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季,逃离城市回县城老家

2022年经观大学生训练营2023-01-16 20:23

毕业季,逃离城市回县城老家

(作者: 余忠梅 指导老师:陈广宁)

据麦可思研究院《202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下称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应届毕业生达1076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加之疫情影响,就业难上加难。在这样的就业形势下,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以各种形式推迟就业或者返乡就业,追求事业编制等工作的毕业生也越来越多,毕业生求稳心态加剧。据《报告》显示,近两年应届本科生读研比例持续上升,“国考”总报名人数不断增多,2018-2021届毕业生中有四成选择到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就业。


“我就是想回家”


晚上8点半,刘燕疲惫地坐上了浙江宁波的地铁4号线,车厢里没什么人,斜对面一个青年仰躺在座椅上同样昏昏欲睡。工作四个月,加班到八九点已是常态,这是刘燕来浙江工作的第四个月,还在为孤身一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而感到后悔。

2022年夏,刘燕毕业于哈尔滨商业大学的国际贸易专业,大四春招时选择了一家宁波城商行的理财经理岗位,实习期间月薪5000元,两个月后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进入六个月的试用期,经过考核可以转正,正式员工的月工资可达一万三千元。专业对口,又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工资待遇远超东北,刘燕很是满意,没有多作考虑地孤身一人去了浙江宁波。

职场生活对刘燕来说并不轻松,高收入的背后是高额的绩效任务,达到过程指标,核心AUM,净增中高端客群等等绩效指标才能有拿到相应的工资。刚刚毕业的刘燕资源少、人脉窄,要厚着脸皮向陌生人打电话推销理财产品,而她刚接触这个业务,害怕被客户挂电话,甚至打电话时还磕磕巴巴,能拉到的客户寥寥无几,绩效任务没完成过几个。眼看着银行里的前辈几天就可以卖出好几万的产品,刘燕很是羡慕,但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业务,刘燕觉得没有人在意她的难处,也不知道能向谁请教。

绩效任务要每晚汇报完成情况,未达标员工要参加每周的推进会,这些都让她倍感压力,“这就是职场PUA啊”。每天面对大量的客户,其中不乏有些不讲理的人,比如有客户逾期贷款,却来银行质问利息过高,即便是资深员工出面应对,客户不仅不听解释,还给同事刷低星,甚至破口大骂。这样的事并不是特例,领导不仅不会出面解决问题,还会指责没有处理好客户关系,这些问题都让她感受到赚钱不易,对银行的工作感到抵触。

宁波的人文环境也让她的生活颇感不适,不管是天气饮食,还是极致“内卷”的工作氛围,都让她感到疲惫不堪。刚冲出校园进入职场的刘燕没有可以知心交流的朋友,和她同期的4个实习生有三个都是浙江本地人,也没有什么沟通话题;没有人会像学校里的老师那样教她怎么做事,她只能自己慢慢地摸索;公司只注重结果,让她和同期的实习生进行绩效竞争;刘燕对当地方言几乎听不懂,与客户沟通产品都不太顺利,也成为她业务进展的拦路虎,她感觉“自己就像是被这个城市排斥了”。

当地物价也超出预期。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刘燕不敢多花钱,每个月与人合租的租金是1500元,饮食花费1500元,上班乘坐地铁等交通出行花费1000元,一个月的总开支至少4000元,还只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原以为5000的实习工资不低,没想到是月光的结果。职场生活的不适应,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境遇,让刘燕不禁有些退缩和逃避,两个月后,刘燕辞掉了在银行的工作,准备回老家成都金堂县。尽管不喜欢银行的工作模式,但囿于双非的本科学历、仅有的在银行实习经历,刘燕还是将简历投入了银行,打算回成都工作。

当谈到面临的就业环境时,刘燕很冷静地分析道:她的毕业学校本身不占优势,东北的大学地域偏僻,很多市场资源她接触不到,存在信息差;学校校招的资源局限在本地,没有什么优质企业,家在南方的她没有留在北方工作的打算;就她本身的能力来说,成绩不错,每个学期都能拿到奖学金,但是实习经历匮乏,竞争力也不高。刘燕的两个室友在大四秋招时都找到了工作,一个在银行当柜员,一个在伊利做销售,剩下三个人和她一起备战考研,落榜后四人都决定找工作,所以当机会来临时,她只能选择抓住。

