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脑科诊疗机构三博 为什么能从复杂疑难病例做起?

张铃2023-09-28 14:06

(闫长祥在手术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铃 9月的一天,几位乘客从西郊线香山站下车,向东步行500米,走进北京三博脑科医院(以下简称“北京三博”)。这是许多严重脑部疾病患者进京求医的路线。

北京三博是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博脑科”)旗下医院。2023年5月,三博脑科(301293.SZ)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成为A股市场第一家以神经专科为主的医疗集团。

9月底,经济观察报在北京三博见到了三博脑科董事长张阳。“不可能让绝大多数病人都到北上广看病,我们必须走向全国。”张阳说。

2004年,栾国明、于春江和石恩祥等三位脑神经外科的顶级医疗专家从医院“单飞”,和张阳一起创办三博脑科,从租赁100张床位做起,发展为有8家医院(含2家在建)的医疗集团。

十几年里,数万台脑部手术在这个医疗集团进行。在北京院区,围手术期死亡率常年低于5‰,4级手术(最高难度级手术)占85%。在每年北京市卫健委DRGs评价体系里,三博脑科代表疑难病例诊疗能力的CMI指数连续多年排在第一。

张阳告诉经济观察报,上市后,三博脑科要将医疗服务半径进一步扩大,他计划在两到三年内,将集团医院数扩展到10家以上,这意味着届时三博脑科覆盖的人口将达到4亿-5亿。

建更多新医院,医疗同质化、医疗人才质量的持续,是三博脑科必须考虑的内容。

“10+”医院从哪来?到哪去?

张阳说,三博必须要超越三博,这是上市之后的必然要求。

目前,三博脑科共运营6家医院,分布在北京、云南、重庆、福建、河南等省市,另有2家医院在筹建中,这些医院都位于省会城市。张阳透露,接下来,集团将重点向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发达、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发展,在两到三年内,将集团医院数扩展到10家以上。

业务向纵深发展后,三博脑科还会考虑把医院下沉到交通发达区域的二三线城市。张阳用河南举例:河南全省有上亿人口,病人不可能都去郑州,周口、驻马店、南阳等人口超千万地级市的医疗服务市场需求都很大。以三博的技术,到地级市也更能快速形成口碑影响力。

要快速走向更广阔市场,除了自建医院,三博脑科也计划并购医院。寻找优质标的时,张阳会对其所处城市、业务、技术能力、管理规范性、合规性等方面作综合考量。

已有的医院也要继续发展。按照三博脑科的规划,昆明三博脑科医院未来会定位为西南神经科学中心,将医疗覆盖至东南亚地区。西安三博脑科医院则要覆盖西北五省,在国际医疗方面通向中亚各国。

随着集团医院的增多,如何保证人才质量,并进一步控制医疗风险?

三博脑科的做法是,将不同院区医疗品质的同质化把控好,从最简单的病例书写、到全程精细化、网格化的医疗质量管控,所有医院使用一个标准。地方医院在当地招聘的工作人员,都需要到北京做三个月至一年不等的培训。每个地方医院都会有从北京派去的专家,有特殊需要时,北京的专家也可以随时过去,以保证各医院的技术能力。

“这样一来,其他医院虽会和北京有差距,但差距很小。”张阳说。

在规模上“超越”之外,还要在业务范围上“超越”。

创立以来,三博脑科做医疗、科研、教学一体化的医疗业务,通过临床研究、人才培养,带动医疗业务发展。上市后,张阳希望加强医疗业务中的科技元素,不单要做医疗服务集团,还要向医疗健康科技集团融合。

具体而言,业务版图要往前延伸,做脑病预防、脑健康管理,让更多人不得病,得病后更早知道,减少治疗或诊疗成本,同时扩大服务群体。

从100张床开始的探索

三博脑科的诞生,缘起于天坛医院三位医生栾国明、于春江和石恩祥“办个与众不同的医院”的想法。

筹备工作从2001年开始,直到2004年,第一家医院才开业。张阳回忆,中间几年,大家反反复复折腾,到底什么样的模式是合适的?哪里是合适落地的临床和执业地点?是从100张床做起,还是300张、500张?需不需要找更多的投资?

