彻底,且以不为人知作为个体自由的保障,所以,才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才能“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这首诗,将老庄的玄味美写到了极致,但这并非他独到的贡献,他的独到之处是,使玄学“老农”化,玄味“田园化”。那“田园”,几间老屋,几亩旧土,是他的老家,是他的根本!农人来告知,农时已开始,要春耕去,就在那田西头。他脱离了王朝体制,再也不想回去。因为为了王朝里那一份收入,他要出卖自己,可连自己都卖了,富贵,还有什么意义?

古今论家,论陶诗之美者,皆言其诗“淡泊”。“淡泊”二字,是从风格上来说的,若从精神上来说,便是人格独立。不但人格独立,这位隐士还有其英雄性格呢。其实,隐士的深度,往往取决于他的英雄元素。陶渊明从《山海经》神话里,汲取了悲剧性的英雄元素,如“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还有“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等,一个民族仅有伟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有伟大的独立人格来支撑。

除《归去来兮》,陶渊明还写了一篇《桃花源记》。前一篇,是现实主义的安顿,后一篇,是理想主义的寻求。这世上,居然还有个能远离王朝的去处,那是当年避秦乱的秦遗民及其后代隐居地。这两篇文章,是陶渊明思想的两个重要标记,一个是针对他自身的,他特别强调了家的重要性,当他的文化个体性与王朝中国发生冲突,他还可以回家。可当一个社会与王朝中国发生冲突,它能往哪去呢?陶渊明提供了一种可能,那就是桃花源。最吸引人的就是可能性,尤其乱世,可能性能给人慰藉和指引。诸如中国历史上的两次衣冠南渡,从两晋到两宋,相隔了数百年,归去来兮,再造桃花源的命题永远新鲜,永不过时。请与我一起记住,回家就是回到根本。

同李白一起吟游

如果李白活在今天,精英政治同样收拾不住他。李白出走,如果是在宋朝,就会有人请他去讲学,因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书院可居。但唐朝没有书院收留他,即便有书院,也不一定留得住,诗人要吟游天下,这取决于诗的自由属性。

看看宋人是怎么评价李白的,王安石说“太白才高而识卑”,黄庭坚也说李白“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之病”,而苏东坡则说“太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这三种说法,其实,都是围绕一个“思”字,言太白吟诗,多冲口而出,不思而语,故有“思不足”。以性情而言,李白自是“才高”,若以见识而论,难免“识卑”。

宋人就不像唐人那样写诗。唐朝诗人写性情,宋代诗人写理趣,诗要有见识。当然,唐人诗性第一,宋人诗性不敌,便以理性超越之。宋人以理性治学,而有理学,以理性写诗,而尚理趣。但宋人的超越,不在诗,而在学。宋人在诗上峰回路转,风格虽能自立,但还是难与唐人一争长短,宋人的学问比唐人好,诗人多有讲学功夫。

以诗而论,李白天真,其诗天趣,苏东坡和王安石都有所不及;若以学问论,则胜之,因为苏、王二人都讲过学,办过书院,作为思想者,比李白幸运。李白吟游江湖,思想无根,时代没为他的思想找到一种合适的存在形式,此非李白不幸,乃时代悲哀。

诗人的自由灵性,锻造了一颗有天真趣味的灵魂,浇灌出诗性的自由之花,一路开放在诗人吟游的脚下。若谈有趣,李白胜于杜甫。杜甫有一颗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士人心灵,李白则一任真性情的流露,内心若没有些许不肯受约束的癫狂,何来诗人的真性情?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李白内在的野心在蓬勃,诗人一旦被自我意识激荡,就会像囚笼里的鸟儿或狮子,在浮世的牢笼里东撞一头西碰一脚,将痛苦挥霍一空后,如幸运的话,内心的“酒神”若还在,便会进入唯“我”独尊的狂放境界。

正如李白,他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他不懂面对王权的收敛,任凭自我意识“野蛮”生长,直到涨破大唐宫墙。一朝辞别皇宫,他便立于庐山大雄峰上宣喻世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李白的自我意识,感觉良好到无以复加,就像那只非梧桐不息的凤,迎送着晨曦朝露放声鸣唱,生命太短暂,哪儿有时间去实现他人的梦想?他傲睨那些一旦没能进入体制便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儒者,这位佛道之徒与那些腐儒差异之分明,简直有如霄壤,就在凡人为李白出宫烦恼之际,李白早已“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李白的洒脱里,有一份发自骨髓里的自由,那是他“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游仙式的自由,其自由,通往“庄禅合流”。

唐代诗人群星丽天,却少有思想者的浩瀚呈现,仿佛他们失踪了,他们去哪了?他们走出科举,不入王权彀中,进山了。

自魏晋以来,从达摩开始,和尚谈老庄就是一种时尚,严格来说,思想者并非佛教信徒,他们选佛也并非给自己选一个教主,而是选择一条道路,一条开宗立派之路,一条走向自我之路。他们从科举制里跑出来,从孔子门下跑到达摩那里,走出仕途,进山林,走江湖,种种惊世骇俗,非狂禅者不能为也。

