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各国政府加强ESG监管，大势之下反ESG声浪时有反扑

2022年，全球ESG监管力度加强，信息披露标准统一化趋势明显。2022年2月，SEC前代理主席Allison Herren Lee表示，SEC交易委员会将出台ESG披露规则。3月，欧盟《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在全境生效，条例对欧盟所有的金融市场参与机构和财务顾问都提出了披露可持续投资信息的基础性要求，并对专注于ESG投资的金融产品提出了更高的披露要求。3月31日，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发布了两份可持续披露准则，要求公司披露其面临的所有显著的可持续发展相关风险和机遇。4月，ESG被明确纳入我国投资者关系管理，成为监管新方向。5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推动更多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ESG专项报告。截止2022年底，我国仍处在向强制信披的过渡阶段。除科创板要求强制披露外，监管现阶段以鼓励上市公司及拟上市公司自愿披露ESG信息为主。

然而浪潮之下，反ESG者仍时有发声，其背后是传统行业利益受损的反扑。8月23日，佛罗里达州禁止该州的养老基金经理在其投资策略中考虑ESG因素。24日，德克萨斯州紧随其后，宣布包括贝莱德、法国巴黎银行和瑞士信贷在内的10家欧洲上市金融集团“抵制”化石燃料行业，并列出了禁止与德州政府及地方企业签订大多数合同的公司名单。这可能会导致管理着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德州养老基金减持上述企业的股份。列入减持清单的欧洲金融集团还包括丹斯克银行、Jupiter基金管理公司、北欧银行，以及其他348只共同基金。

图1：得克萨斯州“抵制能源”公司黑名单

图源：德克萨斯审计长

此外，在行业联盟或共同协议要求标准高、疫情等影响下，ESG因子与超额收益“脱钩”也成为“劝退”参与主体的“利器”。9月，美国以摩根大通（JP Morgan）、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为代表的多家银行被披露正考虑退出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随着该组织近年来提高了碳减排和减少煤炭项目投资的要求，金融机构普遍认为要达成该组织的目标正在变得日益困难。在成员纷纷考虑“退群”的压力下，9月，GFANZ放松强制成员零碳排的要求，以建议实践零碳排为主。然而12月7日，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先锋领航（Vanguard）宣布退出GFANZ的行业联盟之一净零排放资产管理人倡议（NZAM）。Vanguard表示，退出该组织不影响自己对于气候变化的立场，但摆脱了 “将净零排放目标整合到受众广泛的多样化指数基金”的困扰。12月15日，Vanguard与Blackrock等多家资管机构代表参与德州听证会，接受对其ESG投资策略的质询。2022年，二者管理的ESG主题基金均大额亏损，听证会由此而来：由贝莱德管理的200亿美元交易所交易基金今年以来下跌了约18%；Vanguard旗下58亿美元的ESG主题ETF则下跌了21%。

逆势之下，ESG投资仍值得展望。一方面，政府的ESG信披与监管要求从自愿走向强制，即便出于合规需要，企业也须做出相应调整；另一方面，ESG引导企业规避风险的优点依旧不容忽略。2022年初，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从经济、环境、社会、科技及地缘政治五个方面整理出未来十年内全球前十大风险。其中与ESG相关的风险超过半数，包括气候行动失败、极端天气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对此，企业董事会及管理层需要及时识别ESG相关风险、开展定性或定量评估、设立应对措施。ESG风险管理可为之提供评估工具乃至具备借鉴意义的解决方案，对企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助力。前文提及的传统行业反扑，是由投资偏好转向引发的“阵痛”，无关ESG投资本身的优劣；而ESG因子“脱钩”超额收益也受到美联储连续加息、疫情等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也无法全然归咎于ESG投资策略本身。Refinitiv Lipper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股票基金平均下跌了18.4%；而在此之前的三年里则一路高歌猛进，2021年上涨22.5%。低迷大盘的映衬下，ESG主题投资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似乎也相对情有可原。

图2：未来10年内全球最紧要的十大风险

图源：World Economic Forum

2023年，ESG相关信披标准全球统一化趋势势不可挡；各国政府监管力度也无疑将进一步加强。12月29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基金会）与中国财政部签署谅解备忘录，决定在北京设立ISSB办公室。在国内标准逐步对接国际的同时，财政部也表达了对准则「包容性」和「中立性」的担忧：现有ISSB准则尚缺乏针对新兴市场和中小企业的差异化安排。国内企业或将遭受冲击，但也能够倒逼其加快ESG合规转型进程。