最终,几人统一了意见,决定自己做,从小做起。他们在复兴医院借了100张床,开院头一天,床位就全部住满,因为技术和口碑好,很快便轮转不开。开院第二个月,医院就实现了盈亏平衡。

一开始,几人的想法很简单:做一家医教研三位一体的医院。医疗离不开科研,离不开教学,要做人才培养,这是个朴素的道理。至于医院未来能走到什么程度,能发展成多少家,是不是集团化,是不是能上市,他们没想那么多。

和市场上许多民营医院靠广告引流不同,三博脑科倚重技术,将“技术、品质、服务”作为经营理念。张阳认为,民营医院应把技术作为发展的第一要素,在这个基础上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体验,这样患者才会“用脚投票”,否则他们当然会优先选择公立医院。

在北京三博,4级手术(最高难度级手术)占85%,围手术期死亡率常年低于5‰。在北京连续几年的神经外科医疗能力评价里,三博脑科手术的技术难度超越领域内顶级公立医院,排在第一。

为什么主要做高难度的复杂手术?三博脑科脑肿瘤学科带头人之一闫长祥直言:“三博的定位就是复杂、疑难,一直都是这样,我们就做其他医院不愿做的苦活、累活,甜活我们做不到。”

张阳回忆,刚成立时,三博脑科没有选择,如果不收治疑难病例,医疗量就会不饱和。“作为民营医院,我们也没有选择病人的权利,如果有所选择,慢慢大家会对我们丧失信任和信心,而且很多病人到三博是最后一站,我们必须收治。”

为了在做高难度手术的同时,把医疗质量和风险管理做好,三博脑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医疗质控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张阳认为,任何手术都有风险,难度越大风险越高,但风险是可控的,如果把风险管理好了,收益也会好。“随着一批批医生被锻炼出来,我们赢得了大家信任。我们会把这种模式在集团各医院复制。”张阳说。

现在,三博脑科有1500张床位,这在公立、私立神经系统疾病专科医院里属于“超级体量”。同时,手术量也相对饱和,北京院区一床难求。

从2004年到2014年,长达10年时间里,三博脑科只有一家医院。2014 年,三博脑科在昆明、重庆的三家医院相继投入运营,发展自此提速。2016年,三博脑科有了5家医院,形成了医疗集团雏形,就开始策划做股份制改造。2023年5月,三博脑科上市。

张阳将上市视为三博脑科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不是分水岭。“下一步,我们要思考三博怎么超越三博,这需要有实质性、标志性的事件,那时我们才真正进入分水岭。”

每年退数百万元红包

三博脑科有一个从成立之初定下的基本原则:不收患者红包,不靠药品耗材增加收入,摒弃各种暗箱操作。

张阳透露,三博脑科每年拒收的红包数额达数百万元。具体做法上,除了直接拒收外,也有一种较灵活的方式:红包先“收下来”,放进患者的住院押金,等患者安心做完手术,治疗到一定阶段后,再退还。

为了将不收红包的原则落实,三博脑科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建了专门的内控体系。除开通各种举报渠道外,每位病人出院后,还会接到医院回访电话,问他们有没有被收红包。一旦发现有人收红包,医院会对其处以10倍罚款。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团队里有了共识”,张阳说,事情做了就可能留痕,收红包很容易被发现,“不过,很多‘人情’是隐秘的,要说我们从没有医生收过红包也不一定,但明确的是,近几年送红包的患者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治疗时会互相打听,知道我们这里不需要红包。”

张阳表示,与此同时,三博脑科会给医生较高的阳光收入,医生薪酬总体水平高于公立医院。

和很多社会办医的人才是“一老一小”——多由年轻大夫和各单位离退休的医生组成不同,三博脑科的专业队伍依托首都医科大学平台打造,比较好地解决了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2010年12月,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加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行列,成为该校唯一的民营临床医学院,设有硕士点、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

2023年上半年,在三博脑科的营业收入构成中,医疗服务占比达到76.78%,药品占比为22.7%。这样的医疗服务占比远高于三级公立医院的平均水平(30%左右)。不靠药品耗材去增加收入,这也成了三博脑科留住人才的加分项。

在全球范围内,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是致死率最高的三类疾病,其中脑科疾病的治疗难度、致死率、致残率尤其突出。CT核磁技术的出现和提升,让大量脑肿瘤病人被更早发现;人类寿命的延长,让帕金森、阿尔斯海默症等运动障碍、认知障碍疾病患病群体越来越大。基于对市场容量的判断,张阳并不担心赛道拥挤,关键在能不能做好。

张阳的微信签名一直是“为人民服务”,他希望三博脑科未来既能为患者服务,也能为健康人群服务,业务逐渐向脑科疾病预防方面延伸。

三博脑科文化墙前的张阳(受访者供图)

三博脑科文化墙前的张阳(受访者供图)

以下内容摘自经济观察报与张阳的对话:

经济观察报:三博脑科的医疗整体服务收费定价有什么原则?