“先回去参加22年银行秋招,之后再准备考公”,刘燕最终作出了这个决定。刘燕毕业后还没有签订过正式的劳动合同,保留了择业期的应届毕业生身份,父母也希望刘燕回家工作,在成都考上公务员的同学也给了她信心,只不过她暂时还没有意向的公务员职位,而对于往年的招录比、薪资待遇、工作强度等问题,刘燕也一概不了解。

“我就是想回家,一个小县城,我也不清楚公务员的具体收入,但是我觉得足够生活了”。她确定自己不适应在大城市里生存,“大城市什么都好,但我不是吃苦的人,回老家是赚的不多,但是应该能过得很舒服”。


刘燕的经历并非个例,逃离东北呈现加速趋势,考公考编的比例也在逐年扩大。据哈尔滨商业大学就业工作处提供的《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该校近几年毕业生就业区域有一定波动,到华东、华南、西南、华中地区就业呈上升趋势,东北地区就业呈明显下降趋势。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并存,毕业生就业心态多元复杂,择业求稳。

报告中对未来就业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不少大学毕业生并不急于找到工作,加之父母又可为他们寻找工作提供较为充分的财务支持排解风险,让毕业生的就业态度显得更加从容。另外,在疫情冲击下许多企业被动裁员,不少失业者被抛向市场,由此看到体制内收入稳定性的优势,出于降低职业风险的需要,许多大学毕业生纷纷调整就业方向,即放弃市场化选择,转向体制内(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进行择业。

2021届毕业生生源地区与就业地区分布对比  

   

 2019-2021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对比

图片源自哈尔滨商业大学《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我还是想要考上公务员”

刘成,法学专业,2021年夏毕业于江西省的一所普通二本,到了年底,他还是没有参加工作,“就是要再战公务员考试”。父母都支持他的想法,让他在家安心备考,家里的亲戚却见他待业在家着急,刘成看着舅舅在家族群里给他发的招聘信息,放下手中的笔,叹了口气,感觉有块石头重重地压在了心上。

身为一个双非院校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刘成竞争力有限,很难找到律师或者法务的工作。与刘成同届的毕业生都各有出路,有的已经参加工作,有当律师的,有当老师的,也有去大城市打拼的,但是将近四分之一的同学都选择和刘成一样在家复习考研考公,在日复一日的备考中他们还会互相鼓励。

刘成生在一个小康家庭,父母工作稳定,还有三个已经结婚生子的姐姐,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父母姐姐们都很疼他,从小到大都算顺利,唯一的不如意是高考只考上了一所本地二本,与预期的211大学失之交臂。

刘成此后的考试好像都不是特别顺利,大四那年考研、考公都落榜了;毕业后参加法考,准备了很久,没有考上;当年年底赣州事业单位考试,再次落榜。刘成在回顾2021年的经历时,笑容有些苦涩地说道:“对我来说,毕业季这一年是失败的一年。”

法学专业连续五年都被列入“红牌专业”就业预警名单,薪资待遇及就业前景都不乐观,而与此相对的,却是连年增长的法学专业毕业生人数。刘成不是没想过找工作,但是受疫情影响,多地都限制了出行,“我甚至想过去进厂打螺丝”,而他却没有勇气去独自面对大城市生活的不确定和高消费。三个姐姐已经成家,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家里可以负担他的生活,最后他还是决定考本省公务员。

2022年春节前后,疫情又有小范围的爆发,公务员考试发出延期考试通知,刘成的备考时间一再拉长。毕业快一年时间,终日在家待着也不是办法。5月份,刘成尝试在家乡县城找工作,面试过产品销售、超市储备干部,都是面试后就没了下文,不了了之……最后参加了另一个小县城的事业编考试,终于顺利上岸。而针对第二次公务员考试,刘成说这次考试提供的岗位没有自己喜欢的,再加上自己已经有一份事业编工作“保底”,对这次考试没太上心,意料之中地落榜了。