2. COP两会落点“气候正义”、“公正转型”，调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风险敞口与收益的不平衡

2022年全球减排、控制升温的大势之下，发展中国家仍需要“公正转型”的机会窗口。2022年11月20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在埃及落幕，呼吁数十年之久的气候损失与损害（loss and damage）议题终于被纳入会议议程。两天加时赛后，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各国代表同意设立一个新的基金机制，为气候变化引起灾难而导致的损失与损害提供补偿。尽管该基金的具体运作方式仍待2023年确定，资金已确认将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提供，补偿遭受气候损失与损害的发展中国家。

“这是向气候正义迈出的重要一步”，“虽然此举并非万全之策，但它是一个亟需的政治信号，以重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被破坏的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如是称。诚然，2015年《巴黎协定》签订以来，发达国家拿出的气候援助金额虽然一直在增长，但始终远不足以兑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援助承诺。初步估计表明，2021年气候融资额为8500-9400亿美元，比2019-2020年的平均水平增长28%-42%，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依旧与千亿承诺相差良多，不能满足全球控温1.5摄氏度的气候目标。“空头支票”背后是发达国家占据先发优势享受的气候红利，发展中国家遭受的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增多等气候损失与损害，以及各国因融资条件等不同而导致的气候融资分配不平等问题。资金不到位，却强扼发展中国家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机会，这既不平等，又不现实。

气候转型与生物多样性双双落点“公正转型”，维护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12月20日，第十五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闭幕，会议正式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下称“框架”），为2023年到2030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工作奠定基础。无独有偶，“框架”同样历史性地将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DSI）纳入议题。作为生物个体遗传基因的“解谜密码”，DSI能够帮助人们提取遗传信息，进而合成特定衍生物，再落地到开发新药、研制疫苗、监测传染病等应用场景，价值不可估量。在COP15之前，DSI资源丰富但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主张DSI也属于遗传资源，使用其产生的收益应当与发展中国家分享；情况恰恰相反的发达国家则极力反对。为调和二者矛盾，会议宣布建立一个多边基金，用于DSI提供者、开发者乃至用户之间公平地共享惠益。

百亿援助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此外，COP15提出到2030年每年至少筹集2000亿美元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到2025年时发达国家要提供给发展中国家至少200亿美元，到2030年时每年至少300亿美元。此外，“框架“希望各国积极开发各类金融工具，促进生物多样性领域的融资。2023年，发达国家是否会逐步落实气候损失与损害补偿基金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多边基金值得拭目以待。

3. 欧盟“碳关税”，国际“碳下限”，国内碳市场增长迟缓，碳价参差，区域碳市场之间的摩擦碰撞难以避免

在绿色金融领域之中，碳作为可量化、标准相对成熟、覆盖行业广泛的关键指标，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碳市场则作为平台，既可作为政策工具，协助政府以分配碳排放权的方式将减排责任压实到企业；又有助企业变现碳减排量、金融机构等研发更多衍生产品，继而激励多方参与、带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投资。因此，有必要盘点2022年各国碳市场的进展。

2022年，区域碳市场依据各自优势，探索特色产品与机制。2022年7月，香港集合中国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等两岸三地知名金融机构和企业，成立国际碳市场委员会。10月28日，港交所下属国际碳市场Core Climate正式启动，产品来自全球各地经国际认证的减碳及碳消除项目，可使用港币或人民币计价交易。11月COP27期间，美国总统特使联手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联手推出自愿碳交易市场平台——能源转型加速器（Energy Transition Accelerator，ETA）。拥有超额减排量的发展中国家可向买方企业出售超额量，这意味着高碳排企业可通过购买行为快捷规避低碳转型；部分气候变化领域人士更批评美国可借此举抵消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助承诺，从而“逃避其对联合国承诺的气候变化责任”。12月13日，欧洲议会敲定全球首份碳关税协议CBAM，所有公司进出口相关产品时都将缴纳或返还与欧洲碳价格挂钩的相应税费，以此防止“碳泄漏”，保护因高碳价成本而竞争力低下的本土企业。