唐时,狂人真不少,他们多半远离体制,隐于山林。李白原本也是禅林中人,曾专门“学禅白眉空”,其诗颇用禅语,以此可知其禅宗造诣,他时常冲口而出“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李白天生狂人,入禅,则如虎添翼。作为“道释”中人,其佛道人格比例远大于儒冠,他借着戏谑孔子,宣称他是当代“楚狂人”。

“狂禅”,在人群中为稀有品种,它成长于以“精神自我”设定的人格底线上,一旦“精神自我”受到压迫,其人格底线便无法苟且,而且立马反弹,于是,引发了李白出宫的长安事件。

假如李白来到今天,眼见疫情遍地,他会如何呢?是被隔离,还是自我隔离?此二者皆非李白选项。如果给他一个时间——新年,给他一个空间——广场,他会怎样?他会用诗歌,敲响新年的钟声,会在人山人海的广场,用诗歌发起海阔天空的领唱,唱出文化的江山。

要从疫情集体思维的陷阱里爬出来,就要有李白的那种“癫狂”的个体自我意识。他的自我那样大,可他提得起放得下。说要吟游出宫,长安也奈何他不得。李白的自我如同阳光,随瀑布“飞流直下”,似“银河落九天”,这是怎样的自由落体!让我们同李白一起吟游于九天之上,如果银河太远,那么还有长江,“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有人说“日边”是天子身边,是长安,但我不这么看,我宁愿以它为自然,因为它太美——两岸青山,长河落日,孤帆一片。

跟着苏轼去“东坡”

东坡是什么?是一方水土,是苏轼自我意识的标志。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自谓“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穷途,死灰吹不起”,这是《寒食帖》里的诗句,我以为这是他最好的诗。人们多喜援引苏轼的“定风波”,其实,那只是一重境界,是一种重获新生的“悲喜”之境,是面对来自“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压抑的一种疏离姿态,也是面对他者的“对待性”向度的表态:“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

可好诗,多处于“悲苦”中,那种“绝望”的悲苦。有的人,总有那么一刻,再也遏制不住压倒一切的自由冲动,将后天训练有素的各种束缚彻底撕毁,将那个即将沦陷于王朝体制中的自我拯救出来,这是更高一重的境界,仅面对自我,做一个抉择,正如“寒食帖”中的诗句,是在为自我举行一个告别仪式。那是一种怎样的、不确定的忐忑体验啊!被他直言不讳宣之于诗,似乎不如此,终将毁灭。伤心人语,何其悲也!

诗句,流血流泪流尽了生命之膏火;诗句,蘸着血性,舔着自我的伤痛,噙着真性情的泪水。“君门”,指朝廷,经此一变,他才知道,朝廷的门槛,很深很深,“深九重”,那就是深渊了。以“君门”对“坟墓”,他顿悟,穷途而哭,从大劫之后的死灰里面往上爬,终于爬出,活过来了,遂与“君门”告别。

从这首诗开始,苏轼活成了苏东坡,苏轼还是王朝中人,而苏东坡却活在文化的江山里了,从此他号东坡,命名自我。

他来到黄州第二年,友人替他请得东坡营地数十亩,以为营生。地久荒,多荆棘瓦砾,而岁又旱,可他依然怀着感恩之心,于此耕读起来。“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麻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他得废园于东坡,“筑而垣之,作堂焉”,名曰“雪堂”,因建成于大雪中,故绘雪于四壁,“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雪堂”,离江边不到十步,放眼望去,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坐落在他的几席上,遂叹曰:“此幸未始有也。”

于是,著述,讲学,人在江南,思想者有福,幸有江山相助,更有民风相扶,如回人性之初。耕作之余,释耒而叹,自号“东坡居士”,他把自己放下来,放到友谊里,放到民生中,放到江山和历史的情境中去,他那些最伟大的诗文,就在这一时期完成。

当他“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吟出“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时,我们就觉得他有福,此乃民间思想者享有的清福。

如此江山,便是一方思想者的水土,“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活在这样的风物里,能知足,且洒脱,化苦难为哲学,为美的生活,如时下曰“痛并快乐着”,惟有苏东坡。

自黄州归来,他理解王安石了,两个伟大的思想者,政见虽有不同,但他们的精神却在超越政见之上,坚持了共同道义。真正的思想者,可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坚决捍卫对方的言论自由。

尽管王安石有哲人王的冲动,欲以其新学统一士林思想,但他并未禁止对手发言,更没有想过要剥夺对手的发言权。

当王安石再见他时,已然惊为天人,非复当年机智有余、才华横溢的苏轼,而是“惟其感恩,所以有福”的苏东坡了,为什么都喜欢苏东坡?因为这个苏东坡啊,要好几百年才出一个。