张阳:现在公立医院在调整医疗服务定价,主要就是很多高难度手术的定价无法体现技术含量,但如定价太高,大众又难以接受。对民营医院,国家有一些特殊政策,可以调节内部的价格结构,我们可以把手术费、服务费适当调高,但其他的检验、检查部分会按照医保价格执行。

医疗本身不能市场化,但它的竞争是完全市场化的。现在信息这么发达,病人也会“货比三家”,尤其是脑科疾病,他们会非常慎重,在全国范围内去比较,甚至到海外比较,除了比技术,也会比服务价格,所以定价必须考虑同行的定价水平,老百姓总是“用脚投票”的。我们70%的患者是普通人,他们对医疗收费更敏感。

经济观察报:三博怎么应对当前的DRG/DIP付费模式改革?

张阳:DRG/DIP是国家卫生医疗体系和医保体系结合的一个重大管理举措,其核心是提高医疗质量,提高管理效率,同时降低成本,让老百姓受益。这和三博这么多年里在做的是相符的:降低成本,降低药品和耗材占比,简化诊疗流程,让老百姓省钱。

DRG/DIP是个系统,医生要参与,做该做的部分,但是不是都需要医生来“算”,要打个问号,医院还有其他部门支持你,自然有人把账给你算好。但医生该知道的事情也要知道,你每天用了多少耗材、药品,心里都要有数。作为医院,尤其我们现在作为集团上市公司,成本控制会很严格,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要降低一切可降低成本,DRG/DIP在这方面就起到了较好作用。

现在DRG/DIP在全国很普遍了,当然,再好的系统设计,也需要不断改善,这需要过程。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你说“在中国医疗改革的背景下,三博脑科的经营是对民营医院发展新途径一次有社会意义的探索”?

张阳:社会办医有多种途径,有技术型的,比如三博,也有服务型的。许多民营医院不需要很高深的技术,比如妇产医院,服务和体验会很重要,它也有技术含量,但远远低于开颅手术。

社会办医需要探索,莆田系也在探索,不过它探索的很多东西不被认可。我们是中国医生办医里,第一家在A股上市的医院集团,作为社会办医的先行者,有责任去探索。如果能有更多公立医院专家参与这样的创业,他们肯定能比莆田系做得专业许多,但怎么能让他们走出来,这很复杂。

经济观察报:作为民营医院,除了早期收治病人时的“没有选择”,三博还经受过哪些质疑?

张阳:坦率说,单独针对三博的质疑并不多,更多是对整个社会办医的质疑。

在2019年之前,国家就把利好社会办医的政策应出尽出了,这几年,政府对社会办医总体是支持的。实际上,对民营医院而言,最好的政策不是给它什么特殊政策,而是将它与公立医院一视同仁,让它们充分竞争。

三博对技术的倚重非常大,这和市场上某些民营医院不太一样,有的医院靠广告引流,但我们不这样做。三博的经营理念是“技术、品质、服务”,这和脑科医学专业有关系,每个人都只有一条命,到这来不是看感冒发烧的,不是看那种可以自愈的病。重视技术和品质的同时,我们把对人的关怀和尊重植入进去,让病人在实质上有更好的体验。为此,我们要继续抓流程,改变一些固有思维和流程,真正使流程符合现代医院管理质量的要求,让其更精简、更实用。流程抓得好,会是“润物细无声”的。

经济观察报:在全球脑科学领域最顶尖的技术方面,三博有什么探索?

张阳:我们关注脑科疾病治疗领域的前沿科技,包括各种治疗技术、产品。我们的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是国家药品和药物临床试验基地,很多很好的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在这做临床。国外的很多产品我们也率先应用,比如我们十年前引进了亚洲第一台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将单台手术的时间从8-10小时缩短到2小时内,原本只能由个别高水平教授做的手术,年轻的骨干医生们也能做了,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再比如脑机接口,这是神经外科会应用的一个技术,我们也在一边应用一边探索更好的脑机接口产品。

经济观察报:谈谈三博脑科发展中的“天时”“地利”“人和”。

张阳:19年前,我们租赁100张床开第一家医院,那时候国家虽然没有支持社会办医的各种文件,但也没有反对和限制,这是“天时”。

三博第一家医院开在北京,北京是全国甚至亚洲的医疗中心,这是“地利”。

我们有三位神经外科医生参与创建三博,带了一拨人集体走出体制,形成以他们为核心的团队,大家志同道合,一起走到现在,这样的机会即使在现在也是罕见的,这是“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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