国内百亿碳市场同比增长迟缓，拓展行业主体势在必行。12月22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额突破100亿元大关。全国碳市场正式上线以来，共运行350个交易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2.23亿吨，累计成交额101.21亿元。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全年的交易额不足2021年的1/3，这一方面是因为2022年并非履约年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目前全国碳配额交易主体只有2000多家电厂，交易活跃程度不高。相比国际碳市场，国内碳市场的超大体量之下是尚显稚嫩的交易机制，交易品种少，覆盖行业窄，相关规章也很匮乏。“十四五”期间，除已纳入碳市场的电力行业外，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和国内民用航空七个高耗能行业也将被陆续纳入市场。从目前的进度来看，建材、有色两个行业有望成为第二批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而石化和化工行业相关准备工作也在加快推进。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预计，按照目前的碳价水平，陆续纳入高耗能行业、到2030年碳达峰时，全国碳市场累计交易额有望翻十倍，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

区域碳价参差不齐，进出口贸易摩擦在所难免。全球范围内目前已建成的碳交易系统共24个，其中欧盟资历老、覆盖范围广，碳价基数稳定在78美元/吨左右，年中更是一度突破百美元/吨大关，碳价全球最贵。相较之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地的碳配额售价不到30美元/吨，新西兰在48美元/吨左右摇摆，韩国碳价格不足15美元/吨，而中国碳价格则在8.14美元/吨上下浮动。几大主要碳市场之间的碳价差距都近十倍，如此差距悬殊的碳价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区域间的进出口业务。以欧盟碳关税CBAM为例，国内钢铁产业龙头宝钢股份披露，如依照80欧元/吨碳价纳税，公司将每年被征收4000~8000万欧元碳关税。

2023年全球统一碳价？IMF或将推行分档式碳价下限。11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CEO格奥尔基耶娃指出，到2030年碳价至少要达到75美元/吨才能为企业和消费者创造低碳转型的动力。IMF提议设定国际碳价下限：到2030年，发达经济体碳价达到75美元/吨以上，中等收入发展中经济体达到50美元/吨以上，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达到25美元/吨以上。截止2022年12月28日收盘，我国碳价为55元/吨(合8.11美元/吨)，这意味着如果碳价下限实行，我国碳价将剧增6倍以上，无疑会重重冲击高碳排的本土企业。

4. 国内关注度上升，全球关注度不减，双碳领域影响力投资正当时

影响力投资是旨在产生积极且可度量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力，并同时带来财务回报的投资。该概念最早于2007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2022年以来在全球热度不减，国内关注度也逐步提升。1月，ICE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影响力债券发行量超万亿美元。3月4日，天府（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开办国内首个社会企业板，为社会企业打造专业影响力投融资对接平台。4月，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设立中国影响力投资网络（CIIN）；另类资产管理公司TPG全球影响力投资平台上善睿思基金成功募集73亿美元。8月，德勤中国公布其2022年社会影响力投资总额近3500万元，未来三年再加注10亿港元投资香港。

2022年11月，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下称“社投盟”）发布《2022影响力投资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价值》，清晰地指出了一种可能性：影响力投资的推广和发展，有助于我们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找到能更好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途径和方法。发改委、中金研究院等多方机构形成共识：中国实现双碳目标资金缺口达百万亿人民币， 并且九成需要调动社会资本。面对如此巨量的资金需求，我国双碳领域现有资金以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为主，股权投资量级小、比重低。如依中金研究院对2031-2060年的绿色投资需求结构预测，股权投资占比需十倍增长。然而，股权投资相对绿贷和绿债收益不固定、不确定性高、风险也更大，投资者踯躅不前也有其道理。社投盟研究指出，双碳领域影响力投资先行者普遍认为影响力投资能够“挖掘价值洼地，找到尚未被主流资本关注的蓝海赛道”，并且通过影响力投资这一概念“团结价值观相同的投资者、创业者和第三方服务机构从而协力创新”。影响力投资资金量级大、关注早期创新，恰恰符合双碳领域的需求。

此外，影响力投资者被价值观驱动追求利益和公义的双重目标，影响度量等手段的完善也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双重目标。出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道德正义，在双碳领域不仅需要促进减碳技术的早期创新，而且需要帮助各类人公平地适应气候变化。因此影响力投资将帮助解决“生产力发展”和“平衡气候适应和减缓”的挑战。通过搭建追求“双重目标”的生态，影响力投资也可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双碳领域，从而帮助解决“吸引社会资本”、“兼顾义利”的挑战。

图3：绿色投资需求结构预测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社会价值投资联盟

来源：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