他把自己活成了美的化身,任何苦难他都能活出美来,无论怎样的厄运,都拿不走他内心的美,有了美垫底,他就什么都不怕了。他在黄州,将被瓦砾覆盖的东坡,拾掇成诗意雪堂,大江东去,那不尽之流,被他作了“千古风流人物”的吟唱。

中国士人画抬头,亦因东坡昂起,而有了“写意”。“写意”,写什么?写“意趣”,跟情绪有关;写“意思”,跟思想有关,写“意愿”,跟愿望有关;写“意志”,跟行动有关。总之,中国士人在“写意”中,找到了自由之思想的一个出口。

人类之苦,靠理性只能解脱一部分,而审美的东方诗学里,则另有径庭,它通往中国文明的深邃处,并留有其退路。

从个体来说,苏轼有个退路,那退路,就是“东坡”;就国体而言,中国也有退路,王朝不行了,我们还有文化中国。历代王朝,皆以仕途为准则,立其所谓“进退”。走在仕途上,即为“进”,离开仕途,便是“退”,如果站在文化中国的立场上,那么就可以换个说法,以退为进了,也就是说,王朝中国的退路便是文化中国的进路,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东坡是苏轼的进路。

就此而言,还可以说苏东坡是苏轼“一个人的文艺复兴”的成果,其历程,我们在《自题金山画像》诗句中可以看到,诗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三州”,通往一个去处,那便是陶渊明,他在地理上距陶渊明越远,在精神上就离陶渊明越近。在黄州时,他在白居易与陶渊明之间游移,在贬官文化与辞官文化之间,他选择了前者,“东坡”之名,就缘起于白居易贬官处,白以“东坡”安居,而有仕途转机,苏轼仿效之,亦以“东坡”安置自己,号称“东坡居士”。

他在精神上追随陶渊明,却未辞官。在现实中,他对照的样本则是白居易。然而,唐宋隔代,各有气运,同以“东坡”自居,却有不同的前程,白以“东坡”上行,从此步步高升,而苏以“东坡”下行,从江南贬到岭南,从岭南贬到海南,越贬越远。何以如此倒霉?弟弟苏辙就说出了他的症结——不肯辞官,还要学陶渊明,以至于“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到晚年,才“欲以桑榆之末景”将自我寄托于陶渊明,但“谁肯信之”?

知兄莫若弟,子由说他追陶,有如叶公好龙,陶公已是真农民,而他却以官身。陶公说走就走,走出官场,走向农村。而他身在农家,依然是官场中人,体制是其宿命,却必须体制外生存。

若以官本位考察,中国士人有三种文化,一是做官文化,诗人之中以杜甫为代表,因其一句“致君尧舜上”,表达了做官文化的最高理想;一为辞官文化,陶渊明以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作了辞官文化的代表;还有贬官文化,而其代表,就是苏东坡。

他在贬官文化里,“身如不系之舟”,充满了不确定性,若他不愿被人牵着往做官上走,那就只好以自由漂泊的姿态在官场边缘行走,虽无奈何,却也感受着自由漂泊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美,但美的代价,是苦难和死亡。他总结自己一生:“问汝平生功业”?用了三个地名来总结:“黄州惠州儋州”,哪一州不是血泪流!

可谁能忍受烙千层饼那样三十年的煎熬呢?面对所有苦难,他以一人承担,人间一切恩怨,都被他以审美化解,其诗文传世,哪有半点怨尤?有的是“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如此诗句,只有他能写,受尽苦难,而能宽容苦难,渡尽劫波,惟美飘零。

他飘零在杜甫与陶渊明之间,趋于陶渊明,在做圣人还是做真人的两可中,他也选择了像陶渊明那样做真人,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迈出陶渊明那一步,在体制内学陶渊明,他虽然没有突破体制的局限性,但还是收获了一个硕果,那就是他终于学成了苏东坡。

桃花源虽好,但那只是个传说,可以作为理想,却难以当真,而陶渊明其人,可以在精神上追随,却难以在现实中实行。而“东坡”则可以说是文化江山的一角,桃花源的落脚处,具有可行性,为体制内的士人在体制外的美丽生存做了一个诗意栖居的备份。

人世不问僧俗,只要有美好的事物,便是他的去处。

坡翁的伟大,不在理论,也不在诗文,而在于他为民间思想者提供了一种美的生活方式。当他活在文化的江山里时,他便从苏轼活成了苏东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审美的未来人格类型。

行文至此,已经是2022年12月31日下午五点,还有7个小时就是2023年。疫情该结束了,要走出疫情阴霾,告别疫情时代,开始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希望我们不再谈论疫情,当祝福快乐的钟声敲响,别忘了回头看看我们身后,那里还有一个“东坡”,是用来安顿那个从疫情里解放出来的自我。

(作者近著《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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