22年8月刘成正式到上犹县人社局工作,这是一个比老家更小的县城,离家远,他就在附近和人合租了房间,每个月不到3000的工资,付完房租就捉襟见肘。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刘成拿出了公务员考试资料,他打算三战公务员考试,因为对目前的薪资和工作环境都不太满意,刘成说如果现在的事业编工作是小学,那么他还是想要去上大学,而公务员就是他理想的大学。


“在大城市我没有机会”

杨勇大三就去了广东东莞实习,工作不顺,也选择了回家。

2022年杨勇毕业于一所专科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当初以为计算机相关专业好找工作,但是专科学历成了限制。意向公司的招聘名额有限,大学时期表现平平,专业能力不突出,两次校招都没有应聘上理想的计算机外设维修岗位。

2021年9月,杨勇随大流和同学们去了东莞实习,第一份工作是在校企合作的一家公司做等保测评业务,主要是对信息和信息载体按照重要性等级分别进行保护的测评,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实习期每个月的工资3500元,在东莞入不敷出,每个月至少还需要父母贴补500元。原本六个月的实习期,杨勇干了两个月就辞去了工作,回到江西赣州从小生活的县城,一直到2022年3月,他还是在家待业。

杨勇的家里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妹妹,身为农民的父母只有小学学历,收入也不高,一直靠着一把力气养家的他们期待自己的子女能多读点书,找个好工作。所以哪怕杨勇没有考上本科,杨勇的父亲还是咬牙拿了一年三万多的学费,送他去民办专科继续读书,他希望子女能够出人头地,“不要步自己的后尘,吃了没文化的苦”。

待业在家的这段日子,父母经常会问杨勇之后想做什么,他总是很沉默,无法回答。杨勇那一届学生大部分都已经参加工作了,留在东莞工作的同学有的已经转正,有的辞职去了其他公司,回赣州的同学很少。杨勇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二十多年的生命里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东莞,他以为可以在这个城市找一份能赚钱的好工作,但那次实习的经历使他不想再做尝试,“大城市虽然机会多,但我的专科文凭不够用”。

3月,当父亲对杨勇说:“你要不就在这边找个工作,我托人帮忙介绍一下,虽然赚不了什么钱,但是应该也能生活”,杨勇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习惯于父母安排的他再次听从了父母的选择,去了一家PCB电路板的公司,在工厂流水线工作。第一天上班,是父亲亲自送他去的,不善言辞的两个人没怎么说话,临走父亲嘱咐到:“好好干,周末记得回家吃饭。”杨勇点头答应,然后头也不回地进了公司。

杨勇现在每个月的工资3000元,包吃包住能省下了一笔生活费,慢慢地有了自己的积蓄,放假时还可以回家吃上父母做的饭菜,和父母聊聊天,至于大学花了十多万的学费,最终还是没走出县城的问题,杨勇不愿去想,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正在一点点变好。

杨勇面临的困境不是特例,据前程无忧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就业情况发布的《职业教育人才(专科)求职意向和状况调查》表明,专科生预期薪酬达成率低,63.4%的受访专科毕业生实际月薪在5000元以下。月薪过万的受访专科毕业生寥寥无几,与重点大学的本科生相比,专科生就业仍面临结构性不匹配和可竞争机会少等难题。


“在家乡的小城市待着和大城市漂泊是两种颠覆性的感受。一个是在平到似乎激不起波浪的湖边闲逛,一切都闲适,周围甚至都找不到一个用来激起波浪的石子。另一个是你每天推开门就必须要渡的河,一脚下去永远不知道深浅。走在一条正确道路上真的就容易吗?”一个参加工作4年,在这一轮大厂“毕业潮”后回到小镇生活的学生,在朋友圈里分享着自己的无奈与疑问。

这一批00后毕业生,青少年时期习惯了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和互联网的极速迭代,在疫情中度过了三年大学时光,迎面遭遇考研人数井喷和一年更比一年难的就业季,他们焦虑迷茫,回到熟悉的家乡、回到父母身边,成为最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