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锐 我记忆里最深远的那个家,住在一条大马路的下面,像陷在田里那样。路对面住的是爷爷的兄弟,我叫他二老爷。
二老爷家里是开小卖部的,我记事起,就觉得他们家有很多好吃的。
小时候,我还不够小卖部的窗台高,所以总惦着脚去拿糖和小饼干。附近的人都来这里打牌,什么一圈、两圈的,叫上一壶茶,一坐就是一下午,包括爷爷。
二老爷的老伴,我叫她二奶奶。只要打牌的人没散,二奶奶就总是拎着水壶到处添茶水。当然,这也是算钱的。
我不喜欢二老爷,他好像挺抠门的,又很瘦,总是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即使是长大了,离开家,我也觉得他像半夜学鸡叫、叫工人起来干活的周扒皮。
二老爷家里还有一个粮仓,我从来没见过。爷爷说,他们家的粮仓和我们家的是一样的,但我总觉得二老爷家里的一定像山那么高。爸爸说,二老爷他们家早些年饿的比较惨,所以特别在乎粮食。
一九八几年那些年,别人家粮食不够,但二老爷家的粮仓总是满满的。每一年收新的谷子,他们家就把新粮装进仓,然后开始吃上一年囤的,年年如此。
二老爷家在我这一辈,生的是个男孩。七八岁的时候,那个男孩就总对我和我妈说,他是张家唯一的香火,他是给张家传宗接代的。相比之下,我爷爷家既没有小卖部,也没有满满的粮仓,更没有姓张的男孙,我总感觉是不是差了一截。
关乎孙子、孙女的话,那个男孩断断续续一直说到我上大学。他在上完中学就进入社会,每份工作不长久,三天两头打架、出车祸。有一次,我跟爷爷回老家上坟,在田里看到他,手按在锄头上,脸上红红的满是汗。又有一次,他喝酒开车出了车祸,家里人托我去看他。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绑得像个木乃伊,两条腿被吊起来了。
爷爷、奶奶倒是没让我感觉有什么重男轻女的意思。爸爸是家里的老大,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待遇。奶奶总是从枕头底下,拿出各种各样的零食给我,还嘱咐我不能给二老爷家里那个男孩,又说二奶奶也是这样的。她把我的压岁钱放在一尊菩萨像下面,说这样菩萨就能保佑我。她去插秧的时候,会把我放在一个大大的盆子里,走一段拉着盆也带我一段。
大约十年前,二老爷去世了。我没有去送行。我听妈妈说起过,二老爷走了之后,他们家的粮仓就再也没有囤过粮食。这个习惯,随着二老爷的离开,不再延续了。
一开始,我听到觉得挺难过的,好像一个人离开,关于他的痕迹自然而然也逐渐消失了。没过几年,二奶奶也过世了。
2020年初,新冠疫情来的时候,有段时间大家囤粮食。当时,妈妈也买了十多袋米放在家里,学着二老爷的方法,每吃一袋旧的就买一袋新的,足足备了大半年的量。
二老爷家有一个阿姨和妈妈是很好的朋友。妈妈因为我工作的关系,觉得她知道的可能比别人多些,就跑去提醒那个阿姨要备备粮食。没想到对方说,早早的就把地翻出来种上了,要是我家不够还可以分给我们。我当时心想,中国人对饿的记忆真是刻在骨子里了。
2021年5月22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他的离开引发了中国人巨大的共情,也让我又想起二老爷的粮仓。那一年,二老爷留下的老房被他的子女彻底翻新了。听妈妈说,他们家花了不少钱搞装修。我特意问了一句,粮仓呢。
我妈说,拆了。
去年,我爷爷翻修老房,也把粮仓拆了。
我想,中国人似乎在心里和一个忍饥挨饿的时代悄然告别了。
今年春节前夕,我听一位农业机械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教授讲他的故事。罗教授提到,袁隆平先生是他的好老师,他和他的团队研发的很多无人驾驶机器也都是与隆平高科合作。他的无人农场,也是以水稻为主。
我问罗锡文教授:中国还缺粮食吗?他把双手背在身后,走在我前面说了一句:“中国人的粮食,还是紧张的。”他说,他其实有一点担心,所以更要加大无人农场的推广。
我想起妈妈说过的话,二老爷的粮仓没了以后,他的孩子、孙子们都在外工作,没有再干种地的活。村里的地,都是老年人在种,因为一亩地种粮食一年只有500元左右的收益,太微薄了,甚至有时候请工人还要倒贴。
我的爸爸今年56岁,也是从事农业领域的工作,养了整整三十年的鱼。听妈妈说,他原本是村里的队长,也当过农技员。1993年的时候,他离开老家,第一次外出承包鱼塘,就一直干到今天。
小时候我总觉得他做的事很土,越长大越开始从心里开始佩服他,为他做事坚持、有毅力,为他热爱自己的事业感到骄傲。我时常也能从他的身上,他的经历里看见一个特别普通的中国人的一生。
去年,爸爸在广州参加过一场种业论坛。那天我也去了,看见他很认真的写笔记。会议结束后,我好奇的去看他的笔记,发现第一排整齐地写着 “习近